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八十年】“笔会”与我 | 张蛰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2010年9月18日作者在“笔会”发表散文《黄昏》（图片选自《“笔会”创刊八十周年作家手稿展》）

今天似乎已经无法想象，在1990年代，苏南的读者隔日才可以读到沪上的《文汇报》。而在苏北乡下，更是需要隔上两日才可读到。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我所在的那所乡村学校，外地报纸恐怕要迟上个三四日。我喜欢《文汇报》“笔会”副刊，1985年刚进大学，第一次在学校阅报栏读到就喜欢上了。1989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老家的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彼时虽诸事困厄，但闲暇亦多，升学考试还远不是现今模样，师生课业不重，读书阅报的风气尚在，学校给每间办公室都订有报刊。我在的语数办公室除了家乡报纸《徐州日报》，还有《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课余读报是我们消磨时间的途径之一。后来发现，同事拿起《文汇报》，多半与我一样，是奔着“笔会”去的。

1990年的某月开始，《文汇报》突然推出“文汇周末”，“随笔”之外，我又喜欢上了其中的“生活”。无论“随笔”还是“生活”，都可让我不时与那些只可仰望的文章大家、写作名家们在报纸的文字中相遇。在那个叫宋楼的乡下小镇上，在那条南北二里多路尘土飞扬的煤渣主街上，《文汇报》的两个副刊，让我偶尔感觉自己仍然能与城市保持着某种断断续续的联系。

这个话似乎难以理解，但换个说法就通了，在那个时代，一个从农村出来、有过四年大学城市生活的人，又不得不回到他最初离开的农村，会是个什么心境呢？在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带着无限幸运好不容易爬出井口的青蛙，四年里爱上了城市生活后，突然又被人扔回了它原来待过的干枯的井底。时间倒退四十年，城市与乡村的距离不是物理空间的那点距离，而是一种让人一眼看到头又永远看不到尽头的生存时间。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望着街上的木头电线杆出神，也常半天一声不响地坐在办公桌前望着窗外数梧桐树叶，在同事家有时竟会非常没有礼貌却浑然不觉地把电视一直看到满屏雪花。

求生是一切生物的本能，我想我得呼吸。先是胡乱在夜里看了一些书，觉得还不够，就在纸上乱写，总之一些情绪要有着落。在深夜，在劣质白炽灯的钨丝嘶嘶作响声中，我用圆珠笔划过纸面的声音清晰可闻。有一晚，深夜，我把一篇写我自己大学生活的草稿誊抄在用蜡纸油印出的稿纸上。那稿纸是我用蜡纸在钢板上刻好后，在教务处油印机上一下一下推出来供学生作文用的。第二天，沿着煤渣路走到镇中心的邮电所，用八分钱的邮票寄往了上海虎丘路50号。心里想，看看如何。

两个月后的一天，学校分发报纸的王老师在上午第二节课后照例笑呵呵地说着“报来喽”，随手将报纸扔到靠近门口的一张办公桌上。我没当回事，因为每天都会有人去抢新来的报纸，我是那个没人看了再去看的人。一节课后，我先是拿起《徐州日报》，去看了一阵上面的“放鹤亭”副刊，又随手拿起《文汇报》，习惯性地翻到固定的版面。第一眼，文章标题就直扑我的眼帘——“永远的牛仔裤”！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看到了两个月前用八分钱寄出的稿子！我头嗡一声，头皮一阵发麻，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脱口吼了一声：“我的文章！”

同事们都好奇地围过来，那篇文章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被传来传去，我就像一位骄傲的产妇收获着幸福无比的恭喜和赞美。那天是1991年6月19日，星期三。

人群散去后，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自己的文章，吐了一口气，是那种一个被憋水下很久就要死去的人终于把头露出水面后的那口气。走出办公室去往学校食堂的路上，炙热的太阳让我觉得既灼热又凉爽。随后就是11月6日的《那夜的烛光》。《那夜的烛光》旋即被上海文艺出版社选入《九十年代散文选·1991》。翌年三月，大约是第四篇文字投出去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寄自《文汇报》的信，落款签名居然是罗达成，居然是写《你好，李谷一！》《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的罗达成老师！要知道，最初读他的报告文学时，我还是一名中学生。罗老师在信里一是鼓励我多写，二是提醒我别重复自己。一张文汇报社的便签，数行手迹，让我在办公桌前反复看了很久。

最初的激动平复后，我以读“笔会”写“生活”的方式走过了六年的乡村教书时光，没有“笔会”与“生活”，没有罗达成老师在万千来稿中把我捞出来，我不知何时才能走过自己人生的情绪低谷。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罗达成老师看到了我，拉了我一把。

当然还有刘绪源老师。与绪源老师相识是1994年夏，他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汇生活散文精品》样书寄我，同时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附赠了一本他自己的随笔集《隐秘的快乐》。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在我作品的背后，原来还站着一位刘绪源老师。绪源老师的信不乏鼓励与宽慰，他那本《隐秘的快乐》简直直指我心。1995年夏天，绪源老师又寄来大作《解读周作人》，并在扉页题赠：

