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时评论| 布鲁塞尔“冯氏经济学”的悖论

无论亚当·斯密的“供应决定需求”，还是凯恩斯的“需求促进供应”，两位现当代经济学泰斗的理论核心基本一致，市场是由供需双方决定的，市场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供需两端保持平衡。

医生出身、以拥有7个儿女和5个孙儿为自豪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却独创了一门“冯氏经济学”，试图通过她那只“看得见的手”，强行掐断中欧之间业已完备的供应链，打破现有供需平衡，以达到减少对华产品和原材料依赖、实现“去风险”战略目标。

为了推行其“冯氏经济学”，冯德莱恩借各种场合，鼓吹中国向欧洲输出“过剩产能”，造成对欧洲本土工业的“中国冲击2.0”，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欧盟对华全年高达360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所谓“每天10亿”，听起来着实吓人。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图源：EC/DATI BENDO

怎么看待3600亿贸易逆差？

冯德莱恩在强调欧盟对华贸易逆差3600亿欧元时，只把此归罪于中国“产能过剩”，却缄口不提，这恰恰也是欧盟市场的“刚需”，更不分析，3600亿的数字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事实。

德国知名管理学大师、“隐形冠军”概念和理论的提出者赫尔曼·西蒙教授是全球化最坚定的捍卫者。他认为，德国和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而当前，全球化不是减弱，只不过是其形式发生了深刻改变，即从过去的货物和服务贸易，转为直接投资。

数据表明，截止到2025年年底，中欧之间的直接投资存量超过2500亿欧元，其中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额占到约2400亿欧元，中国对欧直接投资还少得可怜。所以，顺便提一句，究竟谁在“闭关锁国”，限制投资和产品进入，也就不言自明。

▲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湛江基地，图源：basf.com

2025年，由于欧盟委员会的政策引导，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跌入谷底，但令人惊叹的是，德国经济研究所的评估报告说，2025年德国对华直接投资飙升到70亿欧元，创多年新高。而今年上半年，欧盟诸多国家的对华直接投资，也一浪高过一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美欧一个大棒威逼一个政策利诱，在特朗普上台后的前11个月，德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断崖式下跌，从上年的近190亿欧元跌至102亿欧元，几近腰斩。

据中国欧盟商会统计，目前欧盟在华企业有10000到15000家，其中德国占半壁江山。这些在华企业每年的产值有多少，没有确切统计，但据德国联邦银行发布的数据，2025/2026年，德国企业在中国的产值高达3000亿至3500亿欧元，其中部分产品回流至欧洲，成了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推手，而留在中国的产品，作为净利润计入了总公司的收益，并不体现在贸易数据中。德国联邦银行数据表明，德国在华企业每年的净利润估计为110亿至150亿欧元，其中70亿至110亿回流入总部，其余作为再投资，在中国建厂扩产。德国去年创新高的70亿欧元直接投资，绝大多数便是在华企业用所获利润做的再投资。

▲德国联邦银行，图源：picture alliance

笔者不厌其烦地查找资料，在这里罗列了一大堆数字，目的是为了让读者看清，3600亿欧元贸易逆差，究竟说明了什么？

这一数字背后，至少隐藏了三个事实：

一、这一庞大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中国的“产能过剩”造成的，而是欧盟大量企业迁徙到中国，把中国作为了“第二故乡”，在中国取得了远大于贸易逆差的产值，而通过产品回流造成了巨大贸易逆差的假象。市场供需，不存在强买强卖的关系，而是双向选择的结果。试想，如果欧洲有充足的产能，能提供足够数量且价格合适的产品，需求端又何必舍近求远，选择中国企业作为供应方呢？如果欧洲没有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国又如何能输出“过剩产能”呢？

二、欧洲企业大量去中国投资，并愿意把部分利润留在中国做再投资，这是企业和市场的双向选择，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然。不论是“供应决定需求”，还是“需求促进供应”，这是市场在用“无形之手”调节供需的平衡。

