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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思政公开课的讲座,两家融媒体的视频采访,在站立了1个多小时后,扈强,终于坐下了。
这位北京电影学院的院长,刚刚坐在沙发上的那一刻,轻轻地解开了外套脖领上的第一个扣子。
“我们搭了一个平台,什么样的平台?就是把你培养成一名懂电影美学的合格的社会人。你在这个行业当中,你才有明天。”从始至终,无论言语的缓急快慢,扈强一直保持着笔挺的坐姿。
也许,对于这位“老北电”来说,沙发的靠背与扶手,仅仅是一个借力的支点,而不是放松的倚仗。
“我更愿意人们把我们看成是电影教育工作者。”扈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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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去哪了?
6月30日晚上7点30分,一堂名为《影剧绘中国 初心铸〈同志〉》的大思政课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的大剧场内开始了,同学们的小品作业《同志》成为了这堂课的开篇。
《同志》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几位年轻的演员在排练一出关于抗日战争的戏剧,这些演员的失真之处引起了旁边一位工人师傅的注意。这位老师傅不住地纠正着年轻演员们的错误,逐渐地也融入了剧情之中。在同志的呼唤中,他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看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们。而也是在这样的一种时空交错中,这些年轻的演员也感受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精神与力量,从中受到了教育。一出舞台剧让隔代人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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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演员全部来自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在校生,但是这部舞台短剧却创编于26年前,原创者是扈强当时的学生。那年,扈强30岁。
“我跟王劲松老师一起带班的时候,学生陈嫣嫣和李晓飞,交给了我们一个作业的雏形。我们两人一块儿把它做了延伸,后来我又把它做了一个改编,然后就有了今天你们看到的这个舞台剧,李晓飞同时也是这次重排这个作业的导演。”扈强说。
当时的师生们的想法很简单。“那个时代,我们还年轻,就觉得好像大家叫‘老板’,叫‘先生’,叫这个‘总’那个‘总’的多,为什么没有人叫‘同志’?‘同志’去哪了?”扈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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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扈强并不会看到26年后的这堂思政课。“我只是说在那个时代,这个作品它很有我们教学组想表达的社会主题。从表现形式说,它又是以一个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教育教学的层面上来说,它具有独特性。”扈强说。
“这个作品给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年轻人不需要你填鸭式的教育,年轻人需要你指引。老师最大的任务就是指方向。每一个老师都要懂得因材施教,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他所产生的作品就一定是最美的。在这个班里头,很多作品都验证了我们这个教学观点。”扈强说。
培养志同道合的人
“同志”这个主题在今天的思政课上演起来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呢?扈强说:“我觉得新时代下,我认为的同志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而且是要有一群志同道合、心胸开阔的合格的社会人。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才能有所前进。”
“北京电影学院不培养明星,也培养不了艺术家。‘明星’的背后体现的是人性存在。‘艺术家’的背后体现的是时代跟社会的关系。他赶上了什么样的时代?他赶上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是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还是能成为明星,那是他和别人的关系。但是北京电影学院首先塑造的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这是我们教育教学当中最核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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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充满声光电的舞台剧搬到了思政课上,恰体现了北京电影学院在培养学生方面的这样一种思路。扈强说:“从两年前,我们就开始寻找一个把专业课跟思政课相结合的方式。一个伟大作品当中都有可以提炼出来的伟大的思想。那么一个伟大的思想,又怎么在艺术作品当中得到展示?对于我们来说,这既是一个思政问题,也是一个创作问题。”
在思政课方面,扈强说北京电影学院还会继续打造系列思政课。他们需要考虑的是在建造中国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北京电影学院应该做什么,“在影像方面,北京电影学院肯定是责无旁贷的。”
目前,北京电影学院诸如中国电影导演史、中国电影表演史、中国电影美术史这样的课程大概有20门,除此以外,它要做的是对学院近80年的优良传统进行全面地梳理:从1938年延安电影团时期到1950年北京电影学院建院,再到今天——此时的它已经拥有了两个校区。
自信与紧迫
提到北京电影学院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美学和艺术学体系的建立乃至中国电影审美体系架构的贡献,扈强是充满着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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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到现在很多有成就的年轻电影人并不是北京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甚至于不是科班出身,这是不是电影的教育教学有问题?我说没有问题。他虽然没有在电影学院生活过,没有在电影学院这个环境当中成长。但他是不是中国的电影市场培养出来的?是不是被中国的影视市场培育过的?或者被洗礼过的?如果是的话,非常对不起,这些创作者90%是我们的‘毕业生’。”说这话的时候,扈强声音并不大,但是很严肃。
扈强说:“因为中国电影整体框架是这七十多年以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历代教育教学者和艺术家们,他们创造出来,他们打造了这么一个环境。”
然而自信之中,扈强也有着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来自于一名教育工作者的“本能”,来自于任何一个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也来自于中国电影发展自身的需求,“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话,你就会越会觉得说人才在每个时代都是需要的。”
但是,今天的时代对于未来的影视工作者有了什么样的新需求呢?
