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奥德赛”：我们如何寻回自身的过去？

在如今流行的“奥德赛时期”之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描述过另一种“再占有的奥德赛”。它不属于某一代人，而是为了寻找自我或再度寻回自我，必须走完的路。这条路始于一个人为了进入另一种“文化”而主动抛弃掉的那些，比如母语、童年，和一切与从前有关的东西，直到在人生的某一刻忽然发现它们如影随形，于是在既厌弃又不舍的摇摆中，重新理解那一部分曾被否定的自己。它关于我们在成长中有意无意逃避的东西，也关于，每个人终其一生该如何面对自身的过去？

直到最近这些年，80后写作者舒安（化名）才觉得自己勉强算是走过了这个阶段。她出生于福建省一座小城的木材厂宿舍楼，一路从县城到厦门读中学，后来从北京走向西雅图，2017年，她在华盛顿大学取得了性别研究博士学位。从人生的某个时间点开始，她“好像慢慢地离开了一个家，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博士论文期间，她时隔多年再次回到了出生的那座小城，和外婆以及父母辈的两代厂工们聊了聊他们的人生。2022年，她把其中一部分内容写成《遗腹子》一文，在当年获得Sixth Tone（第六声）举办的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特等奖。完整的内容在今年以《木头换来的人》为名出版。

在跨越几代人的对话中，她意识到不论是自己，还是母亲和外婆，都在处理各自人生中那段既厌弃又无法割舍的过去。三代女性都有各自“出走”的方式，或沉默或激烈，然而现实生活中，“出走”以后无疑是更复杂的。的确，这种“出走”曾打破了同一种命运在代际之间的复制与传承，却也一度让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难以为继。在走进她们的人生后，舒安说她才好像慢慢长出了更多的共情与理解，既对她们，也对自己。

在母亲与外婆的冲突，以及自己与母亲的分歧中，舒安还看到了另一种血脉相继的继承，她们都从外婆那里继承了同一种决心。正如她在当年那篇文章的结尾处所写的那样：“当资本的凝视在赋予你力量的同时也将你裹挟，你坚定地掌握与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你们的坚持，在物质和情感的双重层面上帮助着我，使我得以在自己的故事里做一个急转弯，做出自己的选择——无论这个选择会不会像我想象中那样给我带来自由。”

本文是舒安的讲述，部分内容整理自《木头换来的人》。

讲述｜舒安

采写｜申璐

1

外婆的“档案”与档案里的外婆

“你觉得，人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写了什么吗？”

2011年读博的第一个暑假，母亲陪我回老家胜文查看老厂档案。走出大楼正门时，母亲低声嘟囔，我在一旁没有出声，我明白她其实不需要一个答案。如果不是因为这次博士课题，我不会误打误撞看到外婆当年的这份档案，也不会知道原来她当年经历过一件——在现在的我看来——如此大的事情。

舒安，写作者、社会研究学者。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毕业，现任该校客座教授。作品《遗腹子》获得第六声（Sixth Tone）首届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特等奖。

我还记得那份档案袋不沉，里面装了38页文件，按时间从1954年一直排到1990年。第一页是她的证件照和个人信息，以及直系亲属和亲密朋友的基本情况。第二页，是一系列在1950年代的中国，答案只能是“没有”的提问。直到翻到一份手写的检讨书，签名栏中赫然写着外婆的名字，整整两页纸的手写体。可是外婆是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也就是说，她其实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她的档案里。

那份检讨是以第一人称写的，文中宣称外婆在木材加工厂与一名男同事有过一段长达六年的婚外恋，他们的交往“超越了同志式的关系”，甚至提到了他们发生性关系的频率。我一方面震惊于工作档案竟然会记录如此私人的事情，另一方面又觉得我的外婆根本不可能出轨。印象里的外婆性子冷淡，平日里连大笑都很少，少时被家中包办婚姻嫁给了比自己大十岁的外公，他们虽未相爱但共同生育了四个儿女，直到外公因肺癌去世，留下她独自撑起这个家庭。

看到这份档案时，母亲好像没有像我这么惊讶。她回忆起小时候见过这位叔叔，但外婆从未同她说起过这个人的事情，被问及时即沉默离场。因为得不到外婆的验证，我们其实无从得知这份档案究竟真实与否。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一个女性遭遇到了一种很不公平的待遇，她甚至都找不到一种方式来回应，只能以沉默来作为回应。

这个故事我想写很久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我的博士论文比较偏向产业历史，而且我也不想把它写成只是公布一个人的“秘密”，更关心的其实是一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字档案”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是，我和外婆之间的连接都是依托于我的母亲作为中介的，于是几乎每次回去都是我们三个共同在场，慢慢地我意识到自己真正想写的是外婆、母亲和我。于是便有了《遗腹子》那篇文章。

