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司马迁、班固、范晔,都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人,班固是东汉时期的人,范晔是南北朝时期的人。班固与司马迁相距大约200年,范晔与司马迁相距大约500年。
今天读《后汉书·班彪传》看到班彪班固父子共讥司马迁,而范晔又讥班彪班固父子,感觉其中大有可品之处。
班彪对司马迁当然总体上是非常肯定的,认为司马迁是“良史”。但是,班彪也认为司马迁写《史记》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三点是,“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
班彪甚至认为,以上三点是“大敝伤道”,没有“同圣人之是非”,这是司马迁后来遭遇腐刑的原因所在,即所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说实话,我看到关于“极刑”这里时,是为司马迁鸣不平的,并觉得班彪为人不厚。其实,司马迁遭遇腐刑是出于正直,是为了给李陵说句公道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得到赞美的。而班彪却于此非之,实在不应该。
班彪所指出的三点,认为是司马迁写史存在的问题,被其儿子班固所继承。班固在其《汉书》里评论司马迁原文如下:
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可以说就是其父班彪的原话。
班固也论及司马迁遭遇腐刑的问题,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没有做到明哲保身。
班彪班固父子,可谓是一个“德性”。不过,班固并没有像父亲那样称司马迁是良史,他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这句话似乎流露出不服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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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认为,班固写《汉书》固然也很了不起,但是,他父子俩与司马迁确实不能够相提并论的。他们在写历史与为人之思想境界上,都无法与司马迁相比。
先简要说一下写历史方面。司马迁写《史记》,在体例与材料安排上,是具有开创性之功的,班固正是在司马迁的开创基础上,才写出了《汉书》。
班彪班固在议论司马迁的时候,尤其是班固在自矜的时候,他忘了自己和父亲是站在司马迁的肩膀上,忘了自己是沿着司马迁开创的道路往前走。
班彪尚且称司马迁是良史,而班固自负,对他人称司马迁是良史大有不服之意。走着别人铺的路,却有轻视之意,想想这是不是很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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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重点说说班彪班固父子讥司马迁的三点,这其实反映出他们与司马迁的思想境界不同,而显然司马迁的境界更高。
第一,司马迁崇黄老而薄五经。
司马迁为什么崇黄老?因为大汉之兴,正是黄老之功。汉初到汉武帝之前,尊黄老之术,与民休息,不扰民,不折腾,使得经济发展,国家和人民皆得其利,而这其实正是汉武帝征西域征匈奴的本钱所在。
五经是什么?就是儒家思想。在司马迁那时候的儒家,地位其实刚刚由董仲舒确立,影响并没有东汉时期大。而且,当时儒家那一套,多有繁文缛节,迂阔虚伪,卑躬屈膝,谄媚逢迎,主要是为加强皇帝权威服务的。而司马迁的骨子里,却恰恰是非常反感这一点的。
儒家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稳稳地占据统治地位,班彪班固都是在儒家思想下成长起来的,当然推崇儒家而排斥黄老。班彪就是死心塌地忠于汉朝的。当隗嚣问班彪可否如战国争雄时,班彪给出否定答案,劝隗嚣尊汉。而班固则习染了谄媚逢迎的品性,先是肉麻地吹捧东平王刘苍,把刘苍与周公并列,而且说没有第三个人;后来又攀附外戚权贵窦宪,为人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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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司马迁序货殖轻仁义而羞贫穷
写《货殖列传》绝对是司马迁的一大开创,为后世史家所不及。从先秦到汉初,儒家主流看法,就是重义轻利,耻于谈财富,认为经商是末业;汉初政策也是重农抑商。司马迁专门给商人立传,放在七十列传之中,本身就是极大的思想突破。
班彪班固父子站在东汉儒学正统立场,认为读书人应当安贫乐道,不能宣扬追逐财富。可是,司马迁承认人性逐利,主张正视经济规律,不能用道德教条强行压制民生诉求。而且,司马迁看到了财富价值,老百姓正是因为追求财富,才能过上好日子,甚至必要时可以用来赎罪。
司马迁为什么遭遇腐刑?原因之一,就是没钱赎罪。所以,司马迁对于钱的重要性,是有切身体会的,对于缺钱的窘迫,是受过深刻教训的。用今天的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司马迁写商人,既写经商智慧,也强调守信、勤俭、看准时机,即“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肯定了他们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虚伪地回避财富问题,空谈道德教化。
至于所谓的“羞贫穷”,司马迁也没错,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但这不是否定安贫乐道的理念。人各有志,但“安贫”不是“乐贫”,如果有机会有能力,人都是会尽量去获得财物的。儒生有几个读书不是为了出仕?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非虚言也。
班彪班固父子受到皇帝宠幸,班固又攀附外戚窦宪,处境当然比司马迁好多了,说什么“羞贫穷”,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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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司马迁道游侠贱守节而贵俗功。
从这一点看,班彪班固父子是很不理解司马迁的。
司马迁为什么歌颂游侠?因为司马迁本身就有一种侠义精神,而且也曾渴望有人为自己仗义执言。当满朝文武没人替李陵说句公道话时,司马迁挺身而出。而当自己身陷囹圄无人相助时,他更加推崇游侠。
司马迁看重游侠身上的民间道义,言信行果,救人之急,不图名利,正直无私,甚至不惜许命,所以即便不在礼法体系之内,这些人依然值得记录。
而且重要的是,所谓礼法,并不都是公平合理的,更何况权贵可以得到庇护。这种时候,靠走正常的司法途径,无法解决问题,就只能求助于游侠。
班固讥司马迁道游侠贱守节,可是他攀附窦宪,在窦宪得势的时候,他的儿子、家奴不尊法度,作奸犯科,别人敢怒不敢言。这种情况,他理所当然不喜欢游侠了。他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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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评论班固父子,是深得其要的,他认同司马迁,反对班彪班固,认为他们“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也就是说,在范晔看来,杀身成仁就是仁义,就是守节。我认为有道理。
班固讥司马迁不知道明哲保身,而他自己却因为攀附窦宪,不管教儿子、家奴,导致儿子、家奴不尊法度,后来窦宪倒台,班固失势,被得罪过的人趁机报复,抓进监狱陷害致死。
所以范晔讥班固也是“智及之而不能守之”,是为古之所谓“目论”,见毫毛而不见其睫也。
不过,在我看来,班固这才叫咎由自取,与司马迁被汉武帝冤枉,是性质不同的——司马迁祸由正直,而班固祸自攀附。
范晔认同司马迁,可谓是跨越500年的思想共振。而他后来入狱,就更能与司马迁精神相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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