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与磨炼：刘源插队记

来源：摘自《典藏朔州》

作者：孙莱芙

1968年12月25日，正是天寒地冻时节，天黑了，一列火车缓缓驶进山阴岱岳火车站。立时，喧天的锣鼓在站台上敲起来，“欢迎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此前，山阴县白坊村就接到县里知青安置办的通知，让大队马上在社员家里挑选9间房屋，安排北京来的27名知青。

第二天，白坊大队派马车来接知青，西北风卷着黄土，学生们坐车时间长了，腿都冻僵了，纷纷从车上跳下来，跟着马车走。

那时，白坊大队有三个小队，每个小队安排了九名知青，分别是四男五女。一队男知青有：陈鲁荣、王小棣、郑宝生、杨凡；女知青有：张兰生、黄丽光、金春明、孙媛、宋金义。二队男知青有：张立和、崔中禄、王小均、晁明中；女知青有：马映红、马和平、王秀敏、潘小芳、杨卫珍。三队男知青有：刘源、刘雁成、宗政印；女知青有：包金、丁小兰、陈华、宋媛媛、张卫国。

边补存时任大队会计，他说这27名知青中，三队有一名想不起来了，一队知青杨凡是个拐子（方言，指跛脚者），住了没几天就走了。

那时的白坊在山阴县200来个村子来说是第一村，粮食年产最多达到170万斤，一个工最多开过九毛五。头一年知青们吃的是国家供应，不够吃。十七大八的姑娘后生，每人每顿一碗熬土豆或玉米面糊糊，就一个窝头，实在饿得受不了。有天晚上，大伙儿从窗户上爬进食堂，偷着炸油条吃。这事被某队队长发现了，汇报给支书，支书没言语。第二年，大队留粮。知青和社员一样，有了口粮、自留地粮、跟公粮，如果请假回家，走一天回来补一斤粮票。知青们吃粮不掏钱，烧炭不掏钱，一年下来，大多数人能挣200左右工分。此外，知青的其他花费，则由大队公益金支出。

知青初来，住在社员家里，九户人家，一家三个，刘源住在王尚家里。那时候，“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口号响彻整个中国，刘源初来，村人们不敢和他说话。黑疙瘩村一人专门来到白坊村，向村人打听刘源住在哪里，找到后，他没敢进去，从大门上看了看说：“里外和咱们长得一样。”为此，被判二年徒刑。

在白坊的男生中，刘源的处境最为艰难。他在北京就已经目睹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挨斗的情景，包括他自己的父母。来白坊以后，无论是安排住处还是伙食，他都被打入另册。他用沉默和劳动之余埋头读书，试图把自己摆在并不显眼的位置。

在举国上下欢庆“九大”的热潮中，刘源遭到了一次次的围攻和批判。每一次他都要听着别人对父亲的谩骂而不能反驳，还要时时作出检讨。

他毕竟只有十七岁，血气方刚，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

这天收工回来，刚咽下一个拳头大的窝头，民兵连长叫刘源去大队部。说是北京来人了，要找他了解情况。

刘源跟着民兵连长走进大队部，见桌子旁边坐着两个穿军装的人。一个四十岁左右，另一个二十多岁。见他进来，年长的说：“你就是刘源？”

刘源答：“你们找谁我就是谁。”

“你这态度可不好。你知道刘少奇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吗？”

“你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你应该有所认识，和他彻底划清界限。”

“我倒想呢，划得清吗？”

“你这是什么态度？”

“就这态度。”

这时民兵连长赶紧插嘴道：“刘少奇是全国人民的敌人，你咋还嘴硬哩！”

刘源看也没看他，说：“那就连我一块关起来得了。”

“谁说关你哩？”那年纪大些的干部又对刘源说：“只要你和刘少奇划清界限，积极揭发、批判，还是有出路的。你还算是'可教育好子女’嘛。”

刘源说：“我还能被教育好？”

