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的光刺得我眼睛疼。
凌晨两点十七分,北京朝阳区某老旧小区的合租房里,我侧躺在床上刷手机。窗外偶尔传来几声醉汉的嚎叫,隔壁室友的打呼声像拖拉机一样穿透薄墙。我睡不着,阿米尔回印度探亲已经十二天了,时差两个半小时,他应该刚吃完晚饭。
我点开微信,他的头像灰着。
又点开朋友圈,刷到他在孟买机场发的那条:“终于回家了,想念妈妈做的咖喱。”配图是一张全家福,他爸妈坐在中间,他和哥哥站在后面,笑得露出一口白牙。我给他点了赞,评论了个小心心。
无聊间,我翻到了他之前截图发给我的家族群聊天记录——那是他为了让我了解他家人才发的,群名叫“夏尔马家族群”,里面有三十多个人,全是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堂兄表妹。
我随手点开那张截图,放大看。
平时我不看这些印地语聊天记录,因为看不懂,截图也是他翻译给我听的。但今晚我实在太无聊了,就用手机自带的图片翻译功能扫了一遍。
印地语翻译成中文,大部分都是乱码。什么“今天的薄饼很好吃”“侄子考试成绩不错”“谁家的牛跑了”之类的日常废话。
我打了个哈欠,准备关掉。
手指不小心往右一滑,滑到了另一张截图——这是他前两天发给我的,说是家族群里有人在开玩笑,问我能不能看懂。
我本来没在意,但翻译软件自动识别了图片上的文字。
一行翻译结果跳出来。
“北京那个搞定了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
手指有点发抖,我又重新翻译了一次,确认没看错。翻译软件明明白白显示着:“北京那个搞定了吗?”
发消息的人备注名是“二哥拉杰”。
下面是阿米尔的回复,一个简短的词。
“搞到了。”
我的大脑空白了大概三秒钟。
搞到了?
什么搞到了?
我?
我把手机拿近,又拿远,又拿近。翻译软件不会骗人,这三个字清清楚楚。我又把整张截图重新翻译了一遍,试图从上下文里找到别的解释。
前面几条消息是:
拉杰:“签证材料准备得怎么样了?”
阿米尔:“都齐了,下周去交。”
拉杰:“女方那边知道吗?”
阿米尔:“不知道,先别说。”
拉杰:“北京那个搞定了吗?”
阿米尔:“搞到了。”
我的手指开始发麻。
“搞到了”这三个字,像三根钉子,一根接一根钉进我的太阳穴。
我猛地坐起来,后背靠在冰冷的墙上。手机屏幕的光照在我脸上,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表情一定很难看。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哭的。
眼泪就那么流下来,没有声音,一滴一滴砸在手机屏幕上。我用手背去擦,越擦越多,屏幕上全是湿漉漉的印子。
我认识阿米尔三年了。
三年前我在五道口的酒吧打工,他是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学中文的。他和他朋友来喝酒,我给他们上酒的时候,他朋友用印地语跟他说了什么,他笑着回了一句,然后转头用流利的中文跟我说:“你的耳环很好看。”
我低头摸了摸耳朵上那对十块钱的地摊货,笑了。
后来他每周都来。
再后来,我们在一起了。
他是印度高种姓出身,家里在孟买有生意,算是中产阶级。他说他来中国留学是因为喜欢中国文化,想在中国发展。他学中文很快,两年就说得比我这个北京大妞还标准。
他对我很好。
真的好。
他会在我来大姨妈的时候给我煮红糖水,虽然每次都煮糊。他会记得我的生日,给我买那种很丑但很贵的蛋糕。他带我见过他的中国朋友,也视频见过他在印度的家人。他妈妈在视频里笑眯眯地朝我挥手,用印地语说了什么,阿米尔翻译说:“我妈说你很漂亮。”
我信了。
我他妈全信了。
我甚至开始存钱,想着将来跟他回印度办婚礼。我查了印度婚礼的风俗,知道新娘子手上要画曼海蒂,知道婚礼要骑白马,知道要撒花瓣。我甚至偷偷在网上买了一件印度纱丽,藏在我衣柜最底层,从来没告诉过他。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现在想想,我真是个傻逼。
我深吸一口气,手指还在抖,但脑子已经清醒了。我把那几张截图全部保存下来,又截屏备份,发到自己的邮箱里。然后我打开微信,点进和阿米尔的聊天框。
最后一条消息是他五天前发的:“宝贝我想你了,孟买太热了,我快被烤熟了。”
我没回这条。
我往上翻,翻到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
“宝贝我爱你,你是我的唯一。”
“等我在中国稳定下来,我们就结婚。”
“我爸妈很喜欢你,他们同意我们在一起。”
我一条一条地看,眼泪又下来了,但这次不是伤心,是气的。
我深吸一口气,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阿米尔,睡了吗?”
过了大概五分钟,他回了。
“还没睡宝贝,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是不是又失眠了?”
我盯着“宝贝”两个字,胃里一阵翻涌。
“睡不着,想你了。”我打字的手很稳,语气却装得很正常。
“我也想你宝贝,再过十天我就回北京了,给你带了好多礼物。”
“什么礼物呀?”我配合着问。
“不告诉你,给你惊喜。”
我冷笑了一下。
惊喜。
确实挺惊喜的。
“阿米尔,你家族群里那个拉杰是谁呀?”我突然问。
那边停顿了几秒。
“拉杰?是我堂哥,你见过的,照片里那个穿白衬衫的。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我打字,“他结婚了吗?”
“结了,孩子都两岁了。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好奇。”我发了个笑脸,“你们家族群里平时都聊什么呀?”
“就是些家常,没什么特别的。你知道的,印度家庭就爱聊这些。”
“哦。”我回了一个字。
然后又发了一句:“那,你们聊过关于我的事吗?”
又停顿了几秒。
“当然聊过,我爸妈可喜欢你了,老在群里夸你。”
我盯着他发来的这句话,眼泪又下来了,但我没发出任何声音。
我用手背擦掉眼泪,继续打字。
“真的吗?那他们夸我什么了呀?”
“说你漂亮、能干、贤惠,反正就是各种夸。”
“那你呢?你怎么说的?”
“我当然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朋友啦,我还能怎么说。”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然后我打出了那句话。
“那拉杰问你‘北京那个搞定了吗’,你回‘搞到了’,是什么意思?”
