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医保局原司长熊先军：医保谈判从不“砍价”，“不可能三角”是伪命题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价值医疗在中国，正在从一句理念，长成一整套真正落地、可持续运转的制度体系。

2026年8月9日，第七届价值医疗泰山奖，熊先军也会莅临现场，作为嘉宾参与圆桌讨论，欢迎扫码报名参加（文末附“泰山奖”日程）。

撰文 | 黄思宇、陈鑫

以“三方五家”医改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基于价值的优质服务提供体系”为起点，今年是中国政府提出“价值医疗”以来的第十年。

十年之间，中国从“仿制药大国”加速向“创新药研发策源地”迈进，一条以“患者获益”和“真创新”为标尺的主线，贯穿了创新药从研发到医保支付的全过程。

然而，站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上，行业仍在追问：在复杂多变的医保改革体系中，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高价、可及与可持续之间的矛盾是否真的无解？中国创新药产业又该如何适应新时代的“价值医疗”？

作为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原司长，熊先军深度参与了2000年首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制定，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出任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主管医保目录动态调整与准入谈判机制建设，其间主导多轮医保谈判改革。

这位在医药行业深耕近三十年的观察者，对医保谈判、药品定价和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

熊先军

在第七届价值医疗泰山奖前夕，“医学界”对熊先军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专访。他抛出多个革新行业认知的观点：创新药高价、患者可及和医保基金可持续之间的“不可能三角”纯属伪命题；医保谈判从不“砍价”，也不为药品“定价”；中国创新药最缺的不是“钱”，而是源头创新能力。

这一切判断的底层，都锚定在同一个坐标——价值医疗。

被杜撰的“砍价”：医保谈判到底在谈什么

国内医药行业长期流传着一种观点：创新药价格太高，患者和医保基金都无力支付；但价格太低，又会让药企难以收回研发成本，失去创新积极性——高价、可及、可持续，似乎构成一个无解的“不可能三角”。

这种论断被产业发展的焦虑不断被放大，最终形成对医保的一种“成见”：医保谈判等同于“压价”，对本土创新药产业发展造成阻碍。

但在熊先军看来，这是一个被杜撰出来的伪命题。

“医保谈判其实就是一桩买卖。买卖双方坐下来谈成一个能达成交易的价格，谈不成就明年再谈。理清这一层关系，就不存在所谓的‘不可能三角'‘砍价’等说法。”他用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供需关系来解释：药企是供给方，自然想卖高价；患者是需求方，医保作为支付方，代表患者与药企谈判，二者同属买方，都希望以更低价格购药。

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让患者“用脚投票”，即患者基于自身情况选择买哪一款药。但对于独家创新药，“用脚投票”行不通，只能坐下来谈。

“如果谈成了，企业获得了利润，患者能用上创新药，医保也以可承受的价格支付，所谓的‘不可能三角’就迎刃而解。如果没谈成，明年还可以继续谈。”熊先军说。

因此，把医保谈判这样一场动态、允许多次尝试的买卖，描述成一道静态的、想要一劳永逸解开的难题，本身就是一种误导。

2019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媒体吹风会，熊先军（右）作为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介绍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有关情况

熊先军还提出了一个更颠覆认知的观点：医保局其实并不“定价”。

“医保局是制定谈判规则的，不直接参与药品定价，药费最终是由医保基金支付的。”熊先军强调，即便是医保基金，也没有直接给药品定价的权利，它只是代表需求方，与企业一起坐下来谈，双方都要遵守医保局制定的规则。

医保谈判也不等同于“砍价”。“企业给出的数字不是价格，是‘喊价’。最终能用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那个数字，才能称为‘价格’。”熊先军解释。

一个案例足以说明这场“买卖”的分量。某款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物，企业曾标价70万元，当时年销售额只有1000万元左右，几乎没人用得起。纳入医保后，年治疗费用降到不足10万元，患者自费约3万元，如今这款药在国内的销售额已超过1亿元。