那年轻的干部说：“你这样就不对了，对运动有抵触情绪可是很危险的。”

“我怎么了？哪天我都出工，干的活一点不少。每天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你们还要怎么样？”

那年长的干部又说：“刘源，我们来是想给你一个同刘少奇划清界限的机会，你想想，有没有能够揭发刘少奇反革命言行的事实？”

刘源闭上双眼，脑海里浮现出父亲、母亲和姐妹们的身影。他仿佛看见年幼的妹妹向他跑来，伸出小手要他抱。他强忍住将要涌出的眼泪，这时耳边又响起民兵连长声音：“装死也没用，老实交代！”几个民兵也随声附和：“这会还不悔改，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刘源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从火炉旁抄起一把火钳，腾地一下跳到门口，大声怒吼：“你们有完没完？要是不让我活，我就跟你们拼了，出来一个捅一个！”

屋里的人都愣住了，半晌，没有一点声音。停了停，支书对那个年长的说：“这娃干活还行，也没惹啥事，要不今天就先让他回哇。”

那干部木然地点点头。支书赶紧对刘源说：“你先回去睡觉，明儿个还要起早下地哩。”

刘源把火钳扔到地上，转身走出院子，头也不回地走到村东的小树林里。他紧紧靠在一棵树上，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

许多年以后，刘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如果谁曾亲眼目睹父母在拳打脚踢中生离死别，目睹有人用残酷的手段伤害我七岁的小妹妹……那么，也许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

第二年七月，县里运来6间房的椽，把椽破开两半，知青和社员一起拉土、和泥、打坯，盖起12间房，房半干的时候，知青们就住了进去。在劳动当中，知青和村人们熟了。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看到北京来的这伙学生，跟他们一样，身上溅满了泥点，汗水湿透了衣服。特别是刘源，身强体壮，啥也问，啥也学，啥也干。短时间内就学会了抓粪、糖田、拔割。收割庄稼的时候，他把背心一脱，身上晒得黑明黑明的。边喜连那年盖房缺人手，刘源听说后马上就来了，先和泥，后用铁叉往屋顶上“浆”泥，泥水溅了一腿一脸。这些娃娃们见了村人，不等你问，就奶奶、大爷、大哥的喊开了，喊得人既暖和又心酸。

严酷的政治，拦不住人与人的交往。在繁忙艰苦的劳动当中，村里的青年和北京的知青互开玩笑、互起外号、“把公道”、摔跤。

知青们刚来，不会吃糕，尤其是不去皮的黍子糕，干嚼咽不下去。他们看见麦子叫韭菜，看见马牛羊，鸡猪狗就问：“这有什么用处？”

那时家家户户一年难得吃上几顿白面，村人们就把它省下来，擀点面条请知青到家里吃；喂几只鸡，生几颗蛋是想买火柴扯布的，这时候却打了蛋汤，给生病的知青送去。逢年过节的时候，知青们想家，尤其是那些父母身陷灭顶之灾的娃娃，村人们总要炒几个鸡蛋，打点散酒，把他们请到家里，一个劲儿地劝吃劝喝。

知青当中，刘源最穷。他一年回一两次北京，据说先要到李先念同志那里报到，驻京期间一天能领一块钱。母亲被拘留在京，见不上面；父亲被押往河南，生死不明；哥哥听说是“伏道自杀”，具体情况不明，嫂子远在包头；姐姐在马场劳动；两个小妹还在读书。

刘源从北京回来，兜里装着一条好烟。他也到包头去看望嫂嫂，嫂嫂接济他几个钱，给他一条“钢花”烟。村人们抽“兰花”，纸烟最贵的是“绿叶”，一毛四一盒。刘源回来后，每次出工，口袋里就装着二三盒好烟，散发给众人，用不了三天一条烟就统统抽光了。