对面沉默了。
不是几秒钟的沉默。
是整整沉默了将近两分钟。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着对话框上方“对方正在输入…”的字样出现,消失,又出现,又消失。
最后,他发来一句话。
“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别装。”我直接发过去。
我把翻译好的截图发给他。
又沉默了。
这次沉默更久。
然后他的电话打过来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我的声音很平静。
“宝贝,你听我解释——”他的声音很急促,带着一种被拆穿后的慌乱,“那个翻译有问题,印地语的语境不一样,那个词不是你想的意思——”
“那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我打断他。
“那个词在印地语里是‘搞定’的意思,但不是那种‘搞定’,是是是”
“是什么?”我冷冷地问。
“是搞定签证的意思!”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对,就是搞定签证!我堂哥问我签证材料搞定了没有,我说搞到了,就是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他问的是‘北京那个’?”我的声音很平静,“签证跟北京有什么关系?”
“因为因为我是从北京申请的签证嘛,所以他就说‘北京那个’——”
“阿米尔。”我打断他,声音很轻,“你觉得我傻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你之前说你爸妈很喜欢我,同意我们回国结婚。”我一字一句地说,“但你们家族群里的聊天记录,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提过我的名字。你爸妈在群里聊什么,你堂哥聊什么,你姐姐聊什么,我都翻译了一遍。没有人提过我。”
“那是因为——”
“因为什么?”我冷笑,“因为我不配被提?还是因为你们根本没打算让我进你们家的门?”
他不说话了。
“你告诉我,‘搞到了’是什么意思?”我的声音开始发抖,但我拼命控制着,“我是你搞到的猎物?是你搞到的战利品?是你搞到的玩物?阿米尔,我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他沉重的呼吸声。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我吼出来,“你他妈告诉我啊!”
“我爱你。”他突然说,“我是真的爱你——”
“放屁。”我打断他,“你爱我?你爱你妈的你爱我?你爱我你会跟家里人说我搞到了?你爱我你会把我当成一个东西?你爱我你会说‘北京那个’?我在你眼里连个名字都没有?”
“那是翻译的问题——”
“够了。”我打断他,“阿米尔,我们完了。”
“宝贝——”
“别叫我宝贝。”我说,“你不配。”
我挂断了电话。
然后把他的号码拉黑了。
微信删除。
朋友圈清空。
所有照片,一张一张删掉。
删到那张他在机场给我比心的照片时,我终于崩溃了。
我把手机扔在床上,抱着枕头哭得浑身发抖。我哭得喘不上气,哭得胃都在痉挛,哭得我室友从隔壁房间跑过来敲门。
“怎么了怎么了?”
我没回答。
她推门进来,看到我哭成那样,吓了一跳。
“怎么了?跟阿米尔吵架了?”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又摇摇头。
她坐到我床边,轻轻拍着我的背。
“到底怎么了?”
我抽噎着把事情说了一遍。
她听完,沉默了。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冷静下来的话。
“你知道吗,我之前就听说过这种事。有些印度男人,家里有未婚妻还出来找女朋友。他们把国外的女朋友当成玩,等玩够了就回家结婚。”
我愣住了。
“你不是第一个。”她轻声说,“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
我想起他给我煮的红糖水。
我想起他给我买的丑蛋糕。
我想起他说的每一句“我爱你”。
那些都是真的吗?
还是说,那些也是他“搞到”我的手段?
我闭上眼睛,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三天后,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宝贝,给我一个机会解释,求你了。”
我没回,直接拉黑。
又过了两天,他朋友加我微信,说他回国了,想见我一面。
我拒绝了。
他朋友说:“他真的很痛苦,你就见他一面吧。”
我笑了。
“告诉他,北京那个,搞不到了。”
然后我把那个朋友也删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五道口那家酒吧。
酒吧还在,换了个老板,但装修没变。我坐在吧台边,点了一杯长岛冰茶,慢慢喝着。
酒保小哥认识我,问:“你男朋友呢?那个印度帅哥。”
“分了。”我说。
他愣了一下,没再问。
我喝完那杯酒,结账走人。
走出酒吧的时候,北京的夜风吹在脸上,有点凉,但很舒服。
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到星星。
但没关系。
北京的天空本来就看不太到星星。
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往前走。
我裹紧外套,走进夜色里。
手机震了一下。
是闺蜜发来的消息。
“周末三里屯新开了一家火锅店,去不去?”
我回了一个字。
“去。”
然后把手机塞进口袋,大步往前走。
北京的夜很深,但天总会亮的。
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一点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个月,物业一直没来修,我摸黑爬上五楼,钥匙插了好几次才对准锁孔。门一开,屋里黑漆漆的,空气里还残留着阿米尔走之前喷的廉价空气清新剂的味道,那种甜腻的茉莉花香,现在闻起来让人反胃。
我打开灯,站在玄关,看着这个住了三年的出租屋。
鞋架上还有他的拖鞋,蓝色那双,鞋底磨得都快平了。沙发上搭着他的一件灰色卫衣,领口有点变形,是他最喜欢的那件,说穿着舒服。茶几上放着他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瓶盖还拧开着,落了点灰。
我站在原地,像一尊石像。
这些东西,我居然一直没收拾。
不是舍不得,是没意识到它们还在。
他走了两周,我每天上下班、吃饭、睡觉,居然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它们就像他一样,悄无声息地长在了我的生活里,长成了我日常的一部分,长到我根本注意不到它们的存在。
直到现在。
我走过去,拿起那件灰色卫衣,展开看了看。领口的标签磨得掉了色,袖口起了一圈毛球。我凑近闻了闻,上面还有他的味道,那种混合着洗衣液和体味的熟悉气息。
我的胃又翻了一下。
我把卫衣扔在地上。
然后又捡起来,又放下,又捡起来。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件衣服,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扔了?留着?烧了?
最后我把它叠好,放在沙发上。
不是舍不得扔。
是我得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出来,一次性处理干净。
我翻出一个搬家用的编织袋,开始清点他留下的东西。
拖鞋,扔进去。卫衣,扔进去。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茶几上他的充电器、他的耳机、他的剃须刀、他的半管牙膏。浴室里他的毛巾、他的牙刷、他的洗面奶。冰箱里他买的咖喱酱、他爱吃的芒果酸奶、他走之前给我做的两盒咖喱鸡——已经长霉了,绿毛一层一层的。
我把咖喱鸡倒进马桶冲掉的时候,突然觉得特别好笑。
他走之前专门给我做了两盒咖喱鸡,说怕我没时间做饭,说放冷冻里能保存很久。我当时还感动得要死,抱着他说你真好。
现在想想,那两盒咖喱鸡,是不是也是“搞到”的一部分?
温柔体贴,嘘寒问暖,做饭洗衣,所有好男友该做的事他都做了。他做得那么自然,那么真诚,真诚到他自己可能都信了。但在他家族群里,他用的词是“搞到了”。
不是“追到了”,不是“在一起了”,不是“我女朋友”。
是“搞到了”。
就像搞到一个项目,搞到一笔钱,搞到一个东西。
我蹲在厨房地上,手扶着垃圾桶边缘,突然笑了。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原来我他妈是个东西。
我把所有他的东西塞进编织袋,满满一袋,大概二十斤。我拖着它下楼,袋子在楼梯上磕磕碰碰,发出沉闷的声响。凌晨五点的小区很安静,垃圾桶旁边有只野猫在翻吃的,被我吓了一跳,窜进灌木丛里。
我把编织袋扔在垃圾桶旁边,拍了拍手。
野猫从灌木丛里探出头,警惕地看着我。
“看什么看?”我说,“没见过扔垃圾的?”
