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当“做个人”成了一种奢望｜探秘中国心灵⑥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周文晴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心理学正在迅速从边缘走入中心。从社交平台到日常对话，越来越多的人用“原生家庭”“MBTI人格”“NPD”“高敏感体质”等词汇描述自身状态。这些原本属于诊室的专业术语，如今成为了人们理解痛苦和讲述自我的语言。
中国的“心理热”并非一蹴而就。从1990年代《知心姐姐》式的大众启蒙，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层面对心理干预的认可，从“积极心理学”的流行，到近年来描述疼痛、创伤和内心挣扎的心理语言的兴起。
“自我”成为思考单位，并非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如人类学者张鹂所言，“自我”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概念。在集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年代，个体往往被嵌入社会角色中。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才开始带着“自我”的眼光探视周遭，国家在社会保障中的退出，也带来了责任的个体化——心理语言，开始成为理解痛苦、寻找出路的替代性支持系统。
“心理热”既是文化现象，也是一场社会变迁的折射。界面文化发起“探秘中国心灵”系列报道，尝试从多个维度审视这场心理热：它如何进入我们日常生活，又如何塑造我们的感知和经验？在感受被迅速命名的此刻，我们希望重新提问：我们为何如此需要心理学？
今天刊发的该系列第六篇报道，聚焦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王芳，她希望引导人们思考如何真正立体思考心理学，并造福于个人。

在2024年戛纳电影节获奖影片《某种物质》中，由黛米·摩尔饰演的过气女星伊丽莎白为了重回聚光灯下，孤注一掷地注射了一种神秘药剂，以期让自己“更年轻、更完美”。这个故事的恐怖之处，不只是科学的失控，更在于伊丽莎白将整个社会对外表与成功的病态标准完全内化，亲手将自己打造成一件工具，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关于自我毁灭的“战争”。

这一股并不致命，却惊悚到扭曲的身心不适，击中了时下某种集体性的痛苦。我们时刻被“必须成功”的鞭子驱赶，又在精疲力竭时试图做回一个完整的人。我们明知优绩主义的许诺已是泡影，却仍将那泡影认作自己的失败。我们努力变强，又分明易碎；害怕失控，又渴望连接。结构性的困境正以最切身、最日常的形式显形。

电影《某种物质》截图 图源：豆瓣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王芳捕捉到了这种痛苦。在她看来，私人的痛苦恰恰是对这套规则的不配合——它证明我们还没有全盘接受一个让人“生病”的环境。王芳长期放眼宏观社会环境变迁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同时将一种更具韧性的心灵状态带入公共讨论。

“2025小宇宙播客大赏”之“年度嘉宾”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王芳教授最打动人的，是她肯定了那些对于社会感到不适应的价值。她提醒我们，适应‘有毒’的环境，从来不是正确的解法。允许脆弱、接纳复杂，才是和世界相处的方式。”

在界面文化的专访中，王芳谈到了当下集体痛苦背后的结构性根源，提出以关系和脆弱性作为战胜日益蔓延的优绩主义、“自我客体化”的心法，也希望引导人们思考，心理学如何真正造福于个人。

王芳 01 做个人吧，长点心吧

“用我同事的说法，现在课堂上的学生情绪一届比一届稳定，走进教室就像走进了冰封大陆，面对一片冻土。（学生）好像听什么都没有特别大的反应，好像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特别多的兴趣……”

在一期播客节目中，王芳说起了自己观察到的当代大学生的情绪表现。“不恋爱、不沟通、不发言”，年轻人好像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所谓的“空心”状态，无法投入具体的连接。取而代之的，是王芳所说的“人生体验的全面量化”。选课要计算“绩点回报率”，看哪门课容易通过、能拿高分；社团活动要换算成能否写进简历的“亮点”；交友也不自觉地进行“人脉估值”。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似乎需要用外在可计算的指标去简化复杂，或者用学生们最熟悉的考试思维，为人生这场“开放式考试”寻找标准答案。

