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拉人权圆桌会·专稿4】阿根廷学者：美国秩序在这一层面出现裂缝

编者按：近日，阿根廷拉努斯国立大学（UNLa）当代中国研究专业研究生项目主任、中拉研究中心主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BA）教授，中拉人权研究合作网络成员何广思（Gustavo Alejandro Girado）在 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崛起正在对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构成挑战。现将中文译文发布如下： （全文约4600字，预计阅读时间12分钟）

▲报道截图如上

国际关系领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美国及其他西方行为体与中国之间的系统性竞争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欧洲自2022年初起持续发生武装冲突，中东冲突如今也异常激烈。与此同时，新的政治行为体正稳步提升参与度，并逐步汇聚到金砖合作机制扩员后的“金砖+”等平台之中。上述变化共同塑造了新的国际图景：由二战战胜国按照自身规则建立的秩序正在发出断裂声，这也是当下“新秩序”话语广泛流行的原因。

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美国政府领导层，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关键因素。他加快了部分既有趋势，又引入新的动力——其中最显著的是更强烈的对抗性，以及对美国曾经建立的发展合作体系和其他制度安排的拆解。与此同时，很多“全球南方”国家正基于自身利益开展合作，或明或暗地选择“多向联盟”。总之，地缘政治指导下的地缘经济已经成为支配诸多领域的核心变量。

要完整理解这一背景，还需看到一个已有大量研究讨论的事实：中国崛起正在对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构成挑战。历史上，能够制定全球规则、技术范式和标准，并引领新技术发展的国家，不仅能获得市场优势，也能取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2015年，中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十年后其中相当一部分目标已经实现。美国随后以新的国家产业政策回应，试图维持其在关键且应用广泛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这套政策由数量庞大、类型多样且仍在实施的项目构成。与此同时，为遏制中国的技术跃升，美国先是发动贸易争端——客观而言始于奥巴马政府，并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显著加速——随后又发动技术竞争，限制中国获取先进产业所需的关键技术。这些领域附加值更高，生产劳动也更具价值，包括半导体、5G、6G、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计算等高技术产业。

在这一格局下，美国的结构性权力仍然强大，在生产、金融、文化、贸易和知识等多数领域继续保持领先。然而这种霸权在一些部门正逐渐松动、让渡，在另一些领域则开始转向共享。美国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GVC）仍在持续支配，体现为其产品与技术强势，并在市场权力高度集中，在全球知识产权（IPR）市场占据主导。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种“知识垄断资本主义”中，跨国公司通过掌控知识产权争夺全球价值链的领导地位。然而，由美国主导设计的战后秩序正是在这一层面出现裂缝，因此上述格局正在迅速变化。

在这场竞争中，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因为任何经济体的长期增长都取决于创新。尽管如何衡量创新能力仍是难题，专利数据却能直接记录具有商业化可能的发明，并包含详细技术信息。大量研究据此衡量创新活动、追踪技术变迁，也用来分析各国技术表现及其专利制度的特殊性；这些特征最终揭示了国家与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一个经济体的机构拥有大量国际专利，其创新主体在相应生产环节处于领先地位，便更可能控制重要技术领域，并凭借这种优势影响全球市场运行。专利与研发、版权及其他知识产权一样，是关键的无形资产，既塑造竞争格局，也体现一国的经济与创新实力。其重要性正在于此。

大型公司长期采取一种策略，同时在多个司法辖区获得保护的发明，以期较少受到单一专利局制度变化的影响，因此更便于跨国竞争。由此，国际专利族——即共享某些技术特征的一组专利已成为识别高价值发明的标准工具。

不过，这种国际化在不同发达国家企业之间一直呈现出不同动力。

相较欧洲经济体，美国国内创新活动始终更为强劲。在亚洲，日本战后增长则由高投资率、产业垄断解体、政治制度民主化、政府补贴以及相对受保护的国内市场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和技术的腾飞则成为本世纪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其海外专利申请量明显增加，尤其在2010年以后：中国获得专利的人数超过英国，并缩小了与德国、法国的差距。大约自2015年起，中国专利申请总量已超过美国，但其专利国际输出仍相对有限。这说明，要全面衡量一国技术实力，不能只看国内能力，还要考察其全球影响力。

一些研究曾质疑中国创新的质量，认为其科研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外科学网络，且与西方北半球机构生产的高影响力知识相比，中国与全球高端知识生产的融合程度较低。然而，最新证据则显示这一表现正在改善：自21世纪头十年以来，中国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中的占比增长了六倍以上；到2022年，一些研究观察到，中国在前10%最高被引用专利数量上正在接近欧洲和日本水平，这表明中国在全球技术前沿的存在感不断增强。中国专利在海外申请与获得的快速增长，也显示其国际技术影响力显著增加，这也部分得益于中国对科技创新的大规模投资。