野猫不理我,又缩回去了。
我站在楼下,看着天边泛起一点鱼肚白。
北京的清晨总是灰扑扑的,雾霾和晨光混在一起,分不清是雾还是霾。远处有早点摊开始支起来了,炸油条的香味飘过来,混着汽车尾气的味道,构成北京早晨特有的气息。
我突然想吃油条了。
走过去买了根油条,一杯豆浆,站在路边吃。卖油条的大姐问我怎么起这么早,我说没睡。她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又给我多夹了一根油条。
“不要钱,”她说,“你脸色不好,多吃点。”
我愣了一下,说了声谢谢。
咬着油条往回走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阿米尔说“搞到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从一开始,我就是他的目标?
不是偶然认识,不是一见钟情,不是缘分。
是目标。
他是不是早就想好要找一个中国女朋友?是不是去酒吧就是为了认识中国女孩?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有意识地接近我?
我站在楼下,嘴里的油条突然没了味道。
我回想我们认识的场景。
三年前,五道口那家酒吧。
他是留学生,和朋友一起来喝酒。我当时在吧台后面擦杯子,他走过来点酒,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老板,一杯莫吉托。”
我纠正他:“我不是老板,我是服务员。”
他笑了,说:“那服务员,一杯莫吉托。”
我被逗笑了。
他的中文不太标准,但发音很认真,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他长得不算特别帅,但有一种很舒服的气质,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眼睛弯弯的。
后来他每周都来。
每次都点莫吉托,每次都坐在吧台旁边,每次都找机会跟我说话。他问我叫什么名字,问我北京哪里好玩,问我能不能教他说北京话。
我说北京话有什么好学的,他说“有意思”。
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像是精心设计过的。
他从来不说印地语脏话,从来不发脾气,从来不在我面前表现出任何缺点。他永远温柔、永远体贴、永远恰到好处。他像一个完美的男朋友模板,完美到不真实。
而我居然从来没怀疑过。
我走进楼道,爬上五楼,每一步都很慢。
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翻我们以前的聊天记录。那些记录虽然删了,但备份还在。我一条一条地看,像在看一个陌生人的故事。
“宝贝,今天工作累不累?”
“宝贝,我给你点了外卖,记得吃。”
“宝贝,下雨了,带伞了吗?”
“宝贝,我爱你。”
每一条都那么温柔,那么体贴。
但如果把“宝贝”换成“目标”,把“我爱你”换成“进展顺利”,这些消息就完全变了味。
我是不是真的就是个目标?
一个“北京的目标”?
我把手机扣在沙发上,不想再看。
但脑子停不下来。
他为什么要找一个中国女朋友?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还是因为中国女孩“好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些帖子,说有些外国留学生在中国,专门找中国女朋友,因为中国女孩温柔、体贴、会照顾人,而且对老外有新鲜感。等玩腻了,或者家里催婚了,就拍拍屁股回国,留下一地鸡毛。
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那是段子。
现在想想,段子都是真的。
我又想起他之前提过的“签证材料”。
他在群里说“齐了,下周去交。”
什么签证?他之前跟我说,他毕业后想留在北京工作,在申请工作签证。我当时还帮他查过材料,告诉他需要准备什么什么。
但现在想想,工作签证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学历证明、工作合同、体检报告,没有一样和“北京那个”有关。
除非——
除非“北京那个”指的是我。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如果,如果他是通过和我结婚来拿中国绿卡呢?
这个念头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我整个人僵在沙发上。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如果他和中国公民结婚,他可以申请配偶签证,甚至进一步申请永居。如果他有这个打算,那我就是他的跳板。
“搞到了”这三个字,突然有了更可怕的解释。
他不是在搞一个女朋友,他是在搞一个身份。
我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脚底踩到地板上的缝隙,发出轻微的吱嘎声。我走了大概二十个来回,然后停下来,拿起手机,打开浏览器,输入“外国人娶中国妻子 签证”。
搜索结果出来一大堆。
配偶签证,居留许可,永久居留证,申请条件,所需材料……
我一条一条地看,越看越冷。
按照法律规定,外国人与中国公民结婚后,可以申请家庭团聚签证,在中国合法居留。如果婚姻持续满五年,且每年在中国居住满九个月,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证。
五年。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如果他真的打算和我结婚,那再有两年,他就可以拿到绿卡了。
我放下手机,感觉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我冲进厕所,趴在马桶上干呕。
什么都没吐出来,只有胃酸烧得喉咙疼。
我跪在卫生间的地上,瓷砖冰凉冰凉的,硌得膝盖疼。我扶着马桶边缘,大口大口地喘气。
不会的。
不会是这样的。
他对我那么好,那么温柔,那么体贴,不可能是装出来的。
但脑子里另一个声音说:如果不是装的,他为什么说“搞到了”?
如果不是装的,他为什么从来不跟家里提你的名字?
如果不是装的,他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北京那个”是什么意思?
我趴在地上,眼泪滴在瓷砖上,混着浴室里的水渍。
我想起他第一次说爱我的场景。
那天是冬天,北京下了很大的雪。我们在后海散步,他拉着我的手,走到银锭桥的时候停下来。灯光映在雪地上,他的眼睛亮亮的。
他说:“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爱你。”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中文发音很标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说:“我也爱你。”
他把我抱起来转了一圈,雪地上踩出乱七八糟的脚印。
那个瞬间,我以为他是真心的。
但现在,我分不清了。
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演的。
分不清哪些是爱,哪些是攻略。
分不清他到底是谁。
我撑着马桶站起来,靠在洗手池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眼睛红肿,头发凌乱,脸上全是泪痕,像刚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镜子里这个人,真的是我吗?
那个在五道口酒吧里笑得没心没肺的姑娘,那个以为遇到了真爱的傻姑娘,那个偷偷买纱丽想给男朋友惊喜的蠢姑娘。
三年了。
我用了三年时间,把自己的真心喂了狗。
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把脸。
水很凉,激得我打了个哆嗦。
但脑子清醒了一些。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需要知道真相。
不管真相多残酷,我都要知道。
我擦干脸,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重新申请了一个微信号。
然后我翻出阿米尔家族群的截图,找到他堂哥拉杰的微信号。
我添加了好友。
验证消息写的是:“阿米尔的朋友。”
等了大概两个小时,通过了。
拉杰发来消息:“你好,你是?”