在知青里边，刘雁成爸妈是大学教授，他有一架“海鸥”照相机，曹明中的父亲在总后，能抽点好烟。其他知青回京，返村时总能用罐头瓶装点猪油，吃饭时放进碗里，刘源不能，他已家破人亡，没人给他装罗这些东西。

每天晚饭过后，天黑下来了，刘源就沿着村南的路跑远了，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回来，进村后大声哼唱着。村人们听见就说：“这娃心里憋屈得难受哩！”无论是上厕所还是出工，刘源总是一溜小跑，村人们说：“这娃心里火烧哩！”

那年，少奇同志在河南被摧残致死，这个消息村人们当然不知道，但上头清楚。刘源找大队会计边补存开介绍，想到河南去看一看。但是上头不让，边补存想放行又不敢，就给山阴军管会、知青安置办写了大队意见，意思是同意去，看上边怎么办。刘源去找上边，自然是不同意。于是他在一天夜里偷跑了，县里派人到岱岳车站拦截，刘源已经从泥河坐火车走了。刘源来到河南新乡刘庄，找到大队支书史来和，这里就是拘押少奇同志的地方。结果，他在河南被拘押了半个月，山阴县派人把他带回来，在县里招待所又被关了两个月。后来，大队带上钱和粮票，把他接回村里。为此，边补存被责令写出检查，承认自己是把矛盾上交，放松了阶级立场。

村中青年边宝连，和刘源同岁，都属兔。每当知青食堂饭不好，或者是今天家里要吃好的，就把刘源偷偷叫到家里。

第三生产队的会计边文，是从县里兽医学校毕业的，会写毛笔字，是村里的秀才。边文和刘源一起劳动，见他生活上不能饱暖，政治上名誉扫地，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摧残折磨，特别是那天晚上他亲眼目睹了刘源在大队部挨整的情形，心里很难过。他担心这后生想不开，于是他偷偷给刘源写了一张字条：“……见到你，我们流下了辛酸的眼泪。我们关心你，我们支持你……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代表全中国贫下中农欢迎你……”

劳动时，他趁人不注意，把这张纸条塞到刘源上衣口袋里。刘源躲开人群，打开字条，他被这种深深的同情感动了。回到小屋，他激动地给北京的妹妹写信。记叙了字条的内容，希望困境中的妹妹也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持。

那个年代个人的隐私权根本没有保证。刘源的信被人截下并拆阅了。边文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关押审查、批斗。

但是这场风波并没有改变边文对刘源的态度。他是农民的儿子，他继承了父辈的淳朴和倔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悄悄地在生活上帮助刘源，这帮助如同雪中送炭，温暖着刘源的心。

后来，上头要正式把边文定为“现行反革命”，材料写好了，叫大队支书周清盖章，周清是放羊出身，大字不识一个，说：“你们念，拿我听听！”听完后，周清说：“这是捏造哩，刘源来我们白坊大队和我们村人一样样劳动，全身泥浑浑的，晒得黑油油的，做下啥没的了？有问题是他老子的，和他有啥关系？他来我们村，和我们村的娃们交好，这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错在哪了？”来人又说：“您看上头让我们来，总不能白跑了，多少总得闹个结果。”周清就火了，大声说：“他们想闹他们来闹，我是不尿球他！”

中国的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百姓，这要归功于几千年来圣贤的教化。关于白坊村的乡亲们，刘源后来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在农村待过7年，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生存态度。”

这年夏天，刘源终于走完了他的下放生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刘源回北京。

绝不允许子孙后代

再经历这样的痛苦

来源丨文史天地

作者丨刘源

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

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浮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走过唾弃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

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变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

在人民中，特别是到了农村，我受到了农民的关心、帮助和养育。正像我父亲和我们分别时说的那样：“人民会做你们的父母。”是的，人民做了我的父母。

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绝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

