36岁广州游泳教练确诊艾滋病，痛苦坦言：早有异常，当时没在意

我叫陈浩，三十六岁，在广州一家老泳馆当游泳教练，本来日子过得稳稳当当，直到一张HIV确诊报告，把我从水里一下子按进了看不见底的深处。

我在这行做了快十年。广州的夏天长，泳馆里一年到头都有孩子来学游泳，空气里总是混着消毒水味和热气。以前我身体好，嗓门也亮，一节课下来能在池边来回跑几十趟，示范打腿、换气、漂浮，从不觉得累。家长们都说我有耐心，孩子也愿意跟我。我那时候真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大概就这样了，教教游泳，攒点钱，结婚成家，过普通人的日子。

我女朋友叫阿玲，在荔湾一家茶楼做点心。她手巧，做出来的虾饺皮薄得透亮，笑起来很温和。我们谈了两年多，双方家里也都知道了，婚事差不多提上了日程。她爸妈对我挺满意，说我人老实，工作也正经。每次去她家吃饭，她妈都会多给我夹菜，阿玲在旁边嫌我吃得太快，嘴上数落，手里却又给我盛汤。那种日子现在想起来，真是热乎。

事情是从去年秋天不对劲的。

一开始只是累。不是上完课正常的累，而是睡一晚上也缓不过来的那种累。早上闹钟响了，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明明知道要上班，可身体像被什么压住了。到泳馆后，我强打精神，孩子们在水里喊“陈教练”，我还是笑着应，但一节课还没过半，胸口就发闷，腿也发软。

我没当回事。男人嘛，总觉得自己扛一扛就过去了。我以为是广州天气闷，湿气重，又或者前阵子排课太满，把人累虚了。去药店买了点维生素，又买了清热祛湿的冲剂，每天泡一杯，喝完还安慰自己，没事，休息几天就好。

可身体没有听我的。

没多久，我背上开始起疹子。洗澡时手一摸，肩胛骨那一片密密麻麻，照镜子一看，是一小片一小片暗红色的疹。它不怎么痒，也不疼，就在那里摆着，像提醒我什么。我以为是泳池水刺激皮肤，或者最近换了沐浴露过敏，就去社区医院拿了药膏。抹了几天，好像淡了一点，可过不了多久又起来了，还跑到胸口和腰侧。

阿玲看见后问我：“你是不是又乱吃海鲜了？”我想起前几天跟朋友去吃过虾蟹，就顺着她的话点头。她让我别嘴馋，我也笑着答应。其实那会儿我心里已经有点发毛，只是不愿意往坏处想。

接着是瘦。

我以前八十公斤，肩宽背厚，站在泳池边，家长一看就觉得这个教练有力气。可那两个月，我裤腰越来越松，皮带往里扣了两个孔。学员家长还开玩笑说：“陈教练最近减肥成功啊。”我嘴上说是控制饮食，心里却清楚，我根本没刻意减。饭量没少，体重却掉得快，胳膊上的肌肉也软了。最丢脸的一次，是我托一个小孩练仰漂，手上竟然没劲，差点让孩子呛水。孩子哭了，家长脸色不好看，我一边道歉，一边觉得后背发冷。

真正让我害怕的是那场低烧。

那天下午上完课，我坐在池边换拖鞋，忽然一阵头晕，眼前的灯晃得厉害。伸手摸额头，烫，可身上又一阵阵发冷。我回家后喝了姜汤，早早躺下。第二天烧退了，可人像被掏空了一样，爬楼梯都喘。刷牙时牙龈还出血，漱口水吐出来一片红。我盯着洗手池看了半天，手指不自觉地抖。

那一刻，我终于不敢再骗自己了。

我请了半天假，一个人去了医院。挂号时，我在内科和皮肤科之间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跟医生说，想做个全面检查。抽血的时候，我看着那几管血被拿走，心里说不出的慌。结果要等，我那几天上课都像丢了魂，孩子们在水里嬉笑，我听着却像隔着很远。阿玲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声音不对，我只说最近累。

第三天，医院让我过去一趟。电话里医生语气很平静，可我听完心一下子沉了。去医院的路上，广州还是热，街边人来人往，卖肠粉的小摊冒着白气，可我背上全是冷汗。

医生把报告放在我面前，指着其中一项说，HIV抗体初筛阳性，还需要做确证，但结合我的症状和免疫指标，情况基本可以判断了。

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后面他说了什么，我听得断断续续。什么规范治疗，什么抗病毒药，什么现在不是没办法控制，我都知道他在解释，可每个字落到我耳朵里都像隔了一层水。我只反复问：“会不会弄错？我平时身体很好，我是游泳教练啊。”

医生看着我，没有吓唬我，只是很认真地说：“身体好不代表不会感染。现在最重要的是配合治疗，别拖。”

我拿着报告走出医院，太阳刺得眼睛疼。路边三角梅开得很红，车流也吵，可我站在那里，觉得世界一下子没声音了。我蹲在花坛边，手里攥着那张纸，哭得抬不起头。三十六岁的人了，那一刻真的像个闯了大祸的孩子。

接下来几天，我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窗帘拉着，外卖盒堆在桌上，手机响了也不接。阿玲发消息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我不敢回。我怕她知道，更怕她看我的眼神变了。

