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来时路 | 张学军：中文系才女转身知产法官，再下海成为知产实务专家，“此生无悔”是她对知产事业最深情的告白

【律者心语】“中文系毕业自学法律考进省院，2006年成建制调入民三庭时还思想不通不愿去，如今回首只四个字——此生无悔。这二十年，我一路见证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张学军

曾是中文系的才女的张学军凭着一股韧劲自学法律，一举拿下省法院招考第一名；在省高院，她从政治部宣教干部转型民商事审判一线，又于2006年国家知识产权大发展的前夜，投身知识产权审判庭。十三年的深耕，她亲历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制度实践从青葱到繁盛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成为这个领域的知名司法专家。卸任法官后，她又以顾问身份深入企业肌理，将裁判者的宏观视野与市场端的真实痛点深度融合，成为业内公认的知识产权实务专家。近日，《法上LAWUP》新媒体与张学军高级顾问展开深度对话，听她讲述二十年知产路上的变与不变。

跨界：自学法律，折桂省院招考

大学毕业后，张学军被分配至学校任教，但“做老师不是我的兴趣”。文科生的职业转型路径本就有限，法律成了她顺理成章的选择。“当时一边自学法律，一边准备考法学硕士，没想到省高院招考的机会先来了。”

这场考试，她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省高院。但入职后她并未直接进入审判一线，而是凭借中文专业特长被分配到政治部宣传教育处，写通讯、跟访法院英模、做法院干部培训管理，这段经历让她对法院系统有了更立体的认知。

“那时候心里还是惦记审判业务。”借着经一庭（经济审判第一庭）借调的机会，她做了半年书记员，由此彻底迷上了民商事审判。借调期满回到政治部后，她主动向组织申请转岗，“当时法院的审判专业通道就是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晋升通道很清晰，只要肯学就能往前走”。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她正式成为助理审判员，拿到了成为法官的“入场券”。

转战知产：从“思想不通不愿去”到“此生无悔”

2006年，张学军的职业生涯迎来关键转折。彼时，中国知识产权案件井喷式增长，省高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仅有7名人员，院里决定从经一庭“成建制”调一个合议庭充实力量。

“说实话，当时特别不情愿。”张学军笑着回忆，那时她正潜心研究基金、股票类案件，买了厚厚一摞专业书籍，突然转向全然陌生的知产领域，午休时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还跟同事抱怨“不想去”。“但父母和朋友的一句话点醒了我：‘知识产权是国家未来的发展的方向，是最前沿的领域。’”

这一转身，便是十三年。这期间，她见证了全国知识产权案件占比总量的1/4攀升至1/3的过程，也亲历了知识产权从“小众领域”到“国家发展战略与企业争议高地”的时代变迁：“经济越发达，知识产权纠纷越密集，这个规律至今未变。”

令她印象最深的，是初入民三庭时便碰上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时代变革。2006年颁布《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恰逢中国互联网爆发期，传统碟片、纸质出版的侵权纠纷迅速转向网络。她接手的第一个新型案件，是徐克导演电影《七剑》通过P2P技术被非法传播的侵权纠纷。“当时完全没有前案经验可供参考，但是由于我国信通条例中帮助侵权，通知、删除规则等均移植于美国《千年数字版权法案》，所以只能啃读美国法院判例原文，希望在其中学习到类似经验。判决作出后才发现，我们摸索出的‘直接侵权+间接侵权’责任划分规则，与其他法院如北京、上海地区法院早期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一道，后来成了全国同类案件的主流裁判标准。”

另一宗“出圈”案件，是加多宝与王老吉之间的系列商标纠纷案。“这是首个让知识产权走进普通老百姓视野的案件，老百姓朴素地认为‘孩子养大了凭什么给你’，但从法律视角看，商标许可本质是一种契约关系，就像租房合同到期就得交房，不能说住了十年房子就归你了。”在她看来，这个案件的意义远不止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让公众第一次意识到“契约精神”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分量，也给企业提了醒：商标、包装装潢等权益的分配，必须在合同里提前明确约定。

转型：从裁判者到顾问，离企业更近了

2019年，在法院工作了近二十年的张学军选择辞职，转型成为知识产权顾问。“没什么纠结的，就是觉得该换个视角看问题了。”

在她看来，两种角色的差异清晰而互补：法官是“上帝视角”，居中裁判，无需考量市场变量，靠的是宏观的公平正义观；而顾问必须懂市场，“要思考法律服务怎么和企业需求结合，怎么帮客户规避风险、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她终于有机会“扎进企业里”——有的案件跟进六七年，她数十次深入企业，走访生产线、对接研发团队、参与风险排查会议，“以前在法院，只看诉状和证据，现在能看到企业从技术到管理的全链条，这种共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既能体察企业的现实困境，也能发现他们的疏漏，更能向很多优秀的、值得深深敬佩的企业家、科学家学习，学到很多优秀企业的管理智慧和做人的智慧。”

回望：中国知产制度的“快”与“盼”

从事知产工作二十年，张学军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评价直白而恳切：“发展速度快得惊人，短短二十年，走完了欧美上百年的路。”

她尤其感慨法官群体的成长：“二十余年间，中国锻造了一大批杰出的知产法官。一份优秀的判决书，其实是和智者对话，法官认真写下的每一份裁判，都是在为社会确立规则，功德无量。”从2001年为加入WTO对接TRIPS协议启动修法，到2020年为适配创新发展再次大修，法律制度的迭代始终紧跟市场步伐。

在企业端，变化同样显著：早期仅有华为等头部企业敢于触碰标准必要专利（SEP）纠纷，倒逼法院出台审理指引；随后，众多企业在经历侵权诉讼、险些被市场淘汰后幡然醒悟，开始重金投入研发团队与实验室建设；更有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默默按营收比例划拨研发经费，实现从生产线到核心技术的全面自主，依靠扎实的知识产权积累筑牢市场壁垒。“这些，都是中国知产制度进步的微观注脚。”

但她也坦言，短板依然存在：“中国缺乏尊重产权的历史传统，而知识产权又是‘无形物’，老百姓甚至部分媒体人都没建立起‘私有权’的概念。”她认为，知识产权的普及不能仅依赖企业，更要培育全社会的文化土壤——“企业家是土壤里长出来的树，若土壤不尊重产权，企业就不可能真正重视产权。”

谈及当下最热的人工智能，张学军的态度是“科学理性，拒绝激进”。“现在有人主张让AI成为发明人、著作权人，甚至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但这本质是民事法律制度的整体性变革，不是知产领域能单独推进的。”她强调，AI时代的权利分配必须平衡开发者与传统权利人的利益，“不能为了发展新技术就放任‘未经许可使用’，那将是对整个知产制度的毁灭。未经许可的使用，永远是知产领域的‘红线’。”

访谈尾声，《法上LAWUP》问及她是否后悔当年转岗知产的选择。张学军粲然一笑：“此生无悔。这项制度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技术迭代、品牌升级，哪一样都离不开它。更何况，它永远有新东西学——从互联网到AI，二十年没停过，这种新鲜感，就是我热爱这份事业的全部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