“企业赚到钱了，患者用上药了，这就是双方都获益的交易。”熊先军说。

既然医保谈判不为“高价”买单，那它究竟为什么买单？熊先军的答案是——为“真创新”的增量价值买单。在熊先军看来，“真创新”应同时满足三条标准：

（1）能填补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包括针对新适应症、针对过去无药可治的疾病；（2）是一种新的化合物或采用新的治疗机制，与国内“一类新药”的定义相契合；（3）带来新的临床获益或疗效的实质性提升。

这是医保谈判的底层逻辑，也是最容易被误解之处。

熊先军指出，许多药企觉得医保谈判的价格太低，是因为他们更关心在这款药上投入了多少成本、多久能收回成本。但医保跳出了成本视角，用药物经济学模型衡量一款新药的“增量价值”有多大，医保为“增量价值”支付相应的溢价。

一场场医保谈判，让许多家庭从绝望到重燃希望

让无数患者从“用不起”到“用得上”

被“逼”出来的跃迁：创新药之困，不在药价

过去十年，中国完成了从“仿制药大国”向“创新药研发大国”的历史性跃迁。熊先军直言，这是被“逼”出来的。

2015年之前，中国仍是“仿制药大国”，熊先军认为，这并非因为当时做创新药没有利润，而是做仿制药利润太丰厚——无论大小药企，只做仿制药就能过得相当“舒服”。如果守住原有业务就能稳定获利，企业自然缺少冒险创新的内生动力。

“只有当‘躺着赚钱’的空间被压缩，企业才会在不得已之下投入创新研发。”熊先军说。这并非苛责企业缺少求变的主动性，而是揭示了最基本的市场激励机制——任何理性的企业都是趋利的，都会优先选择投入产出比最高的那条路。

2015年，中国发起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药监改革；2017年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技术协调会（ICH）；2024年7月《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出台，2025年7月相关措施颁布；再加上资本退出通道的拓宽——一系列配套政策深刻重塑了产业激励机制，驱使中国完成医药产业创新转型升级。

国家药监局（NMPA）数据显示，2024年批准上市创新药48个，创历史新高；2025年这一数字达到76个，同比增长58.3%，再度刷新纪录。与此同时，中国创新药管线规模与“同类首创”（first-in-class）管线数量，均较十年前呈倍数级增长。

在这一背景下，“医保压价阻碍创新”的说法也需要重新审视。熊先军指出，医保谈判从未违背鼓励创新的风向：集中带量采购挤出仿制药的价格水分，医保谈判常态化和目录动态调整，则为“真创新”药品打开了14亿人的广阔市场。

厘清了医保在产业升级中的角色，几个被反复误读的产业命题也就有了新的答案。

其一，对于将BD交易描述为“卖青苗”，熊先军并不认同：“一家以创新研发见长的公司，若没有成熟的全球临床运营和商业化能力，硬要靠一己之力把产品推上市、自己销售，回报未必高过做BD。选择授权出海，资金回笼更快，也能更早开启下一阶段研发。”

在他看来，这与其说是“卖青苗”，不如说是研究型公司基于自身特性做出的理性选择，是中国创新药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现实路径。更何况，中国药企保留更多权益、参与更大价值分配的BD出海案例不断增多，如今除了单纯的管线授权，还有设立NewCo，共同开发的Co-Co模式等。

其二，对于“创新药销售占比低”的论断，熊先军认为不必强行对标欧美：一方面，中国仍有庞大的仿制药存量，与美国等市场高度“创新药化”的基础不同；另一方面，对许多跨国巨头而言，中国并非新药全球上市的首发地。

“更值得看的是趋势。”他强调，早年中国创新药销售占比还不到5%，只要这条曲线继续向上，方向就是对的——至于速度，创新成果转化本就需要时间，急不得。

其三，对于备受行业关注的商保创新药目录，熊先军认为其意义首先在于赋予入围创新药“名分”——一个“国家级”标签，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进院难”的阻力。但要真正落地，仍需打通两个环节：