从《遗腹子》到真正动笔写这本书，坦白说中间经历了很长的自我怀疑。我不确定这些故事到底值不值得被书写，我也不知道除了我和家人外，会有其他读者对这些故事感兴趣吗？直到“第六声”比赛结束后，我收到了很多同龄或年轻的女性的反馈，她们说想看更多，这些文字触动她们想要回去和家里人聊聊以前的事情。我才慢慢确信这是有意义的，即便我书中的婆婆、阿姨们不是最苦的、最特殊的，但她们也曾年轻，也曾像我一样离乡，在各自的人生中一次次推翻重来。即便跨越代际，我们人生的命题是共通的，在走进她们的人生时，我长出了更多的共情与理解，对他们，也对自己。

2

三代女性的出走

我自小就知道，母亲和外婆的关系不好

在母亲的描述中，外婆是一个“自私”的人。“她会把桂圆干藏起来，自己炖蛋吃。我那时候来月经，她什么好东西也没煮给我吃。”母亲对于母职的论述和期待，很多是基于她未能化解的对自己母亲的失望。也是到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那些负面评价也许未必都是事实本身，更多是年轻时的母亲希望被她的母亲以想要的方式疼爱，却落空的悲哀。很多事，外婆可能未必是同样的记忆。

最明显的一件事是，两个人对于“爱”的理解很不一样。在外婆的版本中，她当年拒绝母亲下乡是不想女儿吃苦，为了给女儿一个正式的工作，四十五岁的她在可以劳动也愿意劳动的年纪，谎称自己有心脏病，提前内退让女儿“补员”（当时很多国营企业有“病退补员”政策：国营全民所有企业的工人，如有重大疾病，可提前五年退休，由子女顶替自己的职位）。这就是她理解的母职的巨大成功。

可在母亲眼中，这次“顶替”以及外婆之后时常提起让她觉得自己好像“一辈子欠外婆一样”。她心里委屈，“当年谁家父母不是为了孩子的就业倾其所有？”

《木头换来的人》

作者: 舒安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6年7月

也是在这次回访中得知那些边角背景，我才意识到外婆内退让女儿补员，其实实在难得。当年适用“病退补员”政策的除了母亲，还有家中的二哥。整个木材厂几乎绝大多数家庭都会被“补员”的名额留给家中的儿子，可外婆自小就训斥家中两个女儿：女人如果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会被人一辈子看不起。后来母亲的二哥辗转考公上岸，母亲在16岁的年纪接替外婆，成了厂里正式的“国营工”。

促使我写下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在母亲身上看到了一种复杂。她从小在木材厂长大，是厂里的第二代子弟，她和厂里人也有很浓的感情，如今退休甚至又搬回了厂区的老房子住。然而在私下交谈中，每每提起厂里的人，她的言语间又有很多藏不住的嫌弃。这些抱怨是她对自己的出身和成长环境的不满吗？可为什么她又总想回去，好像还是有一份无法割舍的归属感在？

很长时间里，我不理解母亲身上的这种“割裂”。甚至有时，这会成为我们日常相处中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有次母亲来美国看我和我的小孩，我们周围有一片区域是低收入住房，我的女儿的一个玩伴是单亲家庭，和爸爸住在一起。那天碰巧她来我们家玩，身上脏脏的，母亲悄声嘀咕：“你怎么让小孩跟这样的孩子玩？”

当时忽然间一股怒火就在我脑子里炸开了，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会这样讲，尤其她也是类似的家庭长大的，被外婆一个人带大。那一刻我的困惑来自于，我真的知道母亲的来处，她明明应该对此有更强的共情。类似的时刻还有很多。母亲总觉得我“不求上进”，应该去做一些回报更高的工作，她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社区的华人女工们接触。这些时刻会有一点哀伤吧，好像失去了什么，毕竟小时候我确实觉得母亲是最能理解我的人，可慢慢地我们变成了不一样的人，没有谁再能完完全全理解另一个人了。

这次回访，在母亲的讲述中，我才隐约触碰到了一些她身上那种“割裂”的深处，才慢慢明白如果理解太难，至少能尊重彼此的处境，并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持，也是好的。

当年接班外婆之后，母亲在胶合板厂的检尺队做了一阵子，母亲说那几乎是她人生中最开心的几年。同事们之间很融洽，木材供应量少的时候，常常可以边聊天边完成手中的任务，这种节奏对一个带小孩的年轻母亲来说尤其珍贵。直到时间来到1990年前后，下海做木材生意的私人老板越来越多，各个分厂需要抽调人手专门做销售，销售员年底收到的奖金往往比其他人多出好几倍。母亲心动了，她自荐报名，多方争取，成了当年厂里重组改革的第一个女销售。

