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民国第一女官因太漂亮，却被人记载潘金莲般纵荡，窦娥般委屈

辛亥元勋居正于1929年写了一本题为《辛亥札记》(后更名为《梅川日记》的书，记辛亥起义史迹106条计十来万字)，皆居正对亲历亲闻的回忆。居正湖北广济（今武穴）灵西乡长乐里瓦城保安宁村居文胜垸人，被人尊称为民国时期“广济五杰”，辛亥革命元勋，著名的军事家、法学家。居正个性执拗守旧，道貌岸然，不喜华丽；常穿深蓝色长衫、布鞋、白竹布袜。

居正爱交流，中年后信佛，年老益笃，自号“梅川居士”。对自己的名字解释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爆得好名，由于他身为辛亥革命中枢亲历者，全书详细记录从“四川保路运动”到“黎元洪出任都督”、“同盟大会”等关键事件，多为当事人直笔记录，虽杂少量异闻但主体严谨，可与其他史料互证 。内容覆盖民国建国关键全过程、且获学界权威确认为可信第一手史料。所以，他他写的这本日记体的《辛亥札记》被后人称之为中华民国的"开国信史"。

就在居正的这本《辛亥札记》中记载着一位被他称为“沔阳监学”的美貌女子，称她为民国第一位女官，她前半生的传奇经历，既有《金瓶梅》中名噪一时的潘金莲般纵荡，又有《窦娥冤》中的女主人窦娥般委屈。为什么同一个人的身上，有二种截然不同的矛盾描述呢？被号称"开国信史"的这本书又为什么会记载这样一位女子呢？在她的身上究竟有哪些传奇经历？后来的结局如何？

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我们来到湖北襄樊市襄阳区东津镇大旺洲上洲村一个满院子的荒草民居，里面矗立着一座半身雕像，基座上面写着“辛亥元勋刘公“，这便是“武昌辛亥首义元勋刘公的故居。而就在故居的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同样树着一块标有“李淑卿之墓”的石碑，从石碑基座上雕刻的文字记述，我们才知道，这位便是居正《辛亥札记》中记载那位矛盾的传奇女子的李淑卿。

李淑卿的事迹在正史的《沔城志》里面，有较大篇幅的记载，她原名远宝、淑珍，字文华。后来同刘公结婚以后就改名叫刘一了，别号征清子。她是光绪十八年出生于湖北沔城下关街龙家湾(今湖北省仙桃市境内)。她祖籍广东，父亲在湖北做过小官，死于太平天国之乱，李淑卿是遗腹子，父亲死后，她跟着母亲靠做手工针线活儿勉强度日。

居正的《辛亥札记》中描述武昌首义成功后，作为元勋，刘公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总监察，办公地点设于武昌蛇山抱冰堂，作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机关报的《中华民国公报》曾刊登《刘一启事》：每日下午两点钟，在总监察处接见各界姊妹。这位刘一，本名李淑卿，是湖北军政府总监察刘公的新婚如夫人（地位较高的妾），同时也是民国第一位女性政府公务员，时任总监察处监印官，负责考核投身革命的妇女。

当年，有一位英国传教士埃德温·丁格尔在《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一文中说，为了鼓励更多的女性参加革命工作，让到现场的人受到感染，那时仅次于鄂军都督折黎元洪的总监察刘发表动员讲话，还介绍我的妻子是一名狂热的革命者，最近她去上海组织了一个女兵团。她依计划扮成一个贫苦的女贩，向总督府扔出炸弹，这将作为起义开始的信号。当然这是一种宣传鼓动，但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真的形成了一股女子从军热潮。

不过，此时的《辛亥札记》话锋一转，实事求是地说，刘公的妻子刘一此前名叫李淑卿并没有这些经历，只是外号“沔阳监学”。李淑卿虽说生活贫困，营养跟不上，但天生一副美人胎子，豆蔻年华时出落得如花似玉，经常招惹狂蜂浪蝶，不胜其烦。她上过两年私塾，识文断字，能歌善舞，聪明美丽并擅长交际，这些如痴如醉的书生常到她家中喝茶聊天，她母亲就靠同学们留下的茶水费维持生计，为此她的芳名远扬，以至于被沔阳劝学所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很是怜惜她，特别肯为她花钱，刘一就这样成了他的人。他为了见到美人，多次待在茶馆舍不得离开，于是旁人就戏称她是“沔阳监学”。