我深吸一口气,打字:“我是阿米尔在北京的朋友,有点事想问你。”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
“什么事?”
“阿米尔说他在北京搞到了,我想问问,他说的搞到了,是什么意思?”
又沉默了。
这次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回了一句话。
“你是那个姑娘?”
我心跳加速,打字:“哪个姑娘?”
“那个被阿米尔搞到的姑娘。”
我盯着屏幕,手指发抖。
“所以你知道我?”
“知道。”他说,“阿米尔在群里说过。”
“他说什么了?”
拉杰发来一个截图。
是几个月前的聊天记录。
阿米尔在群里说:“北京那个搞定了,兄弟们,三个月拿下。”
底下是各种回复。
“厉害啊兄弟。”
“中国姑娘好搞吗?”
“什么时候带回来看看?”
“玩腻了再换一个。”
我一条条地看,一条条地翻译,一条条地消化。
三个月拿下。
三个月。
我们认识的第一天是六月十七号。
三个月后,是九月十七号。
我翻了一下我们的聊天记录。
九月十八号,他在微信上跟我说:“我爱你。”
我笑了。
笑得停不下来。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笑得我室友从房间里冲出来,以为我疯了。
三个月拿下。
他真的把我当成一个目标,一个项目,一个可以用“攻略”来形容的东西。
我笑了大概五分钟,然后突然不笑了。
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
室友坐在旁边,不敢说话。
过了很久,我说了一句话。
“我想喝酒。”
室友二话没说,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啤酒。
我接过一罐,拉开拉环,一口气喝了半罐。
啤酒很冰,从喉咙一直冰到胃里。
但心更冰。
室友小心翼翼地问:“你还好吗?”
我摇摇头。
“不好。”我说,“但我不会让他好过的。”
我打开手机,给拉杰发了一条消息。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拉杰回:“不客气,其实我一直觉得阿米尔这么做不对,但他是我堂弟,我也没办法说什么。”
“没关系。”我打字,“现在我知道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看着这条消息,想了很久。
然后我打了四个字。
“让他付出代价。”
发完之后,我关掉手机,把剩下的半罐啤酒喝完。
室友看着我,眼神里有点担心。
“你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不会就这么算了。”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天已经亮了。
北京的早晨灰蒙蒙的,但阳光还是从云层缝隙里漏出来,洒在对面楼的墙上。
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开始热闹起来的街道。
卖菜的大妈推着三轮车过去了。
上班族拎着包子豆浆匆匆走过。
小学生背着书包蹦蹦跳跳。
这座城市醒了。
我也醒了。
我转过身,对室友说:“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些东西。”
室友点点头:“你说。”
“帮我查一下,阿米尔在别的社交平台上有没有账号。”
室友愣了一下,然后点头:“好。”
我们打开电脑,开始搜索。
阿米尔的全名,阿米尔的手机号,阿米尔的邮箱,阿米尔的学校,阿米尔的专业。
所有能搜的关键词都搜了一遍。
他确实有别的社交账号。
Instagram一个,Facebook一个,还有一个印度本土的社交平台账号。
我一个个点进去看。
Instagram上的照片,大部分是风景和美食,偶尔有几张自拍。评论里有他的朋友留言,用的都是印地语。我一条条翻译。
“兄弟,那个中国女朋友怎么样?”
“听说很容易搞到手?”
“什么时候回国?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
阿米尔的回复是几个表情包,笑得龇牙咧嘴。
Facebook上更过分。
他发了一条动态:“异国生活遇到了一点甜。”
配图是我和他的合照。
评论区是一片欢腾。
“漂亮啊兄弟。”
“搞到手了?”
“什么时候带回来?”
“玩玩可以,别当真。”
阿米尔的回复是:“哈哈,放心,我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数。
这四个字,就像一把刀,扎在我心口。
他心里有数。
从一开始他心里就有数。
他知道他只是在玩玩,他知道他不会当真,他知道他迟早会回去,他知道我只是他在异国他乡的一段经历。
他知道。
他一直都知道。
而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像一个傻子一样,以为遇到了真爱,以为可以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差异,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
结果我只是一个他“心里有数”的玩物。
我关掉电脑,靠在椅背上。
室友看着我,小心翼翼地问:“你还好吗?”
“还好。”我说,“挺好的。”
“真的?”
“真的。”我笑了,“因为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站起来,走进卧室,从衣柜最底层翻出那件纱丽。
那件我偷偷买的印度纱丽。
红色的,镶着金线,很漂亮。
我把它展开,铺在床上,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它叠好,装进袋子里。
室友问:“你要干嘛?”
“留着。”我说,“说不定以后用得上。”
“啊?”
“我要去印度。”
室友愣住了。
“你疯了?”
“我没疯。”我说,“我要亲眼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一个人去印度?”
“对。”
“那太危险了——”
“我有准备。”我打断她,“我不会冲动行事,我会做好所有准备,查好所有信息,确保安全。但我必须去。”
“为什么?”
我看着窗外,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但阳光还是倔强地穿透云层。
“因为我需要一个答案。”我说,“不是他给的答案,是我自己找到的答案。”
室友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我陪你去。”
我转过头看着她。
她笑了:“反正我也没去过印度,就当旅游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但我忍住了。
我走过去抱了她一下。
“谢谢你。”
“别谢,”她说,“回来请我吃火锅就行。”
“好,管够。”
我们相视一笑。
窗外的阳光终于完全亮起来了,洒在客厅地板上,暖洋洋的。
我站在阳光里,看着窗外这座熟悉的城市。
北京,我的家。
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读书,在这里工作,在这里遇到一个人渣,也在这里重新站起来。
这座城市教会我一件事。
北京姑娘,不吃亏。
谁让我们吃亏,我们就让谁付出代价。
我拿起手机,打开备忘录,开始列计划。
第一,查清楚阿米尔在印度的真实情况。
第二,准备去印度的所有事宜。
第三,当面问清楚一切。
第四,让他付出代价。
我打字的动作很稳,心跳也很稳。
不再发抖了,不再哭了,不再愤怒了。
只剩下一种冰冷的坚定。
我放下手机,开始收拾房间。
把剩下的东西全部清理干净,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窗户打开通风。
檀香的味道终于散尽了。
取而代之的是北京清晨特有的气息,混着油条豆浆的香味,混着汽车的尾气,混着这座城市独有的烟火气。
我站在窗前,深吸一口气。
北京,早安。
我,回来了。
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我低头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
“我是阿米尔的姐姐,能跟你聊聊吗?”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了两个字。
“可以。”
手机又震了一下。
“谢谢。我叫普丽雅,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关于阿米尔,关于我们家,关于他说的那些话。”
“你说。”
“首先,对不起。”
我盯着这三个字。
“为什么对不起?”
