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与戴笠多番暗战，终因一个女人，落入致命陷阱，整张脸皮被剥！

1936年10月20日夜间，广西梧州一处不起眼的民宅里，一个身形瘦削的中年男子刚刚踏进房门，埋伏在暗处的几名特务骤然扬出石灰，匕首随即从多个方向捅入他的身体。倒地之后，行凶者又用刀剜下了他的整张面皮。数日后，这张面皮连同确认死亡的报告，被送至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的案头。被杀者，便是被称为“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而策划这场猎杀的，正是十多年前与他焚香叩头、结为生死之交的戴笠。

王亚樵与戴笠之间的恩怨，起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时戴笠在上海滩还是个没有着落的浙江籍无业青年，而王亚樵已经以“安徽旅沪劳工工会”为核心、掌控一支令上海滩闻风丧胆的斧头队，在皖籍劳工中拥有一呼百应的能量。

经人介绍，戴笠、胡抱一等人一同投到王亚樵门下。后来王亚樵受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邀，在湖州组建浙江别动队，王亚樵任司令，戴笠、胡宗南等皆为分队长。几个年轻人意气相投，按年龄王亚樵居长，焚香盟誓，做了金兰兄弟。胡宗南后来对人忆及这段往事时曾说，那会儿王亚樵为人慷慨，手下只要开口，从不论钱，对戴笠更是赏识，认为他机警多谋，是个人物。

然而分裂恰恰源于机警。戴笠很快意识到，只靠江湖那一套成不了大气候，于是离开湖州，投考黄埔军校第六期，全面倒向体制，王亚樵则留在民间，把暗杀和帮会势力当作表达政治意志的手段，终至水火不容。

二人真正开始以命相搏，是在1931年。

那一年，蒋介石软禁胡汉民，西南两广反蒋势力筹措巨款，通过粤系要人找到王亚樵，要求他想办法除掉蒋介石。戴笠此时已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特务组组长，专门负责安全。

王亚樵布置的第一波行动，就是庐山刺蒋。他派华克之、陈成等人携枪上山。为了通过沿途严密的盘查，王亚樵想出了火腿藏枪的点子：把枪械拆散，塞进掏空的金华火腿里，再用盐泥封好，外面以礼品包装混进庐山。

据华克之后来口述回忆，枪械的确成功混过了当时松散的盘查，但上山后王亚樵又派人送去了火腿，这一频繁举动反而引起了特务的警觉。六月，陈成在太乙峰附近发现蒋介石的滑竿，举枪便打，但卫兵反应迅速，陈成连射不中，反被乱枪击毙。戴笠随即赶到庐山勘查，从死者随身物品和那颗没打出去的子弹追查线索，最终将目光锁定了上海的王亚樵。

这一轮较量，算是戴笠防住了，但没抓到人。

紧接着，一个多月后，上海北站又出大事。七月二十三日上午，王亚樵策划对财政部长宋子文下手，派出刘刚等多名杀手埋伏在车站。火车到站，宋子文与秘书唐腴胪并肩走出，两人外形相近，都着白色西装、戴巴拿马草帽，杀手辨认失误，乱枪将唐腴胪当场打死，宋子文侥幸逃过一劫。

蒋介石震怒，手令戴笠必须限期缉拿王亚樵。

戴笠当即带人赴沪，借用公共租界巡捕房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力量，展开地毯式搜捕。王亚樵那时就潜藏在租界深处，凭借帮会眼线每次都能提前转移。

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记载，戴笠为此悬赏十万大洋，并密派特务直接去策反王亚樵身边的手下，曾有好几次几乎将王亚樵堵在弄堂当中，但都让他从后门或翻墙逃脱。这时期的交锋，虽然两人没有直面，但相互间已经完全摸透了对方的凶狠。

中间还有一桩大事可以从侧面反映二人的对抗强度：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王亚樵与流亡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人士金九合作，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由朝鲜义士尹奉吉执行，将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当场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炸断一腿。

