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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对杨春霞说:这演的哪里像柯湘,分明是穆桂英走错了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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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能把人捧上天,也能把人一下子砸进地里。

1972年,北京京西宾馆那个排练厅,杨春霞就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么一下。

周恩来总理看完她的彩排,没说别的,就一句:“你这个柯湘,怎么看都像是穆桂英走错了地方!”

话音不高,但整个排练厅瞬间就跟结了冰一样。

导演、指导,谁都不敢吭声。

杨春霞自己,穿着戏服,握着道具枪,就那么直愣愣地戳在舞台中间,脑子里嗡的一声。

她可是上海滩顶尖的角儿,功夫是刻在骨头里的,一招一式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

可现在,总理这句话,等于说她这十几年的功夫,全用错了地方。



这句不是批评,是把她的根儿给刨了。

柯湘是谁?

是杜鹃山上扛枪的党代表。

穆桂英是谁?

是天波府挂帅的巾帼英雄。

一个是泥地里滚出来的革命者,一个是戏台子上描金画彩的古典人物。

这俩怎么能是一回事?

这个问题,杨春霞想了整整两年,也改了整整两年。



要把这事儿说清楚,得倒回去看杨春霞是怎么长成的。

她是个地道的上海姑娘,家住弄堂,从小耳朵里灌满的就是评弹、越剧,那种软糯糯、水灵灵的调子。

十一岁那年,她凭着一副好嗓子进了戏校,学的不是后来的京剧,是昆曲。

昆曲那玩意儿,讲究的是一个“慢”字,一个“细”字,唱腔叫“水磨调”,演员的身段得跟杨柳枝儿似的,柔美。

每天天不亮,小杨春霞就得起来练功,跑圆场,抖水袖,一个眼神,一个指尖,都得有说头。

这份童子功,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古典美人胚子。

可到了1958年,情况变了,她被调去学京剧。

这就好比让一个绣花的姑娘去学打铁。



昆曲的柔,京剧的刚,完全是两码事。

为了把京剧的字音咬准,她嘴里塞着小石子、筷子练,练到腮帮子又酸又麻,张不开嘴。

好在她底子好,又肯下死功夫,拜了梅派名家言慧珠为师,很快就在京剧舞台上站稳了脚。

她演的白素贞,妩-媚多情;她演的孙玉姣,娇俏可爱。

1964年,她跟着艺术团去欧洲转了一圈,在巴黎的舞台上,光是一个水袖功夫,就让台下的洋人看得拍断了手,玫瑰花跟下雨一样往台上扔。

那时候的杨春霞,走到哪儿都是焦点,她就是传统戏曲最亮的那颗星,一举一动,都是教科书级别的范儿。

谁能想到,这些让她风光无限的本事,转眼就成了最大的包袱。

1971年,一封从北京来的电报,把她从上海《海港》剧组直接抽调进了北京的《杜鹃山》剧组。



这在当时是天大的荣誉,也是个烫手的山芋。

柯湘这个角色,跟她以前演过的所有人物都不一样。

这个女人,得有农民的朴实,有战士的硬朗,还得有指挥员的智慧和沉稳。

杨春霞之前演的那些,不是大家闺秀就是神话仙女,身上那股子“仙气”和“贵气”,跟柯湘需要的“地气”和“杀气”,正好拧着来。

摆在她面前的难关,一个比一个具体。

头一个就是说话。

她一口上海普通话,软软糯糯的,一听就是南方来的。

柯湘可是安源的,那地方的人说话办事,都是硬邦邦、直来直去的。



剧组里的人急,她自己更急。

怎么办?

