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有个中国人见过路易十四，英国王室把他的画像珍藏至今

在清朝早期，敢背井离乡去欧洲，需要莫大的勇气，有个人不仅办到了，还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他就是沈福宗，在国内声名不显，却是被欧洲多国记录进史书的人物。

王翚《康熙南巡图》所画的江南

沈福宗出生于1657年（或1658）的江宁（今南京），网上说他出自“名医世家”，实际上根据欧洲档案和国内学者的考证，他父亲只是一名普通草药医生。

受父母影响，他从小就在常熟的耶稣会教堂当辅祭男孩和书童，还跟着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学习拉丁文和教会知识。

当然，本土的四书五经他也没落下，汉字写得漂亮文章也很优秀，还对医学、游艺等领域均有涉猎。

这位精通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少年，得到了另一位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的赏识。

《中国哲人孔夫子》的插画

柏应理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曾和鲁日满等人编译了《中国哲人孔夫子》，在法国巴黎出版后引起了轰动。

他心里清楚，此时欧洲虽然掀起了“中国热”，也去了不少传教士，但一直缺乏中国本地人的一手信息。中西方交流如果有了沈福宗这位助手，将会事半功倍。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24岁的沈福宗决定：不参加科举，不追求功名，跟着柏应理去欧洲游历一番。

谁知道这一去，虽然促进了文化交流，却再也回不去家乡。

沈福宗的半身像

一行人从澳门出发，实际上当时还有一位清初画家吴历，只不过吴历体弱多病到澳门后就放弃折返了。

只有沈福宗不怕路途辛苦，和柏应理坐船兜兜转转，于1682年首先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之后的经历就跟“开挂”一般，他在当地修道院学习了一段时间，取得了优秀成绩后受邀前往罗马，觐见了教皇英诺森十一世。

沈福宗把随身携带的40多部中国儒家经典和文献，送给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至今仍是那里的核心汉籍馆藏之一。

“太阳王”路易十四画像

真正让沈福宗名声大噪的，是法国那一站。

1684年9月，沈福宗成为史料记载中第一个觐见法国国王的中国人。

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接见了他和柏应理，沈福宗送给他《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翻译稿，请求法国王室出版。

后来路易十四还专门设宫廷晚宴招待他们，席间沈福宗拿起象牙筷子示范怎么用，用汉语诵读天主教的祷告词，还当场铺开宣纸写了毛笔字。

路易十四一高兴，就下令把凡尔赛宫的喷泉打开，这是当时接待外国使节的最高规格。

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沈福宗像”

法国的史学家考证，或许就是这次会面，让国王下决心向中国派遣官方传教使团。

1685年洪若、白晋等6名耶稣会士，出发前往中国，后来成了康熙皇帝的西学老师，也因此深度参与了清代前期的科技交流。

在法国，沈福宗还参与了《中国哲人孔夫子》的编译校订工作，这本书甚至直接影响了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思想家。

不过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沈福宗像”，太过“刻板”，不太像是本人画像，因为真正的沈福宗画像，是英国国王下令现场画出来的！

詹姆斯二世

有了法国之行，沈福宗在欧洲上流圈子已经出名，1685年他收到苏格兰、英格兰及爱尔兰国王詹姆斯二世的邀请，再次成为第一位见到英国国王的中国人。

詹姆斯二世，是最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英国国王，他在位仅仅3年多，就因为想恢复天主教地位导致了“光荣革命”，被迫流亡法国。

所以他见到沈福宗的那次，一位也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让他大为惊叹，颇有“知己”之感。

二人相谈甚欢，此后沈福宗在英国大约停留了两年，成为牛津大学的重要人物！

2018年牛津大学博士展示的沈福宗纪念牌

沈福宗受到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托马斯・海德的邀请，为该馆藏书编制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份系统的中文藏书目录。

他还详细讲解了中国象棋、围棋、升官图等游戏的规则，促成了海德《东方游艺》的出版，这也是西方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传统游戏的学术著作。

甚至，沈福宗还结识了化学科学的开山祖师罗伯特·波义耳，和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

一个17世纪康熙年间的中国青年跑到英国，和英国国王、牛津大学馆长、科学家们无障碍交流，就是这么神奇。

《中国皈依者》的沈福宗全身像

1687年，詹姆斯二世让英国著名宫廷画师，画出《牛顿肖像》的戈弗雷·克内勒爵士，专门为沈福宗量身画出一幅巨幅肖像画。

这就是《中国皈依者》，长约2.12米，宽1.47米出头，画中沈福宗穿着中式长袍，手持十字架，目光深邃的望向远方。

沈福宗的真实样貌应该就是这样的，其他国家流传的画像，很多带有多次加工。

传说詹姆斯二世曾把这幅画挂在卧室（或隔壁），也许他用这幅画来激励自己：一个东方人都信奉天主教，我想恢复天主教地位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当然这位英国国王最后以惨败收场！但这幅油画是克内勒的得意作品，至今珍藏在英国王室的温莎城堡内，属于重要文物。

牛津大学为沈福宗设立的纪念铭牌

沈福宗后来又去比利时居住了一段时间，1691年（或1692），沈福宗已经35岁了，离家日久的他突然很想念南京，柏应理便想办法让二人一起搭上了一条去中国的商船。

可惜，船行至非洲莫桑比克附近海域时，他染上了船热病，当年9月在海上病逝，没能再看一眼自己长大的家乡。

清代史书没留下他的记载，但梵蒂冈档案、法国王室记录、英国牛津大学、皇家学会书信等史料，都说这是一位儒雅博学、风度翩翩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