这种微妙又显见的心理变化从何而来？有人将之追溯至经济瓶颈、社会加速等外在根源，也有人归咎于人群自身，认为当代年轻人是服膺规则的“寂静的一代”。但王芳却认为学生们远不是铁板一块的被同化者，“冰层”之下仍有热流涌动——“当你讲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有触动。虽然不见得会大声地说出来，但是会看你，会点头，眼睛里还会放光。”

2025年春季，她在为本科生开设的“人格心理学”的最后一节课上总结道：“心理学家都在提醒大家摘下面具，填补空心，不做工具”。那做什么呢？她在PPT上写了四个字：“做个人吧”。一瞬间，教室里“哇”的一声——她知道学生们都被触动了。“做个人其实是多么简单、多么基本的需求……但那就是他们当下内心的渴求。”

那堂课上，她还告诉学生们：“我知道很多课是让你们长脑子的，但我特别诚挚地希望我这门课上完可以让你们长点心。”几天之后，有学生给她发了封邮件：“老师，谢谢你的这门课。长心很痛，但也很快乐。”

这门开设十几年的课程第一次让王芳感到如此不可或缺，她也打心底真切地同情自己的学生们，理解他们正经受着两种声音的撕扯。一方面，他们被优绩主义的鞭子驱赶，不得不把自己打造成最高效的目标达成工具。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作为这个年纪的青年人，他们内心深处还保有对于深度的情感连接、对于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渴望。一个声音告诉他们，面对现状——“我不舒服”。

图源：视觉中国

这种“不舒服”并非软弱的表现，也并不代表心理不够健康。纵观历史上不同时段对“心理健康”的定义，都着重强调要能够“适应社会”“发挥社会功能”。“心理健康”也常常遵循着统计学逻辑，偏离多数时就会被归为“异常”。但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称，如果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适应这样的社会并不是健康，而是更深的异化。

一味地追求对单一目标道路的“适应”，吞噬了许多年轻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这包括好奇心、探索欲和感知力。王芳发现，的确有些学生，可以非常精准地阅读和研判环境，快速找到最快捷、性价比最高的路，精确决定何时该努力、何时该躺平。对此她表示理解，但不鼓励也不喜欢。反而是那些“不舒服”的学生在她看来非常宝贵。“他们至少还没有妥协，没有完全被异化成这套规则的一部分。”

02 当人成为工具

身为科班出身的心理学人，王芳原本并没有机会去看见异化个人的外部系统。1996年至2006年，她在北师大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习，接受着最正统、科学化的心理学训练。那时心理学在国内高校恢复重建不久，为了与“伪科学”的打压划清界限，建立学科存续的合法性根基，它被牢不可破地与自然科学绑定在一起，要迫切宣称“心理学是一门科学”。这种视角聚焦在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往往将情绪与行为表现归因于个体内部，某种感受只有被转化为可操作的变量时，才具有研究的正当性。

读研期间，王芳开始从事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重点关注“职业倦怠”。在新世纪初，倦怠还远不是如当下一般普遍的社会情绪。“我当时就是个学生，一天正经班没上过，其实对此是毫无实感的。”她更多出于一种抽象的、学术层面的兴趣，在导师指导下收集了教师、警察、医护人员等职业人群的调查数据，而后提炼出职业倦怠受哪些因素影响，会产生何种结果等等。

而当前因、后果、作用机制似乎都被梳理透彻之后，再往下势必要进入干预的环节，她开始隐隐生出一股无力感——干预什么呢？个人吗？如果问题的源头在于不合理的组织结构、超负荷的工作量、缺乏支持的环境，却要对个人进行心理干预，要求他们要健康、要积极，岂不是隔靴搔痒，甚至本末倒置吗？

王芳博士毕业后的几年，恰逢中国社会经历急剧变迁。城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数以亿计的人离开故乡、涌入城市，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安放关系与生活；互联网也渗透进普通人的日常世界。喜爱“围观社会”的她眼见着新鲜的故事和心理现象层出不穷，而传统的心理学范式虽科学精巧，却似乎无法承载对于更宏大议题的解释。她开始思考，看似是个体自身的问题，答案也许不在一个个孤立的大脑里，而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当中。