《少年巴比伦》剧照。

也许正是因为这次机遇，母亲是当年那批工人中最先接触市场和消费主义愿景的人。对她来说，成为“中产”真的很重要，不只是钱，也是文化。她会在回看时觉得以前的人并没有和自己一起往前走，她想逃离，渴望成为“不一样”的那个。

尽管这些故事，并不能真正解决我和母亲相处时所有的矛盾，但我明白了那些看起来的矛盾是因为她本身经历的时代就很割裂。她曾经是很骄傲的“国营工”，也曾被人羡慕，可后来经历突然的变动，不得不去适应。她是从两种话语中同时存活下来的人，她既被要求与时俱进，可是又无法忽视内心深处那些朴素的情感。她曾经历过一种残酷的生存机制，对当年那批经历下岗的家庭而言，如果认识的所有人都是厂里的，就完了，可如果结识过一些更有资源的人，他们是可以帮助一个家庭找到出路的。对母亲而言，努力靠近为了生存而需要的“资源”是很重要的，但对我来说，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可是，我不应该忘记，正是因为她当年的“争取”，才让今天的我可以轻松地说：

“没关系，我们家小孩儿可以和任何一个孩子玩。”

3

木头换来的人

我是一个下岗工人家庭的孩子。在我十几岁出头的时候，家人所在的国营木材加工厂倒闭了。我的父母，还有母亲家从外婆那一代开始的旁系血亲们，曾经都在同一家国营木材加工厂工作。但包括他们，厂里几乎大部分人并不是生来就在这里的。

他们是当年“木头换来的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于新中国城市工业建设需要，国家为了给基建提供木材原材料，同时也为了提升战备能力，决定在福建内陆山区建设森林工业，就需要劳动力。于是，当年的山东省、上海市和福建省曾达成一个协议，福建给山东、上海木头，以此交换，山东、上海要给福建送人，约定一年半为工作的期限。

很多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在木材厂工作，一定对木头有很多理解。但其实不是，他们中有一部分刚被“换”来时被分配到了伐木厂，这意味着那些曾经一直生活在平原的人第一次遇到如此多的木头、蛇、马蜂以及各种不知名的虫子。对他们来说，木头只是一种生产资料，而不是一棵树。他们日常需要扛起那些重量远超自身的木头，很多人年老后总有一侧的肩膀是不太好的。还有一部分被分配到了制材厂锯木头，制材厂车间的噪音是最大的，两个人在车间说话，哪怕站得很近也需要大吼。

《少年巴比伦》剧照。

约定的工作期限很快就到了。但那年三月左右，上级部门传来通知，希望厂里的工人“以厂为家，以林为业，安家落户”，并表示会帮工人们把家属以及未来的家属的生活工作都安排了。很多在木材厂的山东工人都是被直接通知留在当地，“逃”回家的那些没有户口和粮食证这些当年必备的证件。尽管如此，木材厂并没有如期给家属们解决工作，只是允许她们在工地按需“帮忙”，以计件或日结的方式发放补贴。

到了20世纪最后十年，供水、供电、育幼、教育、医疗被一层层剥离企业单位，归入政府或私人旗下。随后，社保、福利、养老也逐步被转出。9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中小国企被买断，工人下岗。木材厂被分开卖给了四个私人企业。具体到木材厂，三千多号人在三年内经历了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动，不得不另谋生计。

下岗之后，厂里大部分人过去的经历也变得“没有用”了。以我爸为例，他后来四处尝试过很多小本生意，去武夷山的蛇园考察过生产蛇油的可能性，还去汕头寻找过那些小的家庭作坊看有没有能量产矿泉水瓶的机器，这些后来都因为成本等原因没有继续下去。工人经济上的困难使得他们不得不忍受糟糕的工作条件，比如没有基本工资，或是因为所在的私人企业管理苛刻而被随意克扣薪酬。女工往往更加困难，她们几乎“什么都干过”，但没有一项干得长久。

我记得小时候在屋里写作业，曾听大人们在客厅聊起谁家某某受不了工作场所管理人员的虐待，直接收拾行李回来了；谁家某某又因为家人确诊绝症晚期，没钱治病，厂里人即便痛心，但没人能拿出余钱借给他们。那时，我懵懵懂懂感觉到，当整个社群在同一时间遭逢变故，当所有人都身处其中时，没有谁有余力能拉对方一把。