那次行动让国人振奋，也让戴笠极为震撼。戴笠后来对亲信说过，王亚樵做事“有胆子、有手腕”，这样的人物不能为委员长所用，就必须除掉，否则永无宁日。这句话并非夸张，到1935年，王亚樵的手已经直接伸到了南京的中央党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全体中委拍摄合影时，蒋介石临时没有参加，汪精卫站在前排。化名“孙凤鸣”的晨光通讯社记者突然从记者群中冲出，朝汪精卫连开三枪，一弹击中脊柱。孙凤鸣当场被捕，次日伤重而死。南京举城震惊，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当场冲着蒋介石质问，认为是他主使，蒋介石有口难辩，严令戴笠全力破案。

戴笠带领特务处几乎倾巢而出，从孙凤鸣的尸体和随身物品入手，顺藤摸瓜挖出晨光通讯社的注册地址和保人，再牵出余立奎、张玉华等王亚樵的核心骨干。

余立奎很快被捕，但戴笠在审讯后确认，整个刺汪案的总策划和资金提供者，就是王亚樵。此时王亚樵已先期潜往香港。戴笠亲自带行动组赶赴香港，与港英政治部达成默契，布置圈套抓捕。沈醉回忆，有一次特务已经包围了王亚樵的住处，王亚樵临时躲进卫生间，用毛巾捂住口鼻，等特务进入屋子搜索时，突然夺门而出，再次逃脱。港英当局随后对王亚樵施加压力，王亚樵被迫离开香港，最终由李济深等反蒋人士接应，避居广西梧州。

梧州成了终局之地。

1936年，戴笠打听到王亚樵藏身于梧州西江岸边李济深安排的住所里，明面上无法进入桂系地盘公开捕杀，只能策划暗算。

戴笠将突破口选在了已遭逮捕的王亚樵核心骨干余立奎的一个小妾余婉君身上。

余立奎当时被关在南京，余婉君带着孩子留在香港，生活困顿。军统特务陈质平伪装身份接近余婉君，以金钱接济和威胁恫吓双管齐下，最终将其收买，要她配合引王亚樵出来。

余婉君赶到梧州，向王亚樵哭诉遭遇，王亚樵重义气，答应照顾母子，并约定在余婉君的住处碰面。那天夜间，王亚樵只身前往，推门进屋便遭石灰撒面，目不能视，仍奋力搏斗，掀翻桌椅，但埋伏的特务王鲁翘等人一拥而上，用匕首朝他胸腹猛刺。王亚樵身中五刀，致命一刀直插心脏，当场气绝。特务为求确证，用刀剜下了他的面皮。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中披露：戴笠当初就有交代，王亚樵这个人太能跑，诡计多端，必须割面以验明正身，才信得过。

戴笠在南京拿到报告后，说了句“总算结束了”，然后烧掉了所有往来电报。

这两人的互斗，形式上像是江湖仇杀和特务追猎的混合体，但本质是两种完全不同逻辑的暴力在对抗。王亚樵的暴力是个人化、江湖化、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他刺杀蒋介石、宋子文、汪精卫乃至日本高官，背后是帮会网络、地方实力派的金钱和个人政治意志驱动；戴笠的暴力则是制度化、国家机器式的，他背后有政权赋予的合法性和几乎是无限的资源。

戴笠在私人信件中曾经流露过，他并不愿亲手杀掉这位昔日的“大哥”，但领袖的命令不可违逆。王亚樵则在逃亡香港时给戴笠写过一封信，措辞毫不留情，直呼其原名“戴春风”，骂他甘当独裁者的走狗，背叛了当年结拜时的江湖道义。

这两种价值观无法调和，只能以一方的肉体消灭来终结。

王亚樵死时四十七岁，被草草埋在梧州一处荒地，几十年后遗骨迁葬上海。他的旧部门徒中，有些人后来加入了中共的情报系统，比如华克之。毛泽东曾从延安派人联系过王亚樵，后来在听到他被杀的消息时，对人说过“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这样的评价。

而戴笠自己也只多活了十年，一九四六年飞机撞山，烧成一截黑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