用最笨的法子。

每天早上起来,嘴里含着块从河边捡来的鹅卵石,对着报纸念社论。

那石头把她舌头都磨破了,说话都带着血腥味儿。

有一次排练,乐队指挥听她一句台词里又带出了上海味儿,气得把手里的鼓槌“啪”地一下摔在地上,不干了。

杨春霞一句话没说,脸涨得通红,转过身,对着墙,一遍一遍地念那句词,直到舌头都僵了,才把那个音给掰过来。

三个月下来,那块光滑的石头都被她含得没了光泽。



语言关好过,身段关难熬。

十几年的程式化训练,已经变成了她的肌肉记忆。

一抬手,就是兰花指;一迈步,就是圆场步。

排练舞大刀那场戏,她一亮架势,漂亮是真漂亮,可明眼人一看,这就是穆桂英的功架,是古代女将军上战场的仪式感,不是游击队员在山沟里跟敌人拼命的实在劲儿。

周总理那句话,就是说到了这个根子上。

这一下,把杨春霞彻底打醒了。

不变不行,不彻底地变不行。

剧组下了决心,把她送到了真正的“战场”——解放军第38军的驻地,让她去当兵。



她二话不说,剪了留了多年的长发,换上军装,跟战士们一块儿出操、训练。

她在满是荆棘的山坡上练匍匐前进,胳膊肘和膝盖磨得血肉模糊;她学着拼刺刀,一招一式地练,体会那种一往无前的狠劲儿。

她第一次摸到冰冷的步枪,闻到上面硝烟和枪油混合的味道,第一次在泥水里滚得浑身是泥。

这半个月,风吹日晒,把她身上那点上海姑娘的秀气刮得一干二净,眼神里也多了些过去没有的东西,一种淬过火的坚定。

从部队回来,她像变了个人。

再排练著名的“飞夺泸定桥”…

不对,是《杜鹃山》里“夺刀”那场戏,她把自己过去会的那些东西全扔了。



她不再追求动作多好看,多有范儿,而是琢磨怎么才最真实、最合理。

她跟武术指导一起,从太极推手里找灵感,设计了一套全新的动作。

敌人一刀劈过来,她不是硬挡,而是左手顺着对方的手腕一缠一带,卸掉力气,右手顺势就把刀抽了出来。

整个动作干净利落,不带一丝烟火气,既表现了柯湘的机智,也符合一个没练过童子功的革命者在实战中的反应。

这个设计,后来成了现代京剧中一个了不得的创造。

就连一个亮相的姿势,她都抠了不知道多少遍。

她对着镜子,一遍遍地摆,怎么站,枪怎么拿,头怎么转。

最后,她从一张革命老照片里找到感觉,定下了那个经典的造型:左脚微微前跨,身体重心下沉,右手紧紧压住枪身,脖子向左侧转动三十度。



这个姿势,稳当,有力量,又不失女性的柔韧。

灯光师再一配合,从特定的角度打光,她脸上的光影正好突出了坚毅的下巴和明亮的眼睛。

这已经不是戏曲程式了,这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艺术。

1973年5月23号,《杜鹃山》在北京京西宾馆正式公演。

那天晚上,台下坐满了人。

当“家住安源”那段高亢的唱腔响起,杨春霞扮演的柯湘一身灰布军装,手持大刀,稳稳地站定在舞台中央时,整个剧场先是静了一秒,然后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掌声。

台下的观众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在西湖边上唱着“西湖美景”的白素贞,也不是那个在沙场上威风凛凛的穆桂英。

这是一个真正的、从中国革命的土地里长出来的女战士。



她的唱,是革命的激情;她的打,是战斗的力量。

戏演完,周恩来总理第一个站起来鼓掌,走上台紧紧握着她的手,连声说:“好,好!

你终于把一个革命者的柔肠铁骨给演出来了!”

这一握手,杨春霞两年的苦,值了。

她把自己敲碎了,又在杜鹃山这把火里,把自己重新炼成了一块好钢。

后来,这部戏拍成了电影,柯湘这个名字,杨春霞这张脸,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

几十年后,杨春霞接演了电视剧《西游记》里的白骨精,很多人觉得反差太大。

可他们不知道,从柔美的白素贞到刚毅的柯湘,再到妖冶的白骨精,每一次,她都是把自己彻底打碎了再重来。



许多年后,杨春霞很少再登台演出。

但只要《杜鹃山》的音乐一响起,人们脑海里浮现的,依旧是那个扎着绑腿、目光坚毅的柯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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