“因为我知道他做了什么,但一直没有阻止。”
我靠在窗台上,等着她继续说。
消息一条一条地跳出来。
“阿米尔是我的弟弟,我从小看着他长大,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聪明,但自私。他温柔,但虚伪。他对你好,是因为你有用。等你没用了,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扔掉。”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不想看到另一个女孩被他伤害。”
“另一个?”
“你不是第一个。”
我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什么意思?”
“阿米尔在印度有一个女朋友,你知道吗?”
我整个人僵住了。
手指开始发抖。
“什么?”
“他有一个女朋友,叫迪维亚,是他大学同学,两个人在一起四年了。家里人都知道,迪维亚经常来我们家,我爸妈很喜欢她。”
我盯着屏幕,脑子嗡嗡作响。
四年。
他有一个在一起四年的女朋友。
他在印度有一个女朋友。
那他跟我在一起三年,算怎么回事?
“你确定?”我打字的手在发抖。
“我确定。迪维亚现在还在等他回去,她以为他在中国读书,以为他很快会回来娶她。”
“她不知道我?”
“不知道。阿米尔跟家里人说,你在北京只是暂时的,迟早要分手。我爸妈也这么想,他们觉得印度男人就应该娶印度女人,中国女孩只是玩玩。”
玩玩。
又是这两个字。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是女人。”阿米尔说,“我知道被欺骗是什么感觉。阿米尔是我弟弟,但他做的事是错的。我不能阻止他,但至少可以告诉你真相。”
“谢谢你。”
“不客气。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想知道。”
“什么?”
“阿米尔这次回国,不是探亲。”
“那是什么?”
“是订婚。”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订婚。
他回国是为了订婚。
不是探亲,不是度假,不是想家。
是订婚。
跟那个叫迪维亚的女人订婚。
我靠在墙上,慢慢滑下去,坐到地板上。
手机屏幕还亮着,阿米尔又发来几条消息。
“他下周就要订婚了,在孟买。家里已经准备好了,亲戚都通知了。迪维亚的父母也会来。”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些,但我看到你在群里发的消息,我看到了你发的截图,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你是一个好女孩,你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我替我的家人向你道歉。”
我盯着这些消息,眼泪又下来了。
但这次不是伤心的泪,是愤怒的泪。
他回国订婚,还骗我说是探亲。
他回国订婚,还让我在北京等他。
他回国订婚,还要我给他发消息说“想你”。
他回国订婚,还他妈说“搞到了”。
我擦掉眼泪,打字。
“订婚是什么时候?”
“下周六。”
“地点?”
“在孟买,我父母家里。”
“你能把地址发给我吗?”
阿米尔犹豫了一下。
“你想干什么?”
“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想亲眼看看。”
过了很久,她发来一个地址。
“这是我家地址。但我不建议你来。”
“为什么?”
“因为我怕你会更伤心。”
“我已经很伤心了。”我说,“再伤心一点也无所谓。”
“那你小心。”
“我会的。”
我关掉对话框,打开地图,输入那个地址。
孟买。
印度西海岸的城市,离北京大概四千多公里。
我查了航班,北京直飞孟买,大概七个小时。
下周六。
还有不到十天。
我站起来,走到电脑前,开始查机票。
室友听到了动静,从房间里出来。
“你在干嘛?”
“买机票。”
“去哪?”
“孟买。”
她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你真的要去?”
“真的要去。”
“你不怕?”
“怕什么?怕他打我?怕他骂我?怕他不承认?”我笑了,“我最怕的已经发生了,其他的还有什么好怕的?”
室友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说:“我陪你去。”
“你不用——”
“我说了,我陪你去。”她打断我,“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不放心。”
“可是机票很贵——”
“我有存款。”
“可是你要请假——”
“我年假还没用。”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
然后我笑了。
“行,一起去。”
她点点头,凑过来一起看机票。
“下周三的航班,经济舱,三千八。”
“买。”
“两张?”
“两张。”
她拿出手机,开始操作。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她的手指在屏幕上点来点去。
心里忽然很暖。
被一个人渣伤透心之后,还有朋友愿意陪你去天涯海角。
这就是北京姑娘的情谊。
不废话,不矫情,说干就干。
机票买好了。
下周三,北京首都机场出发,直飞孟买。
我打开备忘录,开始列清单。
护照,签证,机票,酒店,当地电话卡,货币兑换,紧急联系人。
一样一样列出来,一样一样准备。
室友在旁边看,说:“你像在准备打仗。”
“本来就是打仗。”我说,“只是不用枪。”
“那你准备怎么打?”
“不知道。”我说,“到了再说。”
“你总得有个计划吧?”
我想了想。
“我要在他订婚那天,出现在他面前。”
“然后呢?”
“然后告诉他,北京那个,搞不到了。”
室友看着我,眼睛亮了。
“帅。”
“是吧?”
“帅炸了。”
我们相视一笑。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照得整个房间都明晃晃的。
北京的早晨,总是充满希望。
周三。
首都机场。
我和室友拖着行李箱走进候机大厅的时候,天还没亮透。
机场里人不多,值机柜台前零零散散排着几队人。广播里循环播放着登机提醒,声音机械而平静。我攥着护照,手心有点出汗。
室友在旁边喝咖啡,嘴里嚼着从便利店买的包子,一脸淡定。
“你紧张?”她问我。
“有点。”我说。
“正常。”她嚼着包子,“你要是现在不紧张,我反而觉得你不正常。”
我笑了一下,没说话。
过了安检,找到登机口,坐下来等着。窗外的停机坪上,一架波音787停在那里,地勤人员在机身周围忙碌,行李车来来往往。
我盯着那架飞机,脑子里反复回放这几天的画面。
阿米尔的姐姐后来又发了几条消息,告诉我更多细节。她说迪维亚家境不错,是孟买一个商人的女儿,两家人认识很久了,这桩婚事是双方父母撮合的。她说阿米尔其实不太喜欢迪维亚,觉得她不够漂亮,不够有趣,但他不敢违抗家里的安排。
“所以他就一边在印度准备订婚,一边在北京找女朋友?”我当时问。
“是。”阿米尔回复,“他说在北京只是玩玩,等回去就收心。”
玩玩。
收心。
这两个词像两把刀,一把插在我的胸口,一把插在我的后背。
我问他,你爱过我吗?
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一个把感情当游戏的人,不配谈爱。
登机广播响了。
我站起来,拎起随身包,深吸一口气。
“走吧。”室友说。
“走。”
登机,找座位,放行李,系安全带。飞机开始滑行,窗外的跑道飞快地往后退,然后机身一沉一升,地面越来越远。
北京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片灰蒙蒙的色块。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突然变得刺眼,从舷窗照进来,打在脸上,暖洋洋的。
我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翻滚的云海。
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如果三年前,我没有去那家酒吧打工。
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戴那对银耳环。
如果他朋友没有用印地语说那句话。
如果他没有用中文夸我的耳环。
那现在的我,会在哪里?
