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光》获鲁迅文学奖，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作者梁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曹竹青 彭茜

7月15日上午，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梁鸿作品《要有光》获得报告文学奖。

此前，梁鸿在济南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独家专访，畅谈作品《要有光》的创作经历，以下为访谈实录。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作家身份之外，梁鸿是一位母亲，是一位从乡村拼搏出来的“海淀妈妈”。

《要有光》的创作源于她身为一个母亲最真实的困惑与心疼，关注孩子的情绪困扰，找寻它背后深层的原因。更鲜为人知的是，去年写完《要有光》这本书，她大病了一场，感觉整个人被困住了，过了很久才“重新活过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相较于“梁庄三部曲”，《要有光》的选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主题？

梁鸿：首先可能因为我也是个母亲。每个作家写书，都有很多的缘由。但对于我而言，当年写梁庄和写《要有光》是一样的。写梁庄，是因为梁庄是我的家，我想回去看看故乡发生了什么，那里的人怎么生活。写《要有光》，也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正在成长，也经历了很多迷茫，有很多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刻。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一个作家的灵感就出来了。我要去看一下这些孩子们的整体状况，这几乎是一个社会现象，它背后一定有非常深层的原因。这就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内心的冲动。写这本书是比较艰难的，并不是一个欢欣鼓舞的题材，没有强大的动力和冲动，是完不成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读完《要有光》之后，很多母亲都在思考自己有没有当好妈妈这个角色，如何当好家长也是当下很多父母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要有光》引起这么热烈的讨论和关注，它的销量、读者反馈，有没有超出您的预期？

梁鸿：一个作者写一本书，从来不敢预测结果如何，因为那是虚无缥缈的。先把事情做好，把书写好，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从未预料到会有如此大的反响。但写作过程中，需要采访很多人，包括心理咨询师、家长、孩子。随着资料的累积，我逐渐意识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也确实击中了我们的某个点：情感的点、情绪的点、痛苦的点，当然也可能是幸福的点。或许说不清楚，但无论如何它击中了你。当它击中你的时候，你会愿意从书中思考自己，这是一个写作者最幸福的时刻。

当年写《梁庄》也是如此，人们看的是梁庄，但谈起的都是自己的李庄、王庄。因此，虽然我没有预测会有多大的反响，但我想在每个社会中，孩子都是最重要的。其次，我们都有一种固执的自恋，觉得我们很爱孩子，不会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原生家庭的问题，而是我们作为历史中的人的问题。因为成为家长后，我们觉得自己拥有某种权威。所以这本书就像一颗石子、一把冰镐，砸破你心中的某种坚冰。

只有与我的采访对象建立真正的生命链接，触及真正的问题点和背后的生命状态，我才能写出来、才能写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要有光》这本书，有没有最打动您的人物或细节，让您现在想起还是难以释怀？

梁鸿：那天我在杭州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发表获奖感言时，讲到书中一个叫小关的孩子，一瞬间控制不住哽咽了。我选择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的父母都是高知，家庭条件优越，他学习成绩也很好。但从初中开始，他变得调皮捣蛋，与父母发生冲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两年没有出来。在滨海补习中心开家长会时，小关给补习中心的阿叔发了短信，说“我来了”。那一瞬间，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因为小关两年没有说过话。他走进来时，头发极脏，没有洗澡，极瘦极瘦，身上有很大的味道，但每个人都非常感动。身在其中，你知道这个孩子太不容易了，他能够跨出家门、走到补习中心，已经用尽了他全部的力量。你会感到，他那么艰难，却仍然愿意走出来，渴望走出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如果只用单一的价值观灌输必须学习好、只能学习好，孩子极容易叛逆。一旦学习下降，支撑他的价值观就消失了。他什么爱好都没有，只有学习，价值观过于单一，极容易坍塌，精神上极易陷入困惑和痛苦。我在北京采访一位心理咨询师，他说来咨询的人中，70%是学习成绩不错的孩子，他们自己要强，父母更加推动，老师也特别重视，一旦哪一次考得不好，立刻陷入极大的惶恐。作为最亲近的人，我们需要的是给孩子支撑，因为孩子那时正处于极度的情绪困扰中，需要我们的支持。

回到《要有光》这本书，我写的并非已经生病的孩子，而是处于晃动时期的家庭。如果你的孩子出现了一些状况——比如不想上学，或者好多天不想理你——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所认知、有所思考，行为上做出一些调整，你的孩子可能就会好转。所以这本书写的都是正常的孩子、正常的家庭。正因为我们是正常孩子、正常家庭，才可能犯下自己不知道的错误，存在认知的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