“科技。”扈强说。
重骑兵与轻骑兵
“如果北京电影学院只教电影的话,我们就‘窄了’。”扈强把北京电影学院传统的艺术创作类院系包括导演、表演、美术、录音、摄影等称之为重骑兵专业,是学院的拳头产品,“但是这两年,学院也有了数字媒体学院,智能影像和影像传媒方面新的专业与院系,还有了AI技术研究院,这些是我们的轻骑兵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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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说社会上一些人对北京电影学院的认知就是一家大电影厂或者高级文化公司,或者是一个”造星“厂,这完全是不对的。它就是一所大学,它跟北理工、北邮、北航这些大学的社会职能是一样的,只是具体的赛道不同。”
扈强尊重科技,但并不迷信科技。在他看来,技术终究是要为人所用的。尽管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当下的流行技术,但由于没有放弃创作,扈强知道在拍摄现场AI的局限性,即便可以部分实现“交互”,但也无法取代创作者。
“即便完成了交互之后,就更需要是什么呢?更需要具有审美价值跟审美意识的操作者出现。机器是被人操作的,但被谁操作?是要被那些具有审美意识的人操作。那审美意识从何而来?没有天生的。”扈强继续说,“我们搭了一个平台,什么样的平台?就是把你培养成为一名懂电影美学的合格的社会人。这样你在这个行业当中,你才会有明天。但如果你只懂电影美学,即便非常有艺术家气质,但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你也没有明天;如果你是一名优秀的社会人,你优秀到了极致,但你一点都不懂电影艺术,你也没有明天。所以我们叫复合人才的培养,或者叫交叉学科的培养。”
为学生创造机会
提起创作,人们自然会想到扈强在电视剧《主角》里饰演的单仰平,省秦腔剧团的团长。从秦腔艺术生存与发展的角度,单仰萍不仅培养年轻人,也敢于启用年轻人,为他们提供演出的机会,最终也是为了保护年轻人而付出了里生命。
而现实里的扈强,与单仰平最大的共同点便是信任年轻人,保护年轻人,为年轻人提供机会。于单仰平而言,这是出于对秦腔艺术的热爱和一位艺术院团管理者的职责;于扈强而言,这是出于对影视艺术的热爱和一位影视教育工作者的职责;但二人也稍有不同,前者是要让艺术和院团活下去,后者则是要让艺术发展下去,让人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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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扈强这些年并没有停止艺术创作的脚步,除了参演《主角》以外,还参演了《情满九道弯》《低智商犯罪》《问心》等多部剧集,此外还执导了《骨语2》《悬镜》等剧集。
扈强执导作品的同时会带着一些学生跟他一起进行创作,在他看来片场不仅是一个实践场,更是一个实验场。在这里,他所进行的不只是拍个作品,而是带着学生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地影视科研项目。
实际上,不经过这种社会层面的创作实践,学生并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也不会知道当前影视行业的潮流趋势所在,更不知道如何有效地与团队其他人员进行协同配合;同时也只有在这种有老师带着的实践场里,学生才敢于把自己的各种想法和才能施展出来,不管是艺术上的还是技术上的。
大胆的信任与启用年轻人,充分发挥年轻人的实验与探索精神,这并不只是单仰平与扈强所独有的精神,本质上他们的付出是一种传统精神的传承。艺术专业实践性强,任何艺术创作本就都不可能脱离社会、闭门造车,因此在北京电影学院,拍摄联合作业是对毕业生的一项基本要求。
同时,几乎每一位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老师都深知时代的发展,催更着人们的审美水平、审美趣味和审美需求,学生们能够接触到更多新鲜的东西,艺术教育工作者有责任让这些新鲜的东西变成艺术作品,从而成为一种艺术手段,甚至艺术思想。
北京电影学院的很多举措都是从这方面考量的。例如,北京电影学院与张艺谋展开深入的合作,张艺谋每拍一部电影,就会有许多电影学院的学生参与其中。能够与张艺谋这样级别的导演进行合作,直接接受他的点拨,这样的机会并非一般院校可以提供的。
了解真实的生活明白为谁创作
但现实是,并非每位导演专业或者摄影专业的学生都能够成为张艺谋,也不是每一个导演或者摄影师能像张艺谋那样走出校园之后遇到吴天明这样的伯乐,与任何一所大学一样,北京电影学院关注毕业生以后的就业问题,也尽量通过制度保障、师资力量和社会影响力去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率,但是社会的竞争是残酷的,尤其是影视行业,聚光灯下,人们似乎过多的关注“流量”“明星”“红毯”……却看不到有多少演员在焦虑中苦盼通告,有多少导演在资金与艺术中徘徊不前,又有多少制片人为欠款而彻夜难眠。
扈强举了一个许多年前的例子。那时,他还是一名老师,陪朋友去一家售楼处看房子。突然,他发现一位销售正是自己的一名表演专业的学生。这位学生也看见了他,转身就走。扈强对销售经理说:“你把刚才离开的那个小伙子叫过来,那是我学生。”当这位小伙子走到扈强面前的时候,第一句话便是:“太惭愧了,给您丢人了。”
扈强对小伙子说:“人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第一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饿死了还搞什么艺术。你现在干的这些事情,你由此了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对你将来的创作是非常有帮助的。即便你不搞创作。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生活也是有价值的。我也相信电影学院教你的东西,会让你在工作中比别人上手得快。”
即便学生将来从事影视行业,扈强说:“你为谁做影视项目?你为什么要做影视项目?你怎么做影视项目?你做影视项目,你想给社会传递的是什么?这都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观。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与同事在说,我说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什么?我们‘三观’要契合,我们才能在同一个学校里生存下去。如果我们‘三观’都不能契合的话,不要说做同志,朋友都没有办法做。”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满羿
编辑/刘忠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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