也许还在北京,也许已经有新的男朋友,也许已经结婚。也许还在那家酒吧,也许换了工作,也许过得很好,也许过得很糟。
但不会是现在这样。
不会坐在飞往孟买的飞机上,准备去搅黄一个骗子的订婚仪式。
我笑了一下。
室友在旁边看电视剧,戴着耳机,察觉到我在笑,摘下一只耳机。
“笑什么?”
“笑命运。”
“命运有什么好笑的?”
“命运把我推到这架飞机上,难道不好笑吗?”
室友想了想,也笑了。
“确实挺好笑的。”
她重新戴上耳机,继续看剧。
我转头看向窗外。
云海还在翻滚,阳光还在照耀。
飞机飞得很稳,像一只巨大的金属鸟,载着两个北京姑娘,飞向一个陌生的国度。
飞向一场未知的清算。
七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舱门一开,热浪扑面而来。
那种热,不是北京夏天的那种干热,而是一种湿漉漉的、黏糊糊的、裹挟着各种气味的热。汗水、香料、汽车尾气、海水、垃圾、鲜花,所有味道混在一起,浓烈得让人头晕。
我站在舱门口,深吸了一口。
这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这就是他呼吸的空气。
这就是他回家的味道。
我走下舷梯,走进机场大楼。里面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各种肤色、各种服饰、各种语言混在一起,嘈杂得像一个巨大的蜂巢。
我和室友穿过人群,去取行李。传送带旁边挤满了人,有人在大声打电话,有人在哄哭闹的小孩,有人在跟地勤人员争吵什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热闹的气息。
拿到行李后,我们打车去酒店。
孟买的街道和北京完全不同。
路上全是车,还有突突车、摩托车、行人、牛。牛就站在马路中间,悠闲地甩着尾巴,周围的车辆绕开它,按喇叭,但它纹丝不动。
室友趴在车窗上,瞪大眼睛。
“我去,那是牛吗?”
“是。”
“它怎么站在路中间?”
“因为这里是印度。”
街边的建筑五颜六色,有殖民时代留下的英式大楼,有破旧的贫民窟,有崭新的现代公寓,全都挤在一起,毫无规划可言。墙上画满了涂鸦和广告,晾衣绳从窗户伸出来,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
空气里弥漫着咖喱、油炸食品和焚烧垃圾的味道。
司机开得飞快,在车流中左冲右突,好几次差点撞到行人和牛。我抓紧扶手,手心全是汗。
室友倒是不怕,还掏出手机拍照。
“太酷了,”她说,“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我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强。
车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到了酒店。
酒店在孟买南部的科拉巴区,离印度门不远,算是比较繁华的地段。房间不大,但还算干净,空调开得很足。
我打开行李箱,把那件红色纱丽拿出来,挂在衣架上。
室友看了一眼,没说话。
我坐在床边,打开手机,看阿米尔的姐姐发来的地址。
“离这里大概二十分钟车程。”
“那我们明天就过去?”
“明天是周五,他订婚是周六。”
“所以?”
“所以明天我先去看看。”
“看什么?”
“看那个地方。看他家的样子。看那条街。看我被欺骗了三年的那个男人,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室友沉默了一会儿。
“我陪你去。”
“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
“你确定?”
“确定。”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孟买的夜景和北京完全不同。
北京的夜景是规整的,是路灯和写字楼灯光组成的几何图案。而孟买的夜景是混乱的,璀璨的灯和昏暗的巷子交织,远处的高楼和近处的贫民窟并存,像一幅还没完成的拼贴画。
我站在窗前,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
明天,我要去看他长大的地方。
后天,我要出现在他的订婚仪式上。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我知道,我必须去。
第二天一早,我独自出了酒店。
孟买的早晨比北京更嘈杂。街头小贩推着车卖早点,油炸面饼的香味混着咖喱的味道在空气里弥漫。街角的奶茶摊前排着长队,穿衬衫的上班族和穿纱丽的妇人挤在一起,人手一杯冒着热气的马萨拉茶。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地址给司机看。司机是个大胡子中年人,看了一眼地址,点点头,一脚油门踩下去,车像箭一样窜出去。
孟买的交通是一团乱麻。
车在车流里左冲右突,喇叭声此起彼伏。摩托车从车的缝隙里钻过去,突突车挤在中间,行人见缝插针地横穿马路。我坐在后座,抓着把手,手心全是汗。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用带着口音的英语问:“第一次来孟买?”
“对。”
“找人。”
“找谁?”
“一个朋友。”
他没有再问。
车开了大概二十分钟,从繁华的市中心开进了一片安静的住宅区。街道两边的建筑明显比市中心低矮,大多是两三层的独栋小楼,外墙刷着各种颜色——粉色的、淡黄的、淡绿的。每栋楼前都有一个小院子,种着热带植物,三角梅开得正盛。
司机把车停在一个路口,指了指前面。
“就在那条街上。”
我付了钱,下车。
街道很安静,偶尔有车经过,偶尔有行人路过。一个穿着纱丽的老妇人牵着小孩从我身边走过,好奇地看了我一眼。几个年轻人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喝奶茶,看到我也多看了两眼。
我知道,在这里,一个黄皮肤的年轻女孩独自走在街上,是很显眼的。
但我顾不了那么多。
我往前走,一边走一边看门牌号。
这条街上的房子都挺大,看起来家境都不错。院子里停着车,有些是印度本土品牌,有些是日本车。每栋楼都有两层或者三层,阳台种着花草,窗户装着空调。
我找到了那个地址。
一栋淡黄色的三层小楼。
院子不大,但很整洁。围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铁门上挂着一个铜制的门牌,上面刻着“夏尔马”。
夏尔马。
他的姓氏。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这栋楼。
这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这就是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
这就是他嘴里“想念”的地方。
我站在一棵芒果树下,盯着那扇铁门。
门突然开了。
我下意识地往树后躲了一步。
出来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穿着蓝色的纱丽,头发花白,个子不高。她端着一个铜盘,走到门口,往地上洒了一些花瓣和水。应该是阿米尔的母亲。
她洒完花瓣,抬头看到了我。
我愣住了。
她也愣住了。
我们对视了大概五秒钟。
然后她笑了。
她用印地语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然后她又用磕绊的英语问:“你找谁?”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
“你是阿米尔的朋友?”她突然问。
我愣了一下。
“你认识我?”