沿此思路，她首先关注到一个具体的现象：居住的流动如何改变人的心理和行为。当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在频繁地更换居住地点，往往会带来个体原有社会网络的中断、人际关系的割舍以及情感连接的疏离。她的研究表明，那些经常搬家的人，在特定情境下更倾向于采取策略性的行为，例如在无解的任务中更可能选择用欺骗来作答以获取实验收益。这种模式反映的不纯是道德品质问题，而更像是一种环境塑造的适应策略：当人们对未来失去长期预期，当关系变得可替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变得脆弱，甚至连带影响到基本的道德判断。

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指出了业态社会下人际关系的短暂和匿名——“陌生人的相遇是一种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是没有未来的事情，是一段非常确切的‘不会持续下去的’往事，是一个一次性的突然而至的相遇”。高度流动的生存方式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看待他人、看待承诺、看待自己的方式，使人对人的感知滑向某种计算模式。王芳与学生做了一项题为“‘量化’爱情：关系流动性促进择偶计算心态”的研究，发现当人们感知到的所处环境的关系流动性越高，其对潜在伴侣的评估和对自我的展示，都倾向于使用可量化、可比较的数字指标“明码标价”。

图源：视觉中国

计算的逻辑不会止步于关系，还将危及人的存在本身。王芳曾经谈到，现代管理话语中的“人力资源”一词在意的似乎不是“人”，而只有“资源”。“有时候我会听到企业里的人说，‘等那个项目结束，就有人力释放出来’，他们想说的其实是等另一组同事做完手头的工作就能有人过来帮忙了，但听上去就感觉跟人没什么关系。”对效率与利润的追逐，把人压缩到只剩“有用”的部分，而情绪、情感——这些恰恰是人有别于机器的东西，却被当作对效率的干扰遭到贬低和剥夺。这一过程即是心理学中的“人的客体化”——一个有主体性、有感受、有自尊的人，被降维成一个实现目标的工具。

人性被工具性所取代，这本已足够残酷，然而更隐蔽也更普遍的是：被外部世界持续如此对待的个人也会如此对待自己。为了更快地达成目标，个体抢先剥夺自己的情绪、感受和休息的需要，同时将剥削性要求内化为个人美德——仿佛越能压榨自己，就越值得被尊敬。优绩主义那句“努力就一定能成功”，便是这种内化最典型的产物。

在采访中，王芳谈到了自己一位学生的故事。这位学生来自一个普通家庭，多年来凭借“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念考入名校，却在抵达后逐渐意识到，这套叙事看似激励，实则也在无形中压缩他对生命丰富性的感受。当时恰逢《三联生活周刊》发布了特稿《从21到26岁，她被困在考研考编里的五年》，讲述了一名女生在经历了四次考研失利、两次考公失败和三次考编落选后，始终将失败归因于自己“还不够努力”，并因此对自己更加严苛。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甘愿为一场接一场的错配持续承担长久的消磨？带着这样的疑问，这位学生在王芳的指导下开始构思硕士论文，研究结果最终发表于《英国心理学杂志》。该研究发现，在相对低社会流动性的环境中，“白手起家”“逆袭改命”这类完全依靠个人奋斗向上流动的叙事，反而在维系已然难以兑现的优绩主义幻象——它过度强调个体努力的决定性作用，却忽视了情境、机遇、社会资本等同样关键的因素。这种叙事将结构性的困境转译为“个人不够努力”，让人们自我苛责，也苛责他人，最终消解了追问规则本身是否合理的动力。

论文刊发截图

It’s my fault, I should try harder!
The narratives of self-made upward mobility sustain belief in meritocracy
in low social mobility context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25

论文发表后的一天深夜，王芳和那位学生在微信上兴奋地分享各自看到的读者反馈——有人将论文改写成了通俗的科普文章，有人留下了带着切身感受的评论。王芳说，那一瞬间就是研究者的“意义时刻”，“不止是对某个现象做出描述和解释，更是给一种更广泛的、难以言说的集体痛苦，找到了一个可以被命名、被理解、被讨论的框架。”