希望学术不只是累人的操作，而也能成为真实的心境愉悦的流泻。周作人达到了这一境界，研究周作人，能否也近于此呢？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绪源老师不知道，因为他的这一番话，在走出心境的低谷后，我开始走向自己的教学专业研究，读理论著作，研究课堂教学，撰写专业论文。这也是后来同道人戏称我左手专业、右手散文的开始。

1995年8月，我终于有机会调入县中做了语文教师。此后虽然散文写作没有丢，但主要精力用在了专业上，阅读“随笔”是我工作疲惫时最好的休息，始终不离日常左右。转眼又七年，2002年8月，抱着最后也没被湮没的江南梦境，决计开始一场未来并不确定的生活，拖家带口来到陌生的无锡。

今天回看，从苏北到苏南，完全不会有什么不确定的生活，我恰巧踩在一个社会欣欣向荣的历史节点上，对很多人来说，一切美好在2002年才刚刚开始。入职新学校，一切归零，我放下散文写作，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职业生活里，唯一不变的是“笔会”，为能及时读到，我专门给自己订阅了一份《文汇报》。

2006年4月，罗达成老师寄来自己的著作《与大海签约》的同时，像过往一样附了一张手写的便签，告诉我：刘绪源在编“笔会”，有得意的作品可以给他，别丢掉已经写出来的能力。我明白这是罗老师在批评了，他在可惜我长时间没有作品写出来。刘绪源老师主政“笔会”我是知道的，因为一直在读“笔会”，只是工作头绪太多，一时没动过写作的念头。经罗达成老师这一批评，我心头一动，创作的欲望瞬间满满，遂决定有空重拾散文写作的爱好。不过，决心易下，行动过缓，一直到2009年11月上旬，我才将《我的野语文》一文寄往上海，并随后在新浪博客空间里提到与《文汇报》两位老师的隔空相识与交往。两天后再进自己的博客，居然有刘绪源老师的留言，并提醒我文章可再单独寄他。2010年1月27日，《我的野语文》在“笔会”刊出（上图）。这篇文章不仅被“笔会”七十周年文选《歌以言志》选入，十几年过去，今天仍然时常被一些学校拿来让学生阅读。为鼓励我写作，2010年4月，绪源老师又邀我参加扬州笔会。在扬州，我第一次见到了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温文尔雅的他。笔会上人来人往，我们仅有的十几分钟私聊，也多是他关心的探问及热情的鼓励，我数次感谢的话刚出口就被他淡淡的笑言打断了。也是在扬州笔会上，我又结识了后来的主编周毅女士。

作者与刘绪源老师在扬州笔会

在周毅手下，惯常的散文写作外，我开过近两年的“语文笔记”专栏，将文学理解与语文教学结合起来写成随笔。专栏引起过关注，也产生过一些反响。我曾经与周毅约定，等专栏结束，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可惜后来因其他原因，最初的约定没有后续。另一遗憾的事是2010年扬州笔会后，绪源老师与周毅老师曾约我参加7月于上海举行的李娟作品研讨会，由于时间刚好与我的一次公务相冲突，错过了与他们再次相见的机会。我那时以为时间漫长，总有相见的时候，即便后来工作去了南京，家在无锡，还是以为南京、无锡与上海这么近，见面的机会很多，不着急。可是造化有序，生命无常，2018年1月10日绪源老师溘然病逝，让人猝不及防，而2019年10月22日周毅的遽然离开更是让人目瞪口呆。

绪源老师离世后，我有几日神思恍惚，每日拿出他2015年立秋日寄给我的最后一部著作《前辈们的秘密》，一遍遍看他题赠中照例的鼓励，他说：“克中兄是否工作有调动已不在一线教学？如确，则时间上应有余裕，可多撰著。近年文章甚好，然更应以专著或专集面世也！绪源匆匆。”（上图）睹物思人，无法自抑，无限难过。周毅亦是，在她离世前一个月，中秋日微信问候，她亦正常回复，竟不知她已病倒多时。事后每念及，皆痛悔不已。周毅清清楚楚自己来日无多，仍以笑容相待不知情的朋友，呜呼！想起经由她手刊发的文字，重读她对杨绛先生的访谈，再次翻阅她的《沿着无愁河到凤凰》，悲夫！

作者、周毅和吴建国在扬州笔会

在我结识“笔会”的几十年里，先是读者，后是作者，无论何种角色，我都是受益于“笔会”最多者。没有“笔会”，没有罗达成、刘绪源二位老师，我不可想象我的九十年代会怎样走过，说他们拯救了我并不夸张。2009年，又是刘绪源老师盛情将我拉进“笔会”作者群中，且每每以自己的专著相赠并鼓励，在他二十余种著作里，惠赠我的就有一半之多。我虽懒散至今日也不曾有他期待的散文专集面世，但在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激。我习作多年，唯一开设的专栏就是在“笔会”，这托福于周毅女士的鼓动与督促，就是那两年，因了这专栏，我的专业能力有了大长进。“笔会”是我的福地，与我是半生的友谊。一个人将内心的安宁托付于一家报纸副刊几十年，不知他处可有这样的故事？

原标题：《【笔会八十年】“笔会”与我 | 张蛰》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吴东昆

来源：作者：张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