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分析」对左翼意味着什么？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New Leftists）

「阶级分析」的思想史

作者公民伯里克利

一.

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样的作品明显是不够用的，自马克思基本的理论框架成型、「阶级分析」这一起源于自由主义史学家的工具嵌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之中后，已经过去近一个半世纪了。而这一个半世纪之间，社会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即使是在马克思的谱系之内也是如此，而今天的我们回头审视古典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家的阶级分析作品——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卢森堡，其「阶级分析」中自有一系列的真知灼见，但在方法论上不免会让人感到太过粗糙。

因此，若今天的一名左翼想要研究阶级问题，直接诉诸原典不是最佳的方式。更合理的策略是阅读近六十年以来，一系列硕果颇丰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虽然在文末，笔者也会指出后者的局限。而这一次巴别塔翻译的书籍阶级矩阵，正是处在这一条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之中，可以说是它最新结出的果实。

简单来说，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而这一场运动为现代社会学的重地重新引入了马克思。这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产生了九月读书小组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领军人物布洛维与赖特，皆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有着理论与个人上联系。当然与之相对，其余地区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是相对滞后的。同时期法国的社会学界由布尔迪厄主义垄断，而布迪厄对于阶级的定义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理论之中献给经济基础的虚假敬意，最终消融在「惯习」（habitus）的文化决定论之中。而英国的社会学界对于阶级的分析，则更加趋近于左翼韦伯主义者——韦伯主义者看来，「阶级」的确存在，但是只是作为一种现实的集体行动的利益集团，而至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之中谈到的「基于经济之中定位的阶级」，则被认为是一种需要被抛弃的经济决定论。

而与之相对，美国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坚持着一个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阶级可以定位于经济基础之中。事实上，这个命题可以说不只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的核心，甚至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它将「经济发展的危机理论」同「社会发展中的现实抗争」在逻辑上联系了起来，实质上指出了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社会一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而这一过渡性的完成（revolution）是通过一个名为「无产阶级」的主体实现的。

但这一命题在七十年代面临着一个经验上的批判。古典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与阶级发展作出了两个预言。首先，经济基础的层面上受到剥削的工人会不断组织起来、反抗资本，即阶级关系「经济层面的对抗性」会转化为「社会互动上的对抗性」。其次，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之中、阶级构造会两极化。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中间阶层——小农、小业主、手工匠——要么会跻身资产阶级、要么会无产阶级化、不得不转向斗争。这是一个简单、清晰、乐观的估计。但二十世纪的现实是，一方面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似乎在相当程度上分享了经济繁荣的红利，以至于不再抵抗了。「同意」（consent）产生了，一切罢工与斗争不再指向结构性的转变，而是指向在工会、政党、阶级协合的游戏之中争夺更多的份额。而同时，一个在发达工业社会占到人口多数、但在根本上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小生产者的新阶级形成了。而这一阶级在不同的社会之中，时而激进、时而保守。最终，七十年代这一中产阶级社会与阶级协合最为兴盛的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看上去已经被历史的经验否定了。

而艾里克·欧林·赖特与米歇尔·布洛维的研究，正是基于古典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种时代变化的回应。其中，布洛维的《制造同意》更倾向于回应「工人阶级放弃抵抗」问题。而赖特则的《阶级》尝试同时为两个问题创造一个更为基础的框架。而且今天，《阶级矩阵》这一本书正是赖特理论的延长线。

赖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包括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与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两个方面。这两个概念分别对应着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不过更加具体的定义分别是：

1．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社会之中每一个体在“经济结构”中的定位，而这一定位主要取决于个体是否拥有资产以及是否受到剥削。这一定位是客观的，任何社会中的个体都处于特定的阶级结构之中，拥有自身的阶级定位（class location)

2．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指拥有相同或相近阶级定位的个体，根据个体之间共同的阶级利益组成集体行动的团体，争取自身的利益。可以说阶级构成是基于阶级结构而产生的，但是又有着偶然性：比如去政治化的工人，一定处于特定的阶级结构之中，但是很可能并没有实现阶级构成。

可以说这二分是非常精妙的，它实质上不是对应“自在”与“自为”这样两种阶级的样态，而是将“阶级”理解成一个贯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同时存在主体性与灵活性的整体。即经济基础基于每一个人以阶级定位，且根据剥削所得的剩余价值之流向，将社会分为最为宏观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模块——当然也可以具体分为更加详细的模块——而只要资本主义秩序依然存在，这样的构造是客观的。但是这些有着共同命运的个体之集体行动，即争取自身的利益，甚至终结整个资本主义秩序，不再是经济基础能够保障的，而是依赖着上层建筑层面的整合。这不只意味着，意识形态以及阶级组织（工会、政党等等）会促进或者阻碍“阶级形成”，更意味着一个宏观的结果：上层建筑不是资产阶级为维护秩序而进行的设计，而是一个阶级斗争之中被生产出来的结果。政治的斗争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最底层上是基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而展开的阶级斗争；但这个过程之中生产出来的政治场域以及意识形态场域，又深刻地改变了“阶级形成”。

简而言之，阶级结构与阶级构成的二分，一方面保证了“阶级的客观性”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偶然性，解释了“革命的阶级运动”不总是爆发的原因。

二.