王芳 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3-7 03 乖顺不会让你更安全

哪些微小的锚点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被异化？王芳给出的答案是两个词：“脆弱”和“关系”。

简单两个概念似乎无力撬动坚硬的现实。毕竟，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充斥着“强大”叙事的时代，“自我”长期被视为一个需要不断优化、提升以对抗风险的项目。《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有毒的自信气质”（toxic confidence）已成为当前自我呈现的首选，单一的成功目标使得自信和果断这样的性格特征备受推崇，而纠结和优柔寡断则遭致舆论排挤。放眼全球政治经济领域，“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盛行也制造出了王芳口中的“完美恐怖主义”，人们可能因为一句失言、一次所谓的“错误”而面临社会性死亡。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进行更严苛的自我审查，紧紧包裹住自己似乎才是最“安全”的道路。

然而王芳也怀疑：层层武装过后，我们真的就变得更强大、更安全了吗？她和一些金融、商科领域的学生有过深度接触，发现他们当中不少人并不想复刻自己老板的人生，因为眼见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商业精英承受着巨大压力而日日夜不能寐；也有的人以最快路径把自己带向了财富自由，却无法维系与最亲近之人的良好关系，生活过早地空虚萎靡。“达成某个目标一切就会好的”只是一个引诱人奋力奔跑、永远无法兑现的骗局。“系统不会因为你的乖顺而变得仁慈。”王芳说，“反而可能因为我们集体性的沉默而使本就不合理的规则变本加厉。我们误以为自己穿上了防弹衣，其实只是提高了痛觉的阈限。”

除却“强大”叙事，根植于当代自由主义的独立自治、自力更生话语也构建了一种迷思。美国学者玛萨·艾伯森·法曼认为，人不仅是自由自治的主体，也是一个脆弱的主体，脆弱性贯穿于从婴儿到老年的各段生命历程。全知全能的壮年阶段只是生命形式的一种例外，脆弱才是人的普遍存在，是根本的人类境况。在王芳看来，拥抱脆弱意味着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并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纠偏，导向一种更具有生命力、更有智慧的生存方式。敢于承认“我错了”“我不知道”“我需要帮助”，恰恰打破了完美的魔咒，让我们接纳自己的本来面目。

脆弱的主体不可能孤立存在，能让人们在成功之外依然保有价值和尊严的，是相互之间的关爱和理解。但年轻的一代正显现出对深刻情感连接的主动割舍，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走向风险可控、回报可期。北大教育学者刘云杉曾感叹，当今的名校学生在包括人际关系在内的各个领域都害怕选择，“因为一旦选择即意味着选择的终止，意味着被所选对象捕获、套牢，对于流动来说，承诺与稳定是一种负资产”，所以人们进行着一场“选而不择”，以便自己能随时游走、见机行事，而能见机行事的游走必须高度可控。在近年的影视剧和社交媒体上，对爱情的投入和忠贞被指为“恋爱脑”，精通博弈论的“人间清醒”角色广受推崇，无数的公众号和情感专家指导人们“识别身边的NPD”“断亲”“划定边界”“别把同事当朋友”，总之，要严守真心，随时抽离。

但王芳指出，这可能导向心理学上的“自证预言”。人们还没进入某个环境、还没见到具体的人，就已经形成了大量预设，真正进入后，就本着这套预设去对待他人，同时只接受能印证这套预设的信息，最终把预设变成了现实。她痛心于人们如此内化了“及时抽身、断绝关系”等话术——而这一切，恰恰是以成就论价值的系统最乐于见到的。为使个人甘愿在既定的赛道上奔跑，异化的系统首先会设立一把单维的尺子，让人相信成绩、成就、成功就是自己的全部价值，为此牺牲其余一切都不足挂齿。系统害怕关系——，因为人一旦有了关系，就会发现有比成功更美好的东西。