“阿米尔给我看过照片。”她笑着说,放下铜盘,打开铁门,“你是他在北京的朋友对不对?”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
“进来坐吧。”她热情地招手,“阿米尔不在家,他出去办事了。你进来喝杯茶。”
我犹豫了一下。
然后我走了进去。
院子比外面看起来更大。中间铺着石板路,两边种着各种盆栽,有茉莉,有玫瑰,还有几盆我不认识的热带植物。角落里有一个秋千,漆成白色,看起来很新。
阿米尔的母亲带我走进客厅。
客厅很大,铺着大理石地板,墙上挂着几幅印度神像。家具是深色的实木,看起来很厚重。茶几上摆着一套铜制的茶具,擦得锃亮。
我坐在沙发上,打量着这个房间。
客厅的角落里有一面照片墙,上面挂着很多照片。我站起来走过去看。有阿米尔小时候的照片,有全家福,有他哥哥结婚的照片,有他姐姐毕业的照片。
还有一张照片,阿米尔和一个印度女孩的合照。
女孩穿着红色的纱丽,戴着一串金色的项链,笑得很甜。阿米尔搂着她的肩膀,也笑着。
我的目光停在照片上。
“那是迪维亚。”阿米尔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转过身。
她端着两杯奶茶走过来,把一杯递给我。
“迪维亚是阿米尔的未婚妻。”她笑着说,“明天他们就要订婚了。”
我接过茶杯,手指有点抖。
“是吗?”
“是啊,我们都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她坐下来,“两家认识很久了,从小就定下的婚事。”
我喝了一口奶茶,很烫,但舌头麻了,感觉不到。
“您知道他在北京的事吗?”我问。
她的笑容僵了一下。
“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我放下茶杯,“您知道他在北京有一个女朋友吗?”
她看着我,眼神变了。
“你就是那个女孩?”
“是我。”
她放下茶杯,动作很轻,但茶杯碰到桌面的时候发出了一声脆响。
“我知道你。”她说,声音冷静了很多,“阿米尔跟我说过。”
“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是他在北京的朋友。”
“只是朋友?”
她看着我,没有说话。
“他跟我说,我是他的女朋友。”我说,“他跟我说,他爱我。他跟我说,他会娶我。他跟我说,他爸妈很喜欢我。他跟我说,他会带我来印度。”
她的表情变了。
不是愤怒,不是愧疚,而是一种复杂的、我读不懂的情绪。
“你知道他明天要订婚吗?”她问。
“知道。”
“那你还来干什么?”
“来问清楚。”
“问什么?”
“问他为什么要骗我。”
她叹了口气。
“他不是在骗你。”她说,“他只是在做他该做的事。”
“什么意思?”
“阿米尔是夏尔马家的儿子。他有他的责任。他必须娶一个印度女孩,必须继承家业,必须留在印度。这是他的命运。”
“那我在他眼里算什么?”
她看着我,眼神里甚至有一丝怜悯。
“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她说,“但你不是他的未来。”
不是他的未来。
这四个字,像锤子,一锤一锤砸在我心口。
我站起来。
“谢谢您的茶。”我说,“我该走了。”
她也站起来。
“姑娘,”她叫住我,“别恨他。他只是做了他必须做的事。”
我转过头看着她。
“我不恨他。”我说,“我可怜他。”
“可怜?”
“可怜他连自己的人生都不敢选择。”
然后我转身走出了院子。
走出大门的时候,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用手挡住光。
街上还是那么安静,三角梅还在开,狗还在睡觉,奶茶摊还在排队。
一切都没变。
但我变了。
我沿着街往前走,脚步很稳。
脑子里反复回放阿米尔母亲的话。
“你是很好的女孩,但你不是他的未来。”
“别恨他,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他有他的责任。”
责任。
娶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是责任。
欺骗一个爱他的女人是责任。
把感情当成儿戏是责任。
这不是责任。
这是懦弱。
这是自私。
这是混账。
我停下脚步,站在孟买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一个卖气球的小贩从我身边经过,五颜六色的气球在热风里飘荡。一个穿着校服的小女孩跑过去,拉着妈妈的手,指着气球喊什么。
我看着她,突然笑了。
三年前,我以为爱情可以跨越一切。
三年前,我以为真诚可以换来真诚。
三年前,我以为阿米尔是那个对的人。
三年后,我站在孟买的街头,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他不是对的人。
他从来都不是。
他只是那个教会我成长的人。
我掏出手机,给室友发了一条消息。
“我回来了。”
“怎么样?”
“见到他妈了。”
“然后呢?”
“然后我知道了一切。”
“你还好吗?”
我想了想,打字。
“我很好。”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塞进口袋,继续往前走。
孟买的太阳很烈,晒得皮肤发烫。
但我心里很平静。
因为我知道,明天,一切都会结束了。
明天,我要出现在他的订婚仪式上。
明天,我要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回答我的问题。
明天,我要让那个说“搞到了”的男人,亲口说出真相。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坐进去,关上车门。
司机问我去哪。
我说了一个地址。
车开了。
窗外的孟买在热风中后退。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明天。
我来了。
周六。
孟买。
阿米尔订婚的日子。
我早上六点就醒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吊扇,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搅动着闷热的空气。室友还在旁边床上睡着,呼吸均匀。
我坐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孟买的清晨也很热,但比中午好一些。街上的小贩已经开始出摊了,卖花的大叔把茉莉花串挂在推车上,卖水果的正在把芒果码得整整齐齐。
我打开行李箱,拿出那件红色的纱丽。
纱丽很重,料子很滑,镶着金线的边缘在晨光里闪闪发光。我把它展开,站在镜子前,比在身上。
室友醒了,揉着眼睛坐起来。
“你要穿这个去?”
“对。”
“你什么时候买的?”
“去年。”我说,“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
室友没说话,走过来帮我穿纱丽。
纱丽穿起来很复杂,我学了很久才学会。先穿衬裙,再穿紧身上衣,然后把六米长的布料一层一层地裹在身上,最后把末端搭在肩膀上。每一道褶皱都要对齐,每一条边都要平整。
室友帮我整理着褶皱,动作很轻。
“好看吗?”我问。
“好看。”她说,“像印度新娘。”
“我不是新娘。”我说,“我是来砸场子的。”
室友笑了。
“砸场子也要穿得漂亮。”
我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纱丽很合身,红色衬得我皮肤很白,金色的边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把头发盘起来,别上一个金色的发夹。
然后我拿出手机,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阿米尔的姐姐。
“我今天会去。”
她很快回了消息。
“你确定?”