而齐伯的作品，相当程度上是这一方法的延伸；同时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对于文化相对主义的反驳。而这一理论的发展，实质上也与时代的脉搏相合：赖特与布洛维的阶级论诞生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需要解释的是在资本主义的丰饶之下为和工人放弃了反抗；而齐伯回答的一个问题则是：当资本主义真的让工人陷入了贫困、马克思所预言的中产阶级萎缩与赤贫化真的发生了，工人阶级为什么还是组织性的反抗呢？

而在这一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命题下，齐伯所做的工作是关键但是不充分的。其有力的反驳了一种传承于英国新左派的观点：阶级理论的文化转向。即工人阶级拒绝集体反抗，是因为在文化上认同了资本主义社会。装上「阶级文化」这一假肢，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阶级斗争的衰退是很好解释的——既然经济基础明明已经逼迫工人去反抗了，但工人还是没有反抗，恐怕是工人被一种错误的文化欺骗了。而齐伯指出，这一文化转向最终时常会导向对于「阶级」之存在本身的质疑：阶级若只是一种文化造物的话，它同宗教、民族等等一样，完全是相对于文化而言的。而这实质上又一次意味着对于古典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核心命题的抛弃——而一旦抛弃了这个命题，社会变革的探讨也就失去了基础、经济危机与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剪断了。

而面对这一剥削恶化、反抗不起的现实，齐伯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再生产资本主义秩序，保障其稳定的不只是阶级构成与文化因素，也包括阶级结构本身。工人在劳动场所乃至于就业市场上的弱势地位，让孤注一掷的集体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即使工人清醒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其也更可能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做出一点个体的反抗——因为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而这似乎也意味着对于左翼当下之实践的某种启示：所谓蓝领工人在文化上的右转、对于左翼政党热情的减退，恐怕不单纯是文化斗争上败退的结果——不论怎样高明的意识形态游击战，都无法让一个反抗就会身陷囹圄、但几乎不可能得胜的工人群体去反抗。追求这样的结果，不只是政治上的幼稚，也是对于无产阶级的不负责任。

事实上，齐伯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本身有再生产的功能——没有看上去那么悲观。结构比文化更加的坚固，但这不代表它一直是稳定的。《阶级矩阵》一书中没有提到经济危机理论，而正是经济危机，造成结构周期性的危机。我们不应遗忘列宁的一段表述：除非在统治阶级已经无力统治，而无产阶级又不得不反抗，否则革命不会发生——反之亦然。

三.

本文之中梳理的这个极简的谱系中，包含着一系列与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值得参考的社会学理论。布洛维本身处在一个劳动过程理论—劳动社会学的谱系之中，其中的学者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于劳动过程的经验研究毫无疑问可以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中。而赖特提出的阶级结构的矩阵，基于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占有，定位了中产阶级的阶级结构——这事实上让官僚、技术精英小生产者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之中找到自身明确的位置。而这一定位对于今天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有充分的解释力。公司高管占有着充分的人力资本与组织资本，这实质让其利益与资产阶级更加类似；只占有人力资本或组织资本的技术人员与下层公务员，则更有可能与无产阶级联合。而今日齐伯的理论，则同样有利于我们更清醒的无产阶级斗争所面临的困境。

但注意到这些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之探索的成就之余，或许也需要问出一个问题。这些理论是否是一种革命且实践的理论，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赖特、布洛维与奇伯的理论怎样能够帮到今天的社会行动者？

本文之中谈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般特指那些同时是革命者与研究者的人：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卢森堡还是托洛茨基，皆同时是实践者与理论家。这意味着这些人所提出的粗糙的理论论，一方面有着极其清晰的实践与斗争的指向，立方面也会不断地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治中展开发展着。这种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辩证法，让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成为了实践的理论。而这也让百年前的理论价值文本对今天依然有着一定的参考性。而与之相对，六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理论与实践隔着一定的距离。

这的确是这些学者加入大学体制的后果。毕竟，现代学术体系本身也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环，它会强迫学者采用一种相对去政治化、温和、客观的方式发展自身的理论。但与此同时，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旁观性也源自于一个更加宏观的现实：七十年以来上的斗争机遇确实少了许多。这一背景下，虽然许多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积极的介入社会运动，但在一个运动本身精疲力竭的时代，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最终时常转向一种收缩的螺旋：当斗争的结果无非是暂时延缓阶级之败退的时候，理论的革命性自然会被实践掏空。

当然，阶级斗争的颓势不意味着危机乃至于革命的永久推迟。事实上，不认识列宁还是后来的历史社会学家斯考波尔都指出过一个事实：危机很多时候确实是一个外部的事实，而危机是革命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社会革命在本质上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后果。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国家机器断裂、会创造出革命的机遇，这是客观的层面、是经济基础内在运作的某种刚性；而当危机发生之时，社会主义者是否能够抓住给予形成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态势，则是主观性的维度。而阶级研究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要在主观上做好筹备，至于当客观的变动发生之时、抓住好机遇。而当前不论是理论家还是社会的现实，皆给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阶级形成是困难的、甚至这一困难导致了实践之理论的难产，最终又加诸现实之上。而当英雄的时代到来之时，理论研究的从容又会被现实的斗争所吞没。

而在这一背景之下，社会主义的思考者又该如何？我们能否比赖特与齐博等人做得更好呢？若一个中国人习惯的比喻——我们皆在填答着历史给出的试卷、而历史是公允的、也是无情的。

稿件作者｜公民伯里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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