这套严苛的规则看似宏大、不可撼动，但它无非是一些文化观念、一些社会规范，由很多人的习惯、很多人的默认、很多人的“大家都这样”构成。只不过大多数人是沉默的。我们总觉得自己是被环境推着走的那一个，其实我们也在构成别人的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认清这些就够了——我们还缺一个能让自己站稳的东西。当外部评价标准不断告诉你“你还不够好”时，什么能让你不彻底滑进去？王芳的答案是：关系。

真正能够捍卫自我价值的，正是关系——那种不需要勉励证明自己、不会因失败而收回的具体连接。它抵御着外部评价标准的剥夺，让一次两次的失败不至使人崩溃，“你知道在爱你的伙伴的眼里，你的价值依然很稳固。”

王芳所言的关系和脆弱性，并非主张不计后果的裸奔，而是期待一份富有勇气的交换，用暂时的、局部的、可控的风险，去交换一种更加坚韧、真实、完整的生命状态，从而建设一个我们更想要身处其中也更有人味的世界。“这个过程不是让我们在当下的规则里更快去赢的方式，但可能是我们作为一个人走得更远的方式。”

王芳 04 我们把改变想象得太剧烈了

近年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困境，越来越多的人期待从心理学中寻找答案，从“原生家庭”到“MBTI”，再到“奥德赛时期”，人们一次次地谈论和钻研，并将自己镶嵌于时下的“心理学术语”中。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以心理学冠名的流行语，和学术体系中经过严密论证的“科学心理学”大相径庭。那么，“正统”的、作为一门学科的心理学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变得坚韧和完整？又或者，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参与形塑那套让人疲惫的规则？

在《心理学的批判：从康德到后殖民主义理论》一书中，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托马斯·梯欧认为，科学心理学将心理活动简化成可供测量的变量，如知觉、记忆和相对单一的情绪，而那些无法测量的心理现象，特别是复杂的情感，则不再进入视野。王芳对此的比喻为：科学的实证心理学如同一张渔网，能够“打捞”的都是符合网眼大小的“鱼”，也就是那些可操作、可测量的变量，“但是人类的痛苦，它是一个海洋”，无边无际、混沌、深邃，不可能被任何一张“渔网”全然捕捉。

我们当然不应把“渔网”抛弃，它确实产出了大量精确、可重复的知识。但也要意识到这张“网”的不足，使用更多元的方式“捕捞”人类的痛苦，并允许痛苦以其本源的那种纠缠的、复杂的方式呈现，而不是急于将之塞入某个统计模型。王芳说，痛苦不一定要被消解，它首先要被允许，被承认。“我们要诚实地去面对它，不要回避它。我们把痛苦展示出来，去共享它、讨论它、看到它，才可能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有真实的接触。”

梯欧还认为，心理学与资本主义有着长久的勾连。在当下中国，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常被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术，那些以最完善的建制生产出来的知识，往往最先服务于政策制定、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帮助权力与资本理解、引导乃至规训个人。但王芳认为，心理学应当、也有潜力实现另一种公共性。它的最终旨趣，是让那些长久失语的普通人发出声音，意识到自己是如何被系统性的力量所定义和塑造的。同时，也要试着去触动那些身处规则制定端的人——因为那里同样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同样可以被影响、被改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王芳不太愿意给企业管理者上课，觉得自己最不擅长讲领导、高管们想要的那种“积极正能量”。但现在看来，这或许也复刻了一种刻板印象，好像管理者就只想听提效和赋能，对“代价”不感兴趣，但这是否也源于我们很少有机会坦诚地谈论这些话题？如今她会讲“量化管理”的代价：“量化管理确实让企业效率非常高，但你的员工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走出象牙塔，离开单纯的做研究和写论文，以新的身份进入公共讨论，用扎实的研究去对抗谬误和偏见，为社会提供基于实证、又兼具人文关怀的叙事。这些是王芳认为心理学研究者现实可做、也大有可为的领域。

