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中国古代女医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谋求工作，要想打破职业歧视究竟有多难呢？
嘉靖三十四年冬夜，江南一座府城的后宅灯火通明，知府夫人难产，堂上焦急的官员一挥袖子：“快去把刘婆请来。”仆人却犹豫：“府里不让‘六婆’进门啊。”知府重重一叹：“规矩要有，命更要紧！”几句争执落地，既揭开了女产婆的必要性，也照出她们尴尬的处境。
回溯到更早的宋代，产婆尚称“坐婆”或“乳医”。四川梓州的赵十五嫂曾因精于产科，远近相求。《夷坚志》里写她受邀深入山中，为神秘“虎妇”接生，故事真假难辨，却侧面说明当时人们已把女性接生视作不可或缺的专业。理学风气渐盛后，男女隔离成了社会底色，一切与血与生产相连的事务被视为“秽”。讽刺的是，正因男女避嫌，男人行医者被拒于产房之外，女人的双手反倒成了生命线上最可靠的依靠。
元末明初，陶宗仪写下“三姑六婆”一语，本是一句日常行话，到了明代却被蒙上鄙薄色彩。士大夫家训里常见“六婆不入内”，萧京甚至嘱子孙若见产婆“当避之”。口头禁绝是一回事，临到生产又只能倚重她们。清代袁枚在《随园随笔》提到无锡产婆阿凤，一年接生近百，箱柜里金银盈溢，阔绰到可以自置田庄。财富与声誉说明市场从未抛弃专业，只是礼教让夸赞改为窃语。
产婆还被官府借调至刑事现场。明朝律例要求女性尸检需“刮视妇女”，执行者正是接生婆。她们辨得清产道撕裂与外力伤痕，判断是否产后他杀，技术含量不低，却因此被平添“晦气”标签。职能越多，污名越深，这是理学“洁净观”与司法实践的撞击火花。
与产婆并行的，是医术与学问结合的女医体系。东晋葛洪曾授术妻子鲍潜光，至宋元间，道门女医在江南活跃，兼行针灸、汤药与符箓。进入帝王之家，更需严格遴选。永乐初年，无锡医士徐孟龙之妻因小儿科见长，被诏入宫，专司内廷妇幼。宫里禁书众多，她得以翻阅《备急千金方》等典籍，回乡后汇集医案，坊间称“徐氏内科”，可惜手稿散佚，只余传说。
知识来源一直是女医的软肋。科举把大部分医学典籍锁在男性书斋，女医多凭家学与抄本自学。晚明思想家吕坤痛陈“世医多陋”，提出由经验医师带徒讲解，无论男女。条例听上去平等，可操作时仍要求女徒“隔帘聆讲”，不能与男医同席。半拉子的开放，聊胜于无，却无法彻底打通女医的晋升通道。
18世纪末，苏北流传张巫医之名。她施针配符，号称“呼风唤雨”，朝野哄动，地方衙门屡请不至，最终以“惑众”被论死。这桩案件留下的卷宗寥寥，却点破民间对女性医疗者两极化的期待：既盼她们超凡入圣，又怕她们破坏纲常。现实无法容忍介于医与巫的灰色地带，于是选择一刀切。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背景。嘉靖以后江南棉纺、粮贸繁盛，人口激增，分娩量水涨船高。乡绅人家为了脸面，暗中抢订技艺最佳的产婆；市井百姓拼凑银钱，也要请来靠谱的刘婆。需求驱动供给，一张隐形的市场网将女医疗者牢牢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她们靠的是手艺，也是被礼法束缚的性别分工。
女医和产婆在男性主导的话语里被排斥，却在生命节点上不可或缺；她们手握技能，却常被贴上巫媪、秽妇、六婆等标签。留下的碑刻和医书告诉后人，徽派古宅墙角里曾嵌着“接福堂”小木牌，署名某氏坐婆，这是聘请契据，也是职业证明。那些木牌如今躺在地方志馆的档案盒，静静诉说昔日女性医疗者在夹缝里谋生、在偏见中开道的历史轨迹。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