三、德国对华和对美直接投资逆向发展的事实说明，违背市场规则的围堵还是引导，都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只有改善市场条件，尊重企业选择，才是吸引投资的关键因素。欧洲企业在华宗旨从“在中国为中国”到“在中国为世界”的蜕变，说明中国对欧洲企业来说，不再只是市场，而是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研发和生产基地，中国对欧洲企业的重要性，已经不可逆转。

▲江苏太仓“德企之乡”，图源：太仓发布

“冯氏经济学”的结构性悖论

“冯氏经济学”的奇思妙想，至少陷入了三重结构性悖论。

一、“绿色雄心”与“价值阵营”的死循环

作为《欧洲绿色协议》的倡议人，冯德莱恩将绿色转型视为欧洲重塑工业竞争力的世纪契机，这也是冯德莱恩2019年初掌欧盟大权时的“雄心”。然而，“冯氏经济学”的第一个致命悖论，恰恰卡在“向绿色”与“去风险”的交集处。

欧洲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就必须依赖光伏、风电、锂电池及电动汽车的快速普及。而这些产业从原材料到研发和产能的全球供应链，无可争议地扎根在中国。

冯德莱恩一方面要求欧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脱碳，另一方面却以“去风险”和反补贴为由，对中国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绿色产品设卡拦截，这直接导致了政策的自相矛盾，筑起关税壁垒保护本土落后产能，代价是欧洲消费者不得不承担昂贵的绿色转型成本，同时，没有了廉价高效的中国供应链，欧洲多国被迫修改燃油车禁令及碳中和时间表，滞缓了向绿色迈进的步伐。

▲德国公路，图源：dpa

二、政治精英的“安全狂热”与跨国巨头的“利润优先”

“冯氏经济学”的第二个悖论，存在于布鲁塞尔的政治叙事与欧洲实体产业界市场选择的巨大撕裂中。

冯德莱恩竭力将“安全”引入经济话语，试图通过《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等等措施，从政策上建立由政府和委员会主导的供应链审查机制，阻断中国产品和原材料供应，但资本的天性是规避非市场化的风险并追求效率最大化。对于德国大众、巴斯夫、西门子等欧洲工业支柱而言，强行与中国市场拉开距离，不是“去风险”，而是“自寻死路”。

冯德莱恩本想通过“去风险”来强化欧盟的战略自主和筹码，结果却促使欧洲企业加速将核心资产“沉降”在中国，形成了更加难以割裂的利益共生。布鲁塞尔的宏大政治叙事，在跨国公司冰冷而理性的财务报表和生存逻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三、“战略自主”假面下的“美国附庸”

冯德莱恩在提出“去风险”时，曾竭力标榜其与美国的“脱钩”不同，强调这是欧洲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创新。然而，“冯氏经济学”在实践中所展现的，却是一种极不对称的“大西洋化”倾向，在对华“风险”尚未除尽之时，却深陷对美依赖，尽受美国屈辱而不能自拔。这构成了其第三个悖论。

欧洲在能源上切断了对俄依赖，代价是吞下高昂的美国液化气。在科技和安全上，欧洲在“去风险”的旗帜下，进一步向华盛顿的“小院高墙”和出口管制标准看齐。当欧洲为了迎合跨大西洋联盟的安全关切，主动限制中欧在高新技术、半导体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时，其不仅失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增量市场，更削弱了自身作为全球多极化中“独立一极”的战略估值。

“冯氏经济学”口口声声为了“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却在美方挥舞保护主义大棒损害欧洲利益时卑躬屈膝，满脸堆笑地签下“不平等条约”，这种在对华政策上充当美国地缘战略“附庸”的做法，非但没有让欧洲赢得尊重，反而使其逐渐失去了在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平衡与转圜的弹性。

一句顶一万句，欧洲人都要热死了，甚至不惜出高价抢购中国空调和电扇，冯德莱恩却依然睁着眼睛说瞎话，把抢购潮诟病为中国“产能过剩”，“冯氏经济学”已经不能用荒谬、而只能用无耻来形容了。欧洲，还有选择的机会吗？

（欧洲时报德国版胡言评论报道，转载请注明公众号Germa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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