李淑卿18岁那年，上了媒人的当，嫁给卖牛肉的丁某，反正此人的长相一般般，甚至有人背地说他有点武大郎的影子，总之是不那么般配，因此村里人很惋惜，好一朵鲜花，偏偏插在牛粪上了。不过，可能由于夫妻没有感情，李淑卿结婚之后没有半点为人妻的自觉，并无收敛之意，依然纵荡自若，在外做她的“交际花”，这一点那个年代在邻里们的眼里就自然被称为“不守妇道“，但她我行我素，毫不顾及这些。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结婚不久，这位卖牛肉的丁姓商贩突然暴病身亡，丁家一直不满意新媳妇大胆的言行和反常的举止，一致怀疑是新媳妇害死了丁公子，把她送进了监狱。她的母亲谢氏去丁家求情辩解，无果，丁家认定李淑卿是凶手，一定要让她受到惩罚。谢氏去求亲戚们帮忙，可亲戚们除了几句安慰话外，没有一个愿意帮忙的，他们都怕惹火烧身。因为这件事情在当地闹得不小，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说这个是当代版的武大郎与潘金莲。

晚清的时候判案都是知县大老爷，更多注重的是所谓的口供，即民间的一些措词激烈的反应，对这种所谓有伤风化的案子，很快就要判他个“斩立决”。不过，那时经常在她家喝茶的书生学子纷纷斡旋，后来包括知县的儿子也加入其中，这一帮同学马上聚集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最后在多种力量的斡旋下，李淑卿因为谋杀丈夫证据不足，判决的结果：李淑卿从死刑，改判官卖。

这官卖的意思就是把“犯妇发配，须给官价多少钱领回家作佣人“，随后把所得银两给死者以补偿。那知由于她长相太漂亮，又年纪轻轻，当官府拍卖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人抢着掏钱，当堂具结，把她领走了。中标的这位是沔阳新堤富翁王老板捡个了便宜，不免得意，屁颠屁颠地领着美女回老家，大伙儿都在戳他的脊梁骨，多好的一个女子啊，这个糟老头怕是不配享受哦！谁知道旁人这话又给说中了。

话说这王老板家是有老婆的，他把小妾带回来事先根本没有征得大老婆同意， 便对她宠爱有加，甚至对大老婆看也不看一眼，这让正房太太妒忌无比。把李淑卿当眼中钉，千方百计要除掉她，并设施好几套方案，第一是准备找人贩子绑了她，老板问起，就说她私奔了。可是老板长时间不出差，迟迟不能行动，等不及了，就着手第二套方案。李淑卿有喝豆浆的习惯，大老婆就叫人在豆浆里下了毒，一大早送到床边。也巧了，李淑卿没洗没漱，正在梳头，王老板怕凉了坏肚子，替她喝了。这不是找死吗？喝完就一命呜呼了。于是，人们自然又认为这件事是她干的，她再一被冤枉了。所以便有人认为她真的比窦娥还冤。

没想到新结婚没几天，又出了人命，李淑卿是过来人，自知人命关天，而且这事有口难辩，心知有异，装着没事人似的，出了门就飞跑，跟母亲会合，一船搭到了汉口。危难之中遇到一名曾经相识的沔阳学子。他把母女二人带到武昌，召集同乡、同学慷慨解囊，资助刘一进入女子学堂读书。这些同乡中就有正在秘密策划武装起义的共进会会员杨玉如、杨舒武。

这一阶段正是辛亥革命前，共进会成员杨玉如和杨舒武等人，正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购买枪支、招募人马都需要钱，当年奉行“替天行道、天下为公“共进会成员，可谓是不惜任何手段等钱，正如居正《辛亥札记》记载的一些方法，现列举几种：一是盗窃，居正知道老家广济一座寺庙里有一尊金佛，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居正这时大街上四下无人，觉得正是机会。于是便带着焦达峰等数人，翻墙而入，两三下就把金佛从莲座上凿下来，趁着夜色，众人夺金佛而去。在离开县城的路上，金佛太重了，大家停下来休息。没想到，这一休息，却等来了几个警察。居正以为事情暴露了，警察来抓他们了，顾不上金佛，赶紧叫大家快跑。没想到这几个警察是去出差的，根本不是来抓他们的。好不容易搞到手的金佛就这样被扔在了路边。

晚年杨如玉

二是绑架勒索。湖南共进会员邹永成来到武汉，报告说他婶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多金银首饰，如能以术取之，当为革命之用。大家一听都说好，便从军队里找军医配迷药，由邹永成购来好酒置药其中。诡称将有远行，特来与婶母话别。两人在屋里喝酒，孙武、邓玉麟门外等候。久之，闻邹婶言笑自若。邹永成出来对两人说：“药不灵，碍事。”邹永成心有不甘，最后将婶母的幼子也就是他自己的堂弟骗至汉口，放言要婶母赎回人质，成功勒索到800元大洋。

三是宣传感化。浏阳商人刘贤构，贩夏布至汉口，在客栈与焦达峰相识。焦达峰向刘贤构宣传革命，刘深受感动，宣誓加入共进会，并把夏布全数交给焦达峰、孙武充当革命经费。其四是变卖祖产。张振武回到竹山老家，劝说父亲将城内房产一百多间全部变现卖掉。之前为他留日求学和在武昌办学，已经两次变卖家中田产。