我一遍遍想，到底是哪一次。想来想去，只有前年去泰国旅游那次。那晚喝多了，在酒吧认识了一个游客，稀里糊涂发生了关系，也没有做保护。事情过去后，我一直把它压在心底，觉得只是一次荒唐，谁知道这次荒唐最后会变成一根刺，扎进我后半生。

我恨自己，恨得牙根都疼。想到爸妈在粤北老家，想到阿玲已经在看婚纱照，想到她爸妈那么信任我，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人。有那么一两晚，我甚至真的想过不活了。站在阳台上往下看，风吹过来，我腿都发软。

后来救我一把的，是泳馆一个老学员周姐。她在医院当护士长，之前就提醒过我去检查。她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状态不对，给我打电话，我不接，她就发短信。她说，陈浩，这不是马上就完了的病，现在能治，按时吃药可以正常生活。她还说，你别一个人胡思乱想，明天来医院，我带你去找感染科医生。

那条短信我看了很多遍。看着看着，眼泪又下来了。第二天早上，我洗脸，刮胡子，换了件干净衣服去了医院。

感染科的主任是个女医生，说话很直接。她看完报告后告诉我，还不算太晚，马上开始治疗，病毒可以压下去，免疫力也有机会恢复。她没有用那些吓人的话，也没有用异样眼光看我，就像对待一个普通病人。那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还能活。

最难的，是告诉阿玲。

我躲了她快一个月，她终于找上门来。她一进屋，看见我瘦了一圈，屋里乱得不成样子，当场就哭了。一边骂我不会照顾自己，一边收拾桌子，又给我煮面。我坐在旁边，看她忙前忙后，心像被手攥住一样疼。

我把早就写好的信递给她。里面写了确诊的事，也写了那次错误。我不敢亲口说，怕自己说不下去。

阿玲看完后，很久没出声。她脸色一点点白下去，手也在抖。她抬头看我，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有震惊，有委屈，也有害怕。她问我：“陈浩，你为什么现在才说？你叫我怎么办？”

我低着头，一句话都答不上来。

她哭了很久，最后起身把那碗面倒掉，说：“你现在胃不好，别吃这个了，我给你煮点粥。”她没有说原谅，也没有说分手，可她没有走。就这一点，已经让我觉得自己欠她一辈子。

后来的日子并不轻松。阿玲还会来照顾我，提醒我吃药，陪我去复查，但她不让我碰她。毛巾分开，杯子分开，她洗碗时会戴手套。我知道她害怕，也知道她需要时间，可我看着她小心翼翼的样子，心里比刀割还难受。我几次跟她说，要不分开吧，是我对不起你。她却红着眼睛骂我：“你现在说这个，是想让我良心也不好过吗？”

真正让她慢慢放下心的，是周姐带我们去参加了一次感染者互助活动。那天我原本不愿意去，怕阿玲受刺激，但去了以后才发现，那里的人都很普通。有人成家了，有人有孩子，有人已经规范吃药很多年。一个大哥说，他病毒载量早就检测不到了，医生告诉他，坚持治疗，日常生活不会传染给家人。

阿玲坐在我旁边，开始时身体绷得很紧，后来慢慢安静下来。回去路上，地铁里人很多，她没有再离我很远。快到家时，她轻轻问我：“只要你好好吃药，真的可以控制住，对吧？”

我点头，说一定会。

她沉默了一会儿，只说：“那你以后不准漏药，也不准再瞒我。”

从那以后，她开始陪我查资料，陪我去疾控咨询。听专业人员讲清楚日常接触不会传播，规范治疗后病毒检测不到，风险会大大降低，她整个人才慢慢松下来。我们之间那层冰，没有一下子化开，但总算有了裂缝。

工作上，我也经历了一道坎。我把情况告诉了泳馆老板。他是看着我一路干起来的，听完后抽了很久的烟，最后为难地说，阿浩，不是我不信你，是家长那边怕解释不清。你先休息一阵吧。

我心里难受，但也明白他的顾虑。后来我去考了康复训练相关的证书，转到一家康养中心做水中康复指导，主要带一些老人做低强度训练。面试时，我主动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也拿出复查报告。负责人看完后，只问我身体能不能吃得消。我当场做了一套水中示范，他点点头，录用了我。

现在，我每天按时吃药，定期复查，病毒载量已经检测不到，身体也一点点恢复了。阿玲还是会盯着我，早上出门前问一句药吃了没，晚上看我太累就催我睡觉。我们没有把日子说得多漂亮，但确实在往前走。

这场病让我明白，人最怕的不是身体出问题，而是明明身体已经提醒你了，你还装作没看见。乏力、皮疹、消瘦、低烧，那些异常其实早就出现了，是我一直不愿意面对。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吃了这么大的苦。

我叫陈浩，三十六岁，广州游泳教练，确诊艾滋病后痛苦过、害怕过，也差点放弃过。可现在我知道，只要肯面对，肯治疗，日子并不是走到尽头。犯过的错不能抹掉，但活着的人，总得学会承担。以后我只想好好吃药，好好工作，好好对阿玲，也好好珍惜这条被我差点弄丢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