一是让商业保险机构深度参与目录制定，建立医保与商保的“一站式”结算体系；二是扩大商保的保费池子——目前保费收入仍在千亿元左右，相较万亿级别的基本医保基金，规模仍显有限。

换言之，商保创新药目录方向正确，起步坚实，但要从制度设计转化为支付能力，仍需更成熟的配套措施落地。

中国创新药产业真正的瓶颈究竟在哪里？熊先军的回答一针见血：不是药价，而是源头创新能力。

“目前中国最擅长的还是快速跟随式创新，基于已验证的靶点和机制开发‘同类最佳’（best-in-class）药物。这些也属于创新药，但若论first-in-class，中国依然稀缺。”熊先军指出，源头创新能力匮乏是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必须要突破的瓶颈，而基础研究偏薄弱、资本支持不足、成果转化受阻等因素，共同筑高了这道难以逾越的坎。

这些短板并非短期内可以弥补，更不是单靠金钱投入就能化解。也正因如此，熊先军反复提醒：不应把所有产业发展的焦虑都甩给医保。创新真正的驱动力，不在于利润的多寡，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是否被大环境“逼”到了“不创新就出局”的境地。

价值医疗：一切判断的原点

从医保谈判只为“真创新”买单，到创新药产业被“逼”出来的跃迁，最终都汇聚到同一个原点——价值医疗。

医保实现“全民覆盖”后，对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医保也已经从“按项目付费”转向“战略性购买”，主动决定“买什么、向谁买、以什么价格买”。当前的集中带量采购、准入谈判、DRG/DIP付费模式，都是“战略性购买”的具体体现，

价值医疗，正是这套购买逻辑最重要的标尺——医保愿意为有“价值”的医疗产品和服务买单。

熊先军为100种罕见病患者拍摄肖像

国际公认的“价值医疗”经典公式是：价值（Value）= 患者健康获益（Outcomes）/ 医疗成本（Costs）。这意味着，要么在分子端把临床疗效做到最大化，要么在分母端把支付成本压到最小化，才能带来整体价值的提升。

熊先军对这个公式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补充：“价值”指的一定是一个群体的获益，而非某一个体的结局。

他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位老人患了肠癌，治疗很有效，却在治疗期间因其他疾病（如卒中）去世，医保是否还应为他的肠癌治疗付费？单看这一位患者的结局，肠癌治疗似乎“毫无价值”。

答案是应该付。

“任何药品和治疗手段，都不可能对每个患者都产生理想的疗效。临床上判断药品和治疗手段疗效如何，从来不是看它对某一个患者是否有效，而是看在一群同类的患者中，能让多少人获益。”熊先军说。

这种群体价值的逻辑，落到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就是DRG/DIP付费模式：医保为同一类疾病设定好价格标准，把制定诊疗方案、控制成本的主动权交给医院，天然激励医疗机构“以最低成本实现最优疗效”。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医保只为“真创新”的增量价值买单，理解了熊先军所言：所谓的“不可能三角”并不存在，药品价格无所谓“高”或“低”，医保谈判从不“砍价”，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最缺的不是“钱”，而是源头创新能力。

这些研判，不过是价值医疗理念在医保支付上的真实投射。

十年前，中国第一次把“价值”写进医疗的坐标系；十年之后，这两个字正从一句理念，长成一整套真正落地、可持续运转的制度体系。

当医保以价值医疗为标尺，患者用得起新药、好药，企业敢于创新，医保基金可持续运行，三者不再相互矛盾，而是共同指向同一个答案——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转化为患者真实的健康获益，也让中国的创新药产业在“真创新”的价值引导下，从快速跟随走向源头创新，从创新药大国走向创新药强国。

本文来源：医学界

责任编辑：蔡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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