对于“个体的行动是否足以改变系统”这个问题，她抱持乐观。“我们有时把改变想象得太剧烈了，或者把系统看得太坚固了。”改变可以很微小，互助就是最小的系统——你只需要基于自己的位置和网络，调动可及的资源。“也许我们做一次公共表达，有几个人听到了，那就是一种改变；你们正在做的媒体工作，也是一种改变；或者我们三个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社群，我们三个人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好”，她环顾房间，目光落在我和钊涵身上，“这也是一种改变。”

图源：视觉中国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当下的心理学热？

王芳：之前也总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心理学现在好像特别流行，是一门显学。但每次被问到，我其实都有点惶恐。如果这种流行的背后，是社会层面一些引而不发的问题以个人痛苦的形式裂开，那它的流行本身就需要警惕。一方面，一定会有人纯粹拿它来获利；另一方面，心理学对伤口的疗愈要特别小心——它不该被用来掩盖我们对更深层的社会问题的看见和追问。我担心心理学一不小心就变成一剂“麻药”，在个体层面能帮人止痛，但如果止步于此，就会让真正制造痛苦的源头被悄悄放过。它也做不了“解药”——解药需要系统性的改变，是很多人一起推动的事情。但心理学可以争取做一剂“补药”，不是治病，是强身健体，帮你在被消耗的时候还能保存一点力气，让你还有力气走到下一个可以去改变的地方。

界面文化：你如何理解年轻人在“躺平”与“内卷”间挣扎？你会如何建议？

王芳：首先挣扎本身也是一份保有自觉的证据吧，如果一定要给建议，我会说：先分清什么是“不得不”，什么是“你以为自己不得不”。有些规则确实绕不开，比如要毕业、要吃饭、要有一个安身之处，这些都是真实的刚性约束。但还有很多压力，其实来自“如果不怎样就会怎样”的想象。试着问一问自己：这个压力，是真的来自生存，还是来自比较？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你还能不能活？还能不能做别的？想清楚这个，你能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在“不得不”的事情上省下力气，在“可以选”的事情上留出缝隙。比如一份消耗性的工作，你暂时换不掉，但你可以决定下班之后的时间归谁。哪怕是留出一个小时不看手机、走一段路、跟一个朋友说句真心话，这些都是不会被“卷”走的部分。

界面文化：“韧性”总被拿来描述个体如何抵抗冲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你觉得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如何维持一种不被打散的韧性？

王芳：前面其实已经讲到了——允许自己脆弱，接纳各种情绪，与人发生真实的连接，这些都是韧性的来源。再补充一点：韧性不是硬扛，不是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倒下。它更像一棵树在风里的样子——不是硬顶着不弯，而是弯了之后还能慢慢弹回来。允许自己弯，允许自己晃，甚至允许自己掉几片叶子，这才是韧性。真正的韧性是跌倒之后能爬起来，受伤之后能修复，在彼此的扶持中站得更稳；是顺境逆境都能安之若素，而不是永远紧绷、永远没事。那怎么维持这种韧性？我觉得就是回到最朴素的事情上：过好你的日常生活。按时吃饭，好好睡觉，走一段路，晒会儿太阳，跟一个让你不累的人待在一起。这些听起来太平常了，但恰恰是平常的事，在不确定的时候最能兜住你。当外部世界在摇晃，你需要一些具体的小事来锚定自己——一杯热茶，一个熟悉的角落，一个可以说“我今天很累”也不会被评判的人。在当下，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简单来说，韧性就在你每天怎么对待自己的那些细小的选择里。

界面文化：很多心理学词汇比如原生家庭、MBTI人格、NPD……都非常流行，怎么看待人们依赖各种术语给自己或他人贴标签的趋势？

王芳：这种趋势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前我们的自我悬挂在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里，但现在那个网络在松动，自我掉下来，没了着落。于是我们迫切想知道：我是谁？我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在哪？曾经这种自我探索并不被鼓励，从小到大我们更重要的任务不是去发现自己的独特性，而是不要跟别人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心理学标签首先是一种命名——很多过去说不清道不明的痛苦，第一次有了名字。命名很重要，有了名字就可以言说、讨论、理解，甚至“收了它”。很多人看到这些内容会恍然大悟：“原来不是我太敏感，也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我经历的这一切是有原因的。”但也要小心它潜藏的风险。它最吸引人的地方——那种“一下就找到了答案”的确定感——恰恰也是它最危险的地方。人心和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而我们现在用几张清单、几个名词就试图对一个人下判断。它满足了高效、简化、获得掌控感等心理需求，但它最多是地图，能帮我们看清大致地形，但并不是真实、有细节的风景本身。我们可以用它来了解和保护自己，但不必把它当成武器去攻击他人，或者当成牢笼困住自己。

