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李超传》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1919年12月初，北京的《晨报》发表了胡适的《李超传》。传主李超是20岁出头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因病早逝。一名普通学生去世竟引起了大名鼎鼎的胡适的高度关注，并写下这篇6000多字的传记，究其原因，胡适先生自己说得很清楚：“因为他（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在高考题中“复活”

　 时间过去了100多年。

　　“李超”这个名字再次出现，是在2022年的山东省高考历史卷第17题——《李超之死》中。

　　题目是这样的：李超是一位近代女大学生，先后在多地求学，但是家里人并不支持。受封建思想影响，她的家人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而李超选择勇敢地反抗，最后却因为势单力薄，在贫困中患肺炎去世，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这件事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要求是“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李超之死为何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谈谈‘李超们’新生的出路在哪里”。

　　把这样的题目编进高考试卷中，尤其是在当今就业市场文科专业遭受冷落的大背景下，顿时勾起了文科生的情怀——谁说学文不能改变世界？这道题目之所以意义重大，在于它进一步明确了学历史的价值——反思。

　　因为有创新、有思考、有情怀、有格局，题目赢得了众多赞许，不少考生感慨这才是高考的意义。一位考生的解答令人耳目一新：“李超们的出路在哪里？此刻考场上奋笔疾书的女孩们就是答案。”

　 凄惨的身世

　　胡适先生在《李超传》中，通过“他（她）的行状和他（她）的信稿”清晰地为我们描述了这个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事情”的女学生的身世。

　　李超是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由于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导致其生活困难，后患肺炎，于1919年8月16日在凄惨中病逝。

　　李超死后，家人置之不理，一切身后事都靠她的同乡帮助料理，甚至连棺材“现在还停在北京一个破庙里”。即便如此还是受到家人的冷眼，过继来的哥哥甚至来信称“至死不悔，死有余辜”，令人扼腕。其实，李超家境算是比较富裕的。她的父母早逝，两个姐姐都已成家。之所以最终在贫困中凄惨离世，主要原因在于兄长不予支持，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

　　李超家中只有两个姐姐，没有男丁。父母去世后，李超和她的姐姐一样，没有财产继承权，真正的继承人是过继来的堂兄。

　　与李超求学的励志经历不同，堂兄对其年过二十依然未曾婚配，显得十分焦虑，也因此产生了不少矛盾。李超有意去北京求学，其兄长之所以坚决反对，既有担心未婚的成年女子只身远游会招来族人非议的成分，也有李超迟迟不结婚，会对他继承财产造成障碍等原因。

　　隆重的追悼会

　　李超，这个平凡小人物的离世，本应“激不起半点涟漪”，然而因为她生前与家人的几番通信，偶然间被同学发现并公布于众，给正处于新文化运动高涨时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抨击旧制度的例证，顿时变得沸沸扬扬起来。

　　在京的文化名流们，得知李超的情况后，义愤填膺。胡适先生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李超的遭遇，让“旧家庭的黑暗，历历可见”。他要替这个“可怜女子”作传，“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

　　这篇《李超传》胡适写了近7000字，在一些场合，胡适公开说，《李超传》的意义胜过《史记》中的《汉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在《李超传》的最后，胡适提出了四点问题，供大家讨论：家长族长的专制、女子教育问题、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女不为有后的问题——当然，后两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合并的。

　　胡适与当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毛邦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及李大钊等54人在北京《晨报》联名发表了《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事》。

　　在李超去世后大约3个月的11月30日下午，北京教育界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李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近千人，会场中央悬挂着李超遗像，遗像上挂着蔡元培题写的“不可夺志”四个大字，“会场几无容足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社会名流均到场发表演说。

　　《晨报》《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主流媒体对此事也甚为关注。《晨报》不仅提前半个月大篇幅刊登了追悼会的启事和李超的遗像，呼吁人们去参加纪念活动；还在追悼会后，详尽报道了追悼会的全部过程，接连3天登载了胡适的《李超传》；更在随后讨论妇女问题的专栏中，刊发追悼会上的演讲辞和相关讨论稿。

　　一个早逝的普通女学生，生前并无显赫事迹，却被如此大张旗鼓地纪念，不能不令人意外。表面上是李超的同乡痛惜她的早逝，整理了她的日记、书信、文稿等资料，辗转交到胡适等人手中，引起了他们的同情与关注。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这些对妇女解放问题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个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蕴含着值得深入发掘和阐释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为李超写传的胡适态度十分明确：“这一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迹很有作详传的价值，不但他（她）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他（她）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

　 李超的启示

　　李超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习，成为中国国立教育史上第一届女大学生中的一员，她的很多同学，如苏雪林、庐隐等后来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名卓著的人物。

　　李超去世后，她的求学过程被解读为“深痛神州女界之沉沦，亟欲有所建树”。尤其是她所展示的“近来世变日亟，无论男女，皆以学识为重”的自觉意识，也被视为女子教育逐渐发展的例子。在一直致力于寻求妇女解放道路的新文化阵营看来，李超的离家和求学提供了符合时代想象的新女性的榜样。

　　蔡元培为此提出了解决穷苦女子读书的办法，还提出了义务教育的办法。蒋梦麟称李超的追悼会是“奋斗精神的纪念会”，并将李超誉为“战死疆场”的勇士。

　　陈独秀在1920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撰文《男系制与遗产制》，进一步阐述了李超悲剧背后的根本问题。

　　李超之死带来的影响进一步扩大。1920年春节后，众人在李超的家乡梧州为她举办了比北京那场规模还大的追悼会，各界人士不下万人参加，一时激起了反对封建婚姻的怒潮。受此影响，李超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冯沅君带头退掉了儿时在河南订的娃娃亲，她的另外一名同班同学庐隐也走出了包办婚姻的牢笼。

　　正是在知识界和舆论界的集体关注和共同塑造下，“李超之死”由个人悲剧演变成一个解读“五四”妇女与家庭问题的样本，在此过程中，胡适所作的《李超传》的意义可谓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