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又一铁证：山西朔县屠城引热议，94岁老人回忆泣不成声

1998年10月的一天，北风初起，北京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忽然失声痛哭。她就是从内蒙古赶来的李来英，彼时已年届八十。面对展柜里那张发黄的黑白照片，她喃喃道：“这就是我大哥。”短短五个字，旁人却能听出她与时间拔河的悲怆——62年前，山西朔县被血洗，亲人长眠土下，而今只剩她一人还能开口作证。

很少有人知道，1937年9月28日至30日的朔县，曾被日军铁蹄碾成炼狱。那是一座位于雁门关外、不足两万人的小城，商旅往来频繁，兵燹却从未如此靠近。此前一月，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风声鹤唳。9月27日，日军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和第四师团本间旅团、铃木旅团，约两万人，自东、西两端并进，合围朔县。当地守军不过千余，枪械落后，却仍封死四门，准备死守。

城外炮声自黎明炸到午后。夕阳染红天际时，北门城墙终于被日军75毫米山炮撕开豁口。伞兵和坦克顺势冲入，城门随即被封死。外部通讯线被切断，朔县在一瞬间失去对外世界。为了封锁消息，敌军对任何试图逃出的男女老幼格杀勿论。接下来的三昼夜，朔县陷入刀光火海。

李来英当年16岁。她对王彪说：“那天傍晚，我正帮娘烧水，忽听‘轰’的一声，北面天都红了。”她躲进灶房，用锅底灰抹满脸，蜷缩在柴垛后。院门被撞开，溃退的伪军冲进屋里，把男人的衣服扒走换上，企图混出重围。几分钟后，日军追来，一梭子机枪火力将院中击成血泊。她的叔叔、哥哥当场倒下。李来英与母亲躲到地窖，三日滴水未沾，靠一袋玉米面撑到敌兵撤离。谈到此处，她的手颤抖得握不住茶杯，“我不敢闭眼，一闭眼全是那天晚上的火。”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位老人当年的一句“我怕我死了，就没人记得”触动了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王彪。2005年起，这位以“塞北抗战史料第一人”闻名的研究者花了整整十一个月，蹬着自行车穿梭在朔县及周边乡村，敲开150多户幸存者和殉难者后代的家门。理光相机、微型录音机、笔记本，是他最珍贵的装备。每访一户，他都会把口述内容誊录成文字，再请当事人在记录旁按下手印确认。复印旧照、扫描残存的家谱、拍摄墓碑，他一一不落。最终，《疼痛的记忆》面世，首次系统披露朔县屠城4600余人遇难的铁证，也让外界看到一座小城背负的巨大伤痕。

这场浩劫中，除了李来英，还有另一位见证者——赵英。1937年，他才11岁，却在南城壕目睹了所谓“千人斩比赛”。按他老人家2016年向媒体回忆：“日本兵把人用铁钩穿锁骨，一串串拖走。跪成一排后，军官手一挥，几十把刀一起落，脑袋像瓜一样滚。”当年傍晚，赵英钻进破墙缝偷看，血腥味扑面而来，他吓得几欲昏厥，却又舍不得走，因为父亲就在那片人群中。结果，他只看到火光冲天，稻草混着汽油把尸体烧成焦土，父亲的身影再没出现。

人们常问：朔县为何会成为“活靶”？答案在于战略。彼时日军沿同蒲路南下，朔县是晋北进入雁门关的要冲，山阴—应县—朔县—平鲁一线若不摧毁，中国军队可凭城垣与长城山地重组防御。为压制后续行动的麻烦，敌军索性以大屠杀震慑地方。自南京、通州到蕴藻浜，这一套他们已驾轻就熟。

遗憾的是，朔县城防并不稳固。9月19日，平鲁失守后，守城副团长邵平章与县长郭同仁仍坚持据守。郭同仁甚至先遣家眷出城，自己留守。县署院内，老县长提着土造手榴弹，挨家挨户动员：“堡垒不在墙，在人心。谁若后退半步，就是投降。”可是，城破之际，有人仍然溃散。枪声一片，誓言变为回声。

在血与火之中，也闪现过令人动容的身影。年过七旬的姜佐才拄着拐杖，竟在巷口捡拾弃枪独自阻击。他打退数名敌兵后，被团团围住，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事后，人们在满目疮痍的巷道里找到他冰冷的遗体，胸口还紧握着那支打空弹夹的步枪。

三日之后，日军自觉“肃清”完毕，便撤往雁门关以南。城墙坍塌处血迹未干，狗在尸堆间乱嗅，余火冒着青烟。逃回的百姓整整用了七天才把遗体掩埋，许多尸首已面目全非，不得不用衣物残片辨认。朔县人后来常说，城外那片乱葬坑，每一撮土都浸满了血。

今天的朔州城区已车水马龙，旧城墙仅剩残垣。然而，一到九月，当地老人依旧会在自家门前挂起白纸灯笼。年轻人好奇，老辈人却只摆手：“记着就好。”王彪整理的档案里，有一页扉文写道——“伤口可以结痂，记忆不能蒙尘。”这句话后来被刻进了朔县烈士纪念碑的基座，提醒后人：和平从来不是免费的午餐，它是无数先烈用生命买来的。

如今，94岁的李来英已搬回朔州安度晚年。每到黄昏，她仍会走到北门旧址，摸着那段满是弹痕的青砖，轻声呼唤被埋葬在城下的亲人名字。有人劝她看开些，她却摇头：“我不恨，更不会忘。”这份悲痛，是血脉里无法抹去的烙印，也是山西朔县屠城留给世人的最后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