4

“没有用的”那一部分人生？

也许这些事情对我来说，一直都是耿耿于怀的。

在我升入小学的1993年，厂属小学的教学质量不如市里的小学，已变成公认的事实，于是我去到市里的小学就读。我从小是一个“既敏感又不敏感”的小孩，很多事不会讲出来，在旁人看来可能也没花多少时间适应，但我知道有些事在我心里停留了很久。

从胜文到厦门读中学，那种“模仿”的感觉就更明显。印象中，厦门的同学好像都会读更多的书，而在我小的时候，父母对我的教育是“不要读和学习不相关的书”。我至今都记得，当时和同班同学聊天，有人说起隔壁书店有卖《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当时心里默默想，我只知道比尔·盖茨……但我也不会主动说出来，而是常常花很多时间私下去学。可能是这样一种心理的原因，它会让人很辛苦，因为总是在假装一个自己不是的人。

那几年，我们家里的氛围也总是很“紧绷”。我记得刚搬到厦门住的那间出租屋里常有老鼠出没，有次我在书桌前写作业，我爸一直在书桌旁的小衣柜里倒腾，忽然他把我的椅背往后一拉，我就看到一只老鼠从书桌上蹿出去了。爸爸说，他本想“偷偷”把老鼠抓走。这很像是我们之间相处状态的投射，父母为了让我安心学习，总想“偷偷”抓走生活中的那些“老鼠”，可“老鼠”哪是用手就能抓走的，它总会跳进我本就兵荒马乱的生活。而我的恐惧，我从不会告诉他们。我们都在独自担负着一些东西往前走，暗暗告诉自己，别回头。

《少年巴比伦》剧照。

从那以后，我好像慢慢地离开了一个家，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回想起过往那些需要自我介绍的场合，每一次需要谈及家庭背景时，我都不愿提及家人的“下岗”，好像这个词自然就会和“懒惰”“无能”联系在一起，而我从小到大都不想和这些词扯上关系。于是很长时间里，我有意识把自己的某一部分藏了起来，混在人群中，希望甚至假装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

有段时间，我心里总有种愧疚感，觉得是不是“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层”。可我又的确会觉得过往生命中有一部分经历好像“没有用了”。社会学中有一个说法叫“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第一代大学生）”，在此之前，全家可能都没有人上个大学。当这批学生进入大学后，他们大多会发现自己比其他人表现差，并不是真的学习成绩就差，而是家里没有人能告诉他们在大学中除了学习成绩，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一个人的“聪明”其实是可以分成很多种的。有些人的“聪明”是他可以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而另外一些人的“聪明”是要在街头才看得出来的。如果寒暑假里，他们没能去各种实习或游学，而是只能跟着爸妈在地里帮农、在餐馆打工，这些经验对于学校这个环境好像就是“没有用”的，进而会忍不住怀疑，生命中有一部分时间是不是被“浪费”了。这种感觉在我初入高中时很明显，但上大学之后遇到五湖四海的同学就慢慢淡了一些，后来去美国读博初期又很困扰我。哪怕成功申请到博士，可一旦和其他很有人文底蕴的同僚聊天，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假博士”。

反倒是做了这个研究，听了很多人的故事后，我对自己的出处有了更多理解。包括看到很多别人的挣扎，我很欣赏她们身上的复杂性。也会进一步想，那我为什么不能欣赏自己的呢？我现在也在当地社区做义工，很多时候需要接触到女工，她们的言行方式和我的母亲以及厂里的人是一样的。反倒是和我一起做义工的一些美国中产出身的朋友，他们很好奇为什么这些女工好像跟我什么都会讲。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些是没办法用语言表达的，人出生在那样的环境，就是天然地知道怎么和彼此聊天。

英文中有句谚语叫“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kid”，意思是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的力量。如今回想，我的确接受了很多人的爱护。小时候我经常被父母“扔”在厂子里的不同人家，父母来领我回去时，很多长辈也会说“这孩子ji乖（山东方言），下次再来玩”。

可能也是在完成这本书后，我很明确地知道我是需要这样的环境的滋养的，虽然我不一定能常常回到老家，但我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类似的群体，和她们待在一起会让我有一种在“家”的感觉。正是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才能和那些同样身处工农阶层的人有更深入的交流，这也让我和自己更加和解了一些。现在当再听到周围人说小时候读了什么书，我会很坦然地说，自己以前没怎么读书，就是看电视剧，这是真正帮助我学习如何讲故事的源头。

如果看到这里的你，也想起自己过往的某个长辈或邻里，那就别犹豫和他们聊聊看吧。

趁一切，还没有太晚。

参考资料：《遗腹子 | 流动中的世代》，Sixth Tone（第六声）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843840

讲述/舒安

采写/申璐

编辑/刘亚光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