虽然所有的手段都用遍了，但依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革命经费非常紧张，此时杨玉如得知同事刘公的手头有一笔5000大洋的巨款。刘公原名炳标，又名湘，字仲文，1881年出生于湖北襄阳的富豪之家，父亲刘子敬是前清武举，他的家原是襄阳首富，人称“刘百万”。四叔刘子麟官至清朝度支部郎中，也就是掌管全国食盐专卖的财政部主管。

这年正赶上清廷降旨要大考留学生，中试者将赐予不同官衔。刘公的父亲刘子敬希望刘公能进京应试获得功名。刘公请求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时任湖北高等商务学堂教务长和藩署财政顾问的表兄陶德琨出面，谎称有日本驻华武官帮刘公疏通关系，急需8000两银子捐一实缺道台。陶德琨对刘子敬说：“要发大财必先做大官，做了大官不难发大财。”刘子敬考虑再三，表示哪怕捐两万两银子得到一个道台官职，也在所不惜。四叔刘子麟也表示支持，并率先出了5000两银子。而另一边，刘公的姨表兄潘善伯受共进会委托，前来接应得到巨款的刘公返回武汉。刘公的弟弟刘同，很快也带着后续的3000两银子来到武汉。

为了把这笔巨款尽快入到武昌起义的革命经费里，孙武、杨玉如等人把19岁的刘一介绍给了30岁的刘公，两人开始同居。杨玉如要刘一劝说刘公尽快把钱捐出，刘公有点不太情愿地表示，这笔钱可是从父亲那里欺骗得来的呀。但他还是将所有银票当众点清，交给孙武，由于他捐出的这笔巨资，他被革命党人预定为起义成功后的第一任军政府都督。

此时的李淑卿的家成了革命党人重要的联络地点，准备起义的枪支弹药，一些珍贵的药物，都秘密藏到她的家中，等待革命党人前来联系接应。她的母亲谢氏端着针线箩筐坐在门口放哨，观察来往路人，逢到有人询问——有没有崭新的长袍马褂卖？谢氏就伸出右手朝阁楼上指，要客人自己上去看。对上暗语，首义需要的各种物资秘密而安全地被接应出去，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后来李淑卿在一些学生帮助下，进入武汉女子职业学校学习，她又在职业学校同学中间宣传新思潮，宣传自由、独立的思想，她在武汉职业学校名躁一时。

1911年10月9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发生爆燃事故，脸部、手部被烧伤，被送往日本人在德租界开办的同仁医院。在场的刘公等人及时撤离。刘一回到住宅转移革命文件时被捕。她在捕房被关了一夜，处之泰然。巡捕问她是否与革命党同谋，她一概推作不知，并说：“我是学生，过江来访问朋友的。官府为什么牵连无辜？”

李淑卿的才情与交际能力，令刘公在共进会中如鱼得水。正是有了刘公资金支持，在武昌首义中，发挥了重要角色。武昌首义成功后，由于黎元洪已经被官兵推举为都督，刘公只好转任设于武昌蛇山抱冰堂的总监察。刘一也被营救出狱，并在总监察处当上了监印官，由此成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公务员。和刘公在一起的日子，是李淑卿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但她命途多舛，结婚九年之后，39岁的刘公病死了，当时，北洋军阀四处通缉刘公家人，李淑卿无处可逃，只能化妆成农妇，潜回刘公老家襄阳区东津镇大旺洲上洲村。

直到后来，大总统黎元洪追赠刘公为陆军上将，而年仅28岁的李淑卿依然风华绝代、美貌依然，但从来没有村里村外的男人有什么奢望，因此，她只得隐居村野，一直在寺庙中礼佛寡居，手捻佛珠，端坐佛像前，默数时间漏斗对时代的渗漏，其中，不管屋外的江山日月，斗转星移，心静如水，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彻底隐退，也再没有嫁人，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屋照泥沙。

李淑卿没有子女，后半生靠侄辈供养，当时的心境如何？无法得知，但我知道，一个把青春交给黑暗年代的女子，她要么隐灭要么发光。就在她58岁的那个除夕之夜，大雪弥漫，天地玄黄，李淑卿在睡梦中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由于家人害怕新政府，只用几块木门板拼装成了棺材，用板车拉到了位于襄阳东津大旺洲(现襄阳区东津镇上洲村)临近河堤的一棵老槐树下安葬，整个过程十分简朴，没有坟头、没有墓碑，只有一堆黄土，站在安葬她的地方极目远眺，到处是平整的良田、沟渠和房屋，后来政策好了，兴建起了刘公纪念馆，后人便在刘公故居里给了她一席之地，立了一块石碑写好她的名字和生平。而她的坎坷一生，的确令人唏嘘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