这一过程大致可作如下概括：20世纪90年代，为摆脱对高价西方软件的依赖，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支持创新的投资，例如，支持开发软件与美国微软相关产品进行竞争。此后，中国企业与全球同行一样，越来越依靠自主专利技术。进入本世纪后，除美国外，中国的技术发展轨迹已经高于其他所有国家。中国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创新差距，这一优势与其制造业地位同步上升；中国由此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目前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制造业产出来自中国。

近期的研究认为，教育、研发投入和国防投入是这一高速演进的主要动力。2024年一项技术中心性研究表明，专利引用实际上也构成了一个与经济结构类似的“中心—边缘”结构：少数国家主导全球技术扩散。换言之，该研究印证了直觉判断——美国处于突出位置，并在2001至2021年间进一步强化；中国则从边缘位置进入核心，但与美国仍有相当距离。

一年前，中国媒体曾援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称，中国已连续五年位居国际专利申请量世界第一，并成为过去十年创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不过，专利申请数量优势暂时还未能转化为知识产权贸易的收支顺差。以2021年中美国际收支中专利使用费和许可费相关经常账户为例，美国实现780亿美元顺差，中国则出现350亿美元逆差，而且这一格局似乎还在强化。这些数字反映了美国知识产权的强势地位与质量，也说明中国仍依赖外部技术。逆差持续扩大，意味着中国为使用外国知识产权支付的费用高于其知识产权收入，因此中国正努力降低对海外知识的依赖。美国仍在将专利优势转化为霸权性优势，其控制信息流动和技术获取，由此不断巩固霸权；中国在多项中心性指标上的排名也已改善，但仍远未追平美国。研究报告还显示，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论文贡献已超过全球总量的40%。

中美两国都拥有强劲的发展动力、领先且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以及充足资源和人才，其他国家很难迎头赶上。对技术网络增长机制的动态分析发现，“富者愈富”效应是形成新增专利引用关系的首要因素。这虽与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视角不同，却得出了相近结论：收入集中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趋势，它偏向资本所有者，并阻碍不平等的下降。全球无形资产分布似乎也揭示了同样规律：最重要的经济体，其企业在教育、科研和研发上的投入最多，因而发明最多、申请专利最多并最终实现更多创新；这一连续过程又使它们能够制定全球规则、范式和标准。

不过，美国仍有的一项独特优势，是尤其擅长实现“从0到1”的科学突破。中国则非常善于产品扩散，中国的执行能力已在DeepSeek及其他领先人工智能企业的成功中得到充分展示：即能以远低于竞争者的成本提供性能相近的产品。因此，主要国家的相对位置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中心性上升更像一个例外案例，而非普遍趋势。知识并未被广泛传播、共享或“民主化”。掌握这种知识——经济学家所谓的“黑箱”——正是一个国家得以维持在权力金字塔特定位置的关键。中国的技术增长事实上已使其成为美国的制衡力量，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当前技术领导权已经发生转移。

中美知识垄断主体的中心性持续上升，凸显它们在塑造全球技术与经济格局中的战略作用。对知识的所有权，是其制定全球范式、规则和标准的核心杠杆。

而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或终将不得不采用这些范式、规则与标准。这正是中美正在进行的竞争。由于其中一方似乎跑得更快，另一方面推动“脱钩”政策，试图阻止前者继续实现技术跃升。当然，在当今决定未来世界形态的庞大技术体系中，并非所有领域都呈现同样局面。站在制造和生产流程的视角，这正如维尔纳·冯·西门子（德国西门子公司创始人）曾说的：谁先抵达，谁就制定规则并占领市场。

中国是美国维持其数十年来技术领导地位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正因如此，尤其自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以来，美国制定并实施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和技术封锁战略，其决策者显然感受到中国快速崛起带来的威胁。就当前格局而言，中国技术力量仅次于美国；随着其所构建的技术网络不断演进，这一力量预计还会增强，而中国几乎无处不在地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也增强了中国的基础能力。除美国之外，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技术领导地位将继续上升，中美紧张也可能进一步加剧。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原因：某些技术依赖极为特殊的投入品，例如所谓“稀土”，而各国对此类资源的控制能力极不均衡。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拥有全球约34%的稀土储量，贡献约92%的稀土产量，并供应80%以上的重稀土。在开采、冶炼和深加工环节，中国保持主导影响。全球90%以上的冶炼与分离能力集中在中国。在这条产业链上，中国战略优势主要位于中游分离和精炼环节，这是一个结合化学工程与生产管理的复杂体系。在这件事上，韩国媒体统计认为，在全球约47万件稀土相关专利中，中国拥有约22.2万件，并指出这道技术差距是四至五十年持续积累的结果，不可能仅凭政策宣布就迅速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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