使我宣布竞选还有另一个个人动机。今年我父亲正式被昭雪。许多同志都祝贺我，为我高兴。我很感动。压在身上的包袱被卸掉了，我也的确轻松许多。然而，恐怕谁也不会想象的，在这一时期，我心里有多么痛苦，其程度恐怕与“文革”开始时差不多。

“文革”开始时，我一下坠入深渊，成了最黑最臭的“黑崽子”，人们避开我，朋友们几乎都背过脸去。在我眼中，仿佛一朝之间世界全颠倒了，大家能想象出那时我的心情。

后来，是人民做了我的父母，拯救了我，培养了我。而今，我又一跃而成为“最高”的高干子弟，一种典型的隔阂又把我与人民分开，不少人又避开我，猜疑我，误解我。

这两次重大的变化，都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过错，只因为出身，可以说，在平反后，我千方百计与大家打成一片，消除误解，但是不行。“文革”初，我还能用内心的高傲、用恨来麻木自己，今天都没有支撑了。我眼看又要与我的父母——人民生离死别了。这种痛苦恐怕不是每位同志都能感受的。

我本是一个普通的人，四岁进幼儿园，十五岁成了“黑崽子”，我就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今，一种无形的东西却非要把我与人民分开，我愿与大家一样做一个普通人都不行。为什么？ 我苦思苦想，这绝不是任何人的过错，更不能责怪误解我的同志，这是社会造成的，是社会中那些封建等级观念要把我与人民隔开，这种隔阂必须靠我自己来打破。

我不首先站起来还靠谁呢？ 只有与封建专制残余去搏斗，与人民一块，一锹一锹填平封建观念的鸿沟，我才能永远在人民的怀抱中；只有我主动让人民审视、检查我，抛掉荣辱杂念，为民主而战，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才不愧为人民养育的儿子。 因此，我出来争当人民公仆，义不容辞！

有人问我：你是不是要走你父亲的路，现在开始往上爬？我想，我确实面临着走什么路的选择。如果我想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好吃，好穿，好工作，做点学问，建一个美满的小家庭，是容易的。 如果我有野心，想往上爬，也不是没有投机的条件。

但我不能走这条路，我不能忘了人民，人民才是我的基础。因此，我谢绝了要给我的职务，甚至放弃了摆在眼前的出国学习的机会，选定了一条艰苦、漫长的路。

今天，我出来竞选就正是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中，和人民一样争取，运用我应有的权利，这是条堂堂正正的路。 在我父亲的追悼会上，在我父亲的骨灰前，我们全家曾发誓说，绝不躺在他的功绩上，要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

我父亲是来自人民的，正是亿万普普通通的人培养、教育、锻炼了他，作为人民的好儿子，他曾为人民的解放抛弃自己的一切，出生入死，到死也没在特权面前摧眉折腰，人民也为了他的解放而英勇奋斗，付出巨大的牺牲。

我父亲二十三岁时，挺身而出，代表一万多工人斗争，替人民说话，大大发展了党；我三十岁了，今天才有条件。我也应该当仁不让，替人民说话，帮助党进行艰苦卓绝的改革。

中国要民主，一定要实现民主！我们每个人必须为民主而努力，我更责无旁贷。

我愿意打这个冲锋，向封建残余和一切恶弊宣战，与特权决裂。只有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中国的前途才能是光明的！否则，不堪设想。

作为我个人，我也希望每位同志能伸出手来，帮我打碎我们之间无形的隔阂，让我们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永远不和你们分开。

说明：1980年，全国高校师生掀起了一场竞选人大代表的风潮。11月1日，刚刚被平反的刘少奇之子、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刘源率先贴出《竞选声明》，成为该校竞选人大代表的首个候选者。经过多次民主讨论和答辩，最终经投票选举，刘源以微弱劣势输给一名教师候选人，没有成为区人大代表。

[本文出自刘源当年在竞选答辩时的演讲]

