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与她相逢于校园，却“相识”于书里，文学是我们之间的“密语”。
2016年，我们是高中班上的前后桌。我已记不清最初让我们拉近距离的是张爱玲，三毛抑或是《红楼梦》，只记得那时“同频共振”的欣喜。
2025年，作为好友的我们成为“室友”。我们共享房间、冰箱、衣柜等“物理领地”，也共享书架这一“精神领地”。
书架是我们从社交平台淘来的旧物，外表漆成绿色，一共4层8格，没有严格划分，导致我常分不清书籍的归属，就像如今的我们，不是家人，更似家人，不分彼此。
作为书架“管理员”，我通常把国外文学作品归置在第二层，比如这本《法比安》——德国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创作的自传性长篇小说。那是她向我推荐的书中为数不多的德语文学作品，她说是她“近期读过最好的小说”。
曾经，因就读于德语专业，我常向她推荐德语作家，尼采、黑塞、策兰……我告诉她，在德语中，文学爱好者对应的词语是“Literaturliebhaber”，除了爱好者，“liebhaber”也可译为情人、爱人，所以我们也算是“文学的爱人”。
书是我们共同的“人生向导”。高中毕业后，我们分隔两地求学。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正在读朱光潜所著《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书里列的每一个毛病我都有，感觉自己没有沉下去学习和研究的心性。只要手机在我手上，就会感觉浮躁”。
朱光潜则告诉我们“闹中取静”的智慧：“现代生活忙碌，而青年人又多浮躁。你站在这潮流里，自然也难免跟着旁人乱嚷。不过忙里偶然偷闲，闹中偶然觅静，于身于心，都有极大裨益。”
翻阅过去的聊天记录，有时我们讨论“为什么做事缺乏热情”“不知未来应如何选择”。在迷茫的日子里，我们互相写信。在信中，我引用了我的“人生之书”——《人间食粮》的片段。
在第一章，纪德写道：“你永远也无法明了，我们作了多大努力，才对生活发生了兴趣，而生活同任何事物一样，我们一旦感兴趣，就会忘乎所以。”“关键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目睹的事物。”“你要仿效那些手擎火炬为自己照路的人。”书教会我们如何看待生活，我们应“手擎火炬为自己照路”。
书也是我们成长轨迹的参照。在学生时代，我们的书架上几乎都是文学作品。而如今，它也多了一重“大人”的印记。书架最底层一共两格，左边那格放置她的法律专业书籍、词典、工作材料等；右边那格则放置我从各个工作会议带回的会议手册，以及工作中需要阅读的书目。有许多个夜晚，我们只是面对面坐着各自工作，她写法律文书，我写稿，像高中时上晚自习一样。
书架顶层，却反映我们“没有长大”的一面。顶层没有书，而是堆满了图书文创、可爱摆件、手帐与潮玩盲盒。每个月，她都会购买一个“熊熊咖啡屋”系列盲盒，摆件主体是一只可爱又勤劳的白熊，戴着各式面包形状的头套，十分可爱。后来，我们逛书店、市集买的帆布包、冰箱贴等，都放在书架这层。
每次逛书店，看到好看的文创，我们都会“走不动路”，一个人时如此，两个人结伴时更是如此。学生时代如此，现在更是如此。
书还是我们友谊的见证。我时常从书架“借阅”她喜爱的书籍，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普通女人的十年通信》，讲的是“仙人球爱水”和“污士奇”的故事。两个女孩坚持给彼此写了10年的信，这些信集合出版，记录了一段跨越时间的友谊。
在来到同一座城市前，我们也一直有给彼此写信的习惯。我跟她开玩笑，要不然，也把我们的信件集结成书。就这样，我们约定好未来10年的通信，也为彼此许下了又一个10年。
今年7月，她离开了北京。书架慢慢装满后，又慢慢腾空。就像熙熙攘攘的北京，人们总是来了又去。在她离开前一周，我路过地铁站买了一束玫瑰送给她，那个瞬间与我脑海中某段记忆逐渐重叠。我想起她刚来北京时，某天我们相约咖啡店读书，晚上在地铁站分别。几分钟后忽然接到了她的电话，让我“回去一下”。
透过地铁站栏杆，我看到她捧花的身影，她把地铁口买的一束黄玫瑰递给我，说“这是博尔赫斯诗歌里的黄玫瑰”。
“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自己的核心，不营造字句，不和梦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这句诗出自博尔赫斯诗集《另一个，同一个》，后来也被我安置在书架上。书会泛黄、褪色，那段记忆在我心里却始终光亮如新，如诗般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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