“确定。”
“那你小心。”
“我会的。”
我放下手机,深吸一口气。
“走吧。”我对室友说。
“走。”
我们出了酒店,拦了一辆出租车。
车开了大概四十分钟,从市区开到了郊区。路上的车越来越少,两边的建筑越来越稀疏。最后,车停在一座很大的宅子前。
宅子比昨天看到的那栋楼更大,三层,白墙红瓦,院子大得像个小型公园。铁门上挂着鲜花编织的花环,院子里搭了一个巨大的彩色帐篷,帐篷顶上挂满了金黄色的灯串。
门口已经停了很多车,有轿车,有SUV,还有几辆看起来很贵的进口车。穿着盛装的宾客们正在往里走,女人穿着各色纱丽,亮晶晶的,男人穿着西装或者传统服饰,互相寒暄着。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
“就是这里?”室友问。
“就是这里。”
“气派啊。”
“嗯。”
我深吸一口气,迈步往里走。
门口站着两个迎宾的人,看到我,愣了一下。一个中国人穿着印度传统服饰出现在印度人的订婚仪式上,确实挺奇怪的。
“你是?”其中一个人用英语问。
“迪维亚的朋友。”我笑着说,“从国外赶来的。”
“哦,请进请进。”
我走进院子。
帐篷里已经坐满了人,大概有一百多个。前面搭了一个台子,用鲜花和绸缎装饰着,中间放着两把椅子。台子旁边有一个乐队在演奏传统音乐,鼓声和笛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
我在角落里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室友坐在我旁边,四处张望。
“人挺多的。”
“嗯。”
“你紧张吗?”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在发抖。
“紧张。”
“正常。”
音乐突然变了调子,乐队开始演奏一首更欢快的曲子。宾客们开始骚动,所有人都往门口看去。
我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
阿米尔进来了。
他穿着一身白色的传统服饰,上面绣着金色的花纹,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他笑着,露出一口白牙,跟周围的亲戚朋友打招呼、拥抱、合影。
他的样子,跟在北京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在北京的时候,他穿优衣库、穿运动鞋、背双肩包,像所有普通的大学生一样。但今天,他穿着昂贵的传统服饰,戴着金表,举手投足间透露着一种优越和自信。
这才是真正的他。
这才是他隐藏了三年的样子。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他。
他还没发现我。
他在人群里走来走去,跟这个叔叔握手,跟那个阿姨拥抱。他的父母跟在他身后,笑容满面。
然后,乐队的声音突然变了。
所有人安静下来。
门口,一个女孩出现了。
迪维亚。
她穿着一身大红色的纱丽,比我的更华丽,镶满了金线和水晶。头上戴着金色的头饰,手上画满了曼海蒂,从指尖一直延伸到小臂。她低着头,由父母搀扶着,慢慢走进来。
她很漂亮。
不是那种惊艳的漂亮,是一种温婉的、让人舒服的漂亮。她的眼睛很大,睫毛很长,嘴角带着羞涩的微笑。
我看着她,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不是嫉妒,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奇怪的怜悯。
她也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她的未婚夫在中国有一个女朋友。
她也不知道她的未婚夫把另一个女人叫“搞到了”。
她也不知道她的未婚夫说“玩玩而已”。
她跟我一样,被蒙在鼓里。
阿米尔走上台,站在迪维亚旁边。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笑了。
一个祭司模样的老人走到台中央,开始念诵经文。宾客们安静下来,双手合十。
仪式开始了。
我站起来。
室友拉住我的手。
“你确定?”
“确定。”
我松开她的手,穿过人群,往台前走。
有人注意到我,开始窃窃私语。一个穿着红色纱丽的外国女人,在订婚仪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走上台,这太奇怪了。
我走到台前,站在阿米尔和迪维亚面前。
阿米尔看到了我。
他的表情,从微笑,到困惑,到震惊,到恐惧。
就像慢镜头一样,每一帧都清清楚楚。
他的脸色变白了。
他的手开始发抖。
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迪维亚看到他的表情,也跟着转过头来看我。
全场安静下来。
乐队的音乐停了。
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看着阿米尔,笑了。
“阿米尔,好久不见。”
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你……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恭喜你啊。”我说,“订婚快乐。”
他看着我身上红色的纱丽,眼睛里闪过一种难以置信的神色。
“你穿的是什么……”
“纱丽。”我说,“我特意买的,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是你给了我一个惊喜。”
宾客们开始交头接耳,虽然他们听不懂中文,但他们能感觉到气氛不对。
迪维亚用印地语问了阿米尔一句什么,阿米尔没有回答。
“她是谁?”迪维亚用英语问我。
“我是谁?”我看着她,“我是他在北京的女朋友。”
全场哗然。
“在一起三年了。”我继续说,“他跟我说他爱我,他跟我说他会娶我,他跟我说他爸妈很喜欢我。然后他回国了,说只是探亲。结果我发现,他是回来订婚的。”
迪维亚的脸色变了。
她转头看着阿米尔,眼神里全是震惊和愤怒。
“她在说什么?”她用英语问阿米尔,声音在发抖。
阿米尔说不出话。
“他还跟家里人说,”我拿出手机,调出那张截图,“他在北京搞定了。搞到了。这就是他用的词。搞到了。像搞一个东西一样,搞到了。”
我把手机举起来,让所有人看到。
“这是他在家族群里说的话。‘北京那个搞定了吗?’‘搞到了。’”
帐篷里炸开了锅。
宾客们开始大声议论,有人站起来,有人拍桌子,有人指着阿米尔骂。阿米尔的母亲从人群里冲出来,试图拉住我,但被室友挡住了。
“你干什么?”室友用英语说,“别碰她。”
阿米尔的母亲用印地语大喊大叫,我听不懂,但我能猜到她在说什么。
迪维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脸色惨白。
然后,她做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
她摘下头上的金饰,放在椅子上,然后转身,走下台。
她的父母追上去,拉着她,但她甩开了他们的手。
她走到我面前,停下来。
看着我。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
“谢谢你告诉我。”
然后她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不是胜利的喜悦,不是复仇的快感。
而是一种悲伤。
她也是受害者。
我们都是受害者。
阿米尔站在台上,像一尊石像,一动不动。
我看着他。
“阿米尔,你问我为什么要来。”我说,“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话?”
“北京那个,搞不到了。”
说完,我转身,走下台。
室友迎上来,拉住我的手。
“走。”
“走。”
我们穿过人群,穿过,穿过那些震惊的、愤怒的、好奇的目光,走出帐篷,走出院子,走到街上。
阳光刺眼。
热浪扑面而来。
但我心里,忽然轻松了。
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头。
我站在院子里,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白色的房子。
帐篷里传来吵杂的声音,有人在喊,有人在骂,有人在哭。
但那些声音,越来越远。
我转过身,大步往前走。
室友跟在我旁边。
“你还好吗?”
“好。”我说,“特别好。”
“那我们现在去哪?”
“回北京。”
“好。”
我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往机场开去。
车窗外,孟买的街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靠在座椅上,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
我不会再来了。
但我不后悔来过。
因为在这里,我找回了自己。
那个被欺骗了三年的自己。
那个终于醒过来的自己。
那个不再被“搞到了”的自己。
我闭上眼睛,笑了。
北京,等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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