刘少奇之子刘源：当年递信要求废除高考，11年后又给邓小平写信请求参加高考

来源：《作家文摘》合订本242期

1978年初的一天，北京起重机厂铆焊工刘源，收到一封印着“北京师范学院”字样的信。

从这一天起，国家前任主席、“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之子刘源，确定将迈入大学的门槛。

此时，距离刘源的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十年。他的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刘源等到的这份录取通知书，比厂里其他考生的到得都晚。这份拿在手里轻飘飘的信件，却并不是他一生中和上学、读书有关的至关重要的第一封信。

距此大约12年前，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同样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案头。

信是四中高三（5）班的两位学长托送的。

这两个当时的优秀生，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很郑重，说是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

没过几天，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

信的结尾是：“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与这封信同时刊载的，还有来自北京女一中的另一封抨击高考制度的信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由此而废。

有史家论称：废除高考，是继1966年5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文革”的又一重要突破口。

提及这封信，刘源摇头苦笑：1966年我递的信要求取消高考，11年以后，又是我写信要求参加高考。

这一次，刘源致信的对象，是“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恢复高考的消息裹挟着人们的兴奋和期待在民间迅速流传。或许还有机会，刘源想。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

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

于是，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刘源的不安，很快被证实不是没来由的。他的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

刘源26岁，非正式的传达里，恰好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

刘源不服气。他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是年的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

30年以后，刘源分析当年拦他的原因时，已经释然：

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但人家不说。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

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要冒风险。

“我挺生气，所以就给邓小平写了封信。”

刘源至今仍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

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

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

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信不长，就一页纸，钢笔书写工整。

刘源在信封上写就“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上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报考的时候，刘源填了政审表。

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

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

小平叔叔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批转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是厂教育处通知刘源可以报考的消息。

许多年以后，刘源推测这封信流转和送达的过程：

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下面拆信的人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我要把这个信递给邓老，看他怎么表态”。

下面当件事情一级一级报上来，就不好压了，越往上走越不好压。信就这样到了邓小平的手里。

这当然是个未经证实的过程。

可以确切知悉的，是1979年1月，刘源的母亲王光美出狱，在和邓小平的一次碰面中，王光美提及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笑了一会儿。

其时，刘源已经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就读。

师院历史系77级班主任周兴旺第一次见到刘源，是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中。

这家旅馆，是当年北京市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周兴旺就代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在此招生。

在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了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已经过北京市高招办筛选。

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他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

他想：那就选个大的吧。拿了刘源这一份。

录，还是不录？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

革委会主任是军人，副主任崔耀先是老干部。在讨论会上，崔耀先展现了四两拨千斤的功力。

他看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

刘源因此有机会去崇文门内旅馆。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

1978年3月8日，刘源入学。起点公平的高考，让他的命运曲线重新划出上升的轨迹。

1979年7月，邓小平在黄山偶遇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欣然合影

刘源的大学之路，似乎充满着偶然。

偶然的信，偶然的送达，偶然的批示，偶然地遇到崔耀先……这些偶然，只可能发生在1977、1978年。“四人帮”粉碎了，“两个凡是”还在，多年的禁锢未除，但松动已经萌芽。那是中国的惊蛰期。

刘源在大学一年级领到的历史教材，扉页上还印着“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老师讲课，也会在批林彪、批“四人帮”的时候，批一下刘少奇。

这种时候，低调的、规矩的大学生刘源，最通常的反应，是“不反应”。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彻底平反。此时，刘源的大学生活，已经持续了大约800天。

在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时，当年的直接受益者刘源表示，恢复高考决策的英明和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挽救了这么多人”。

他提醒，更应该回头看之前荒唐的十年。对目前饱受抨击的高考制度，刘源也认为确实是有问题，需要改革。但他反复说，“不是没有砸碎过。全砸碎了更完蛋。”

1966年，刘源亲手递出的信里，就有“不破不立”的话，建议对高考作“彻底的改革”，“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都是这几年看着挺眼熟的言语。

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中，有必然重复的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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