界面文化：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经验，在你感到混乱或失衡的时候能让你平静下来？

王芳：说实话，我好像不太常遇到这种状态。不是说我没烦恼，而可能是我对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基本的信任——我知道它会来，也知道它会走。如果真的遇到那种失衡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件让身体和脑子同时有事干的事。比如我现在最大的娱乐方式，就是一边看剧一边跳操（或者一边跳操一边看剧）。它有一个巨大的好处：你在那里跳，手被占住了，手机就刷不了了。看剧的时候本来总想快进、想摸手机，但当你必须跟着节奏做动作，注意力就不得不集中。而且一旦身体动起来，平时过载的认知系统交还一部分资源给身体，反而会让大脑更专注，也没空跟自己打架了，这个时候整个人是“在场”的——身体在，脑子也在，也许就不乱了。

参考资料

北师大心理学部MAP. (2026-01-29). “感谢有你，在我那些至暗的时刻”｜恭喜王芳教授获小宇宙大赏年度播客嘉宾. https://mp.weixin.qq.com/s/MB2Xj_EzVcJp8DcxPIoHqQ

读书杂志. (2026-02-28). 郭晓飞：重新想象“脆弱性”. https://mp.weixin.qq.com/s/SSV3b7Ol5Jh6TC_Ajx_INw

看理想. (2025-10-10). 那些不舒服，意味着你至少还没有妥协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746040

三联生活周刊. (2024-07-31). 不谈恋爱不沟通不发言，这届年轻人“寂静”的大学生活. https://mp.weixin.qq.com/s/k_0BQjVfiJ8HsY7DGnEL0Q

三联生活周刊. (2023-09-21). 21到26岁，她被困在考研考编里的五年. https://mp.weixin.qq.com/s/b8j_R_dtCEL3AJtsqpJ14w

山东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 (2025-03-20).俞国良、林崇德：心理健康概念反思与时代诠释. https://iase.sdu.edu.cn/info/1067/1426.htm

新京报. (2023-08-18). 为什么“好学生”更容易遭遇职场霸凌？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692326152168211.html

新京报. (2026-05-26). 对话王芳：在今天，如何做一个心理健康的人？ https://mp.weixin.qq.com/s/EBxamuy6NvO-iAQEbtRFmA

一席. (2019-10-21). 各种社会乱象，包括欺骗，包括暗黑人格，可能都和居住流动性有关 | 王芳一席第720位讲者. https://mp.weixin.qq.com/s/KFoPGGZfI6tQFLxvT1V4vA

一席. (2024-0730). 这群中国教育制度下的优胜者，正在被成功学反噬｜刘云杉一席第1074位讲者. https://mp.weixin.qq.com/s/nggJT46jUfXNgEZyZVc8hhttps://mp.weixin.qq.com/s/EBxamuy6NvO-iAQEbtRFmA

[加] 托马斯·梯欧. (2020). 心理学的批判：从康德到后殖民主义理论 (王波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艾里希·弗洛姆. (2018). 健全的社会 (孙恺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齐格蒙特·鲍曼.(2018). 流动的现代性 (欧阳景根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雅雯, 蔡攀, 左世江, 王芳, 董煜, 周阳, &黄旎雯. (2025). “量化”爱情：关系流动性促进择偶计算心态. 心理学报, 57(10), 1777–1790.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5.1777

Deng, Y., & Wang, F. (2025). It’s my fault, I should try harder! The narratives of self-made upward mobility sustain belief in meritocracy in low social mobility context.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7(1), 104–129. https://doi.org/10.1111/bjop.7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