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简陋门诊部起步，全国首家学术型中医馆如何做到年诊超20万？

中 医 行 业 的 良 心 和 大 脑

■来源 | 医馆界

四十年前，京郊农村，全国首家学术型中医馆诞生。

在无先例可循、无政策支持、无人才资源、无资金等多重困境之下，它犹如寒冬中的火种，点燃了大医传承的燎原之火。

从乡村简陋门诊部起步，到如今年诊量超20万，自培青年中医承担了七成以上诊量......杏园金方，这个承自施今墨先生、祝谌予老师的传承火种，在40年的深耕中生长出了一套可自我造血、可传承的成熟“医疗+教育”双轨体系。

从一人到众人，开创全国首家学术型中医馆

上世纪80年代，在听了恩师祝谌予先生牵头举办的百位中西医名家讲座后，震惊于诸位名家举重若轻地将疑难杂症化繁为简，年轻的薛钜夫萌生了一个“天方夜谭”般的想法——办一家中医院。

这个想法无关名利，只源于几个朴素的愿景，一是让偏远农村的青年中医能得到大师指点；二是想看看大师们如何处理农村的多种疑难杂症；三是让饱受疑难杂症折磨的农村患者也能看上真正的名医。

但在当时，此举无异于开历史先河，且在无政策支持、无人才资源等重重阻碍交织下，落地难度之大难以想象。

“单让老先生们到农村长期应诊就很‘不切实际’。当时老先生们都是国宝，跨单位执业在全国尚无先例，到农村的小门诊部至多是一两次义诊，加上农村条件简陋，即便老先生们愿意来，又如何能保证他们不受委屈呢？”薛钜夫不敢再往下想了，因为再想就办不下去了。

但他这近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韧劲却得到了祝谌予先生的鼎力支持，这不仅是出于师徒情谊，更是为了支援农村建设，也是为了完成其恩师——民国时期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编书、办医院、开学校”复兴中医的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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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95年的中医血脉

作为中国第一代主张中西汇通的中医大家，施今墨先生早于1931年提出复兴中医的三大路径：编书、办医院、开学校。

1929年，民国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旧医案》，中医被斥为“迷信”，面临灭顶之灾。

施今墨先生和多位同仁四处奔走，据理力争，最终推动1936年《中医条例》获准通过，保全了中医的合法地位。

但他深知，争取生存权只是第一步，中医要真正活下去、传得远，必须走科学化、系统化的发展之路——编书、办医院、开学校，缺一不可。

于是，1931年，华北国医学院于北平应运而生。

为了培养真正能看好病的中医人才，施今墨先生将“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中医理论、建立附属医院实行‘前馆后院’教学、团结中西医取长补短”作为华北国医学院的治学方针。

从1931年至1949年，华北国医学院历经三度迁徙，即便是在战火纷飞中也从未中止课程，18年间培养的600多名优秀中医人才更是成为后世中医传承的中坚力量。

而祝谌予先生作为施今墨先生的开山弟子，既尽得施今墨先生的真传，又曾赴日本系统研习西医，是贯通中西的一代大家。

他参与创办了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将华北国医学院的火种带入了新中国的中医高等教育体系。

施门复兴中医的火种历经近百年接替，在薛钜夫身上得到进一步落地传扬。

1986年，薛钜夫创立了北京顺义县中西医专家门诊部（杏园金方国医医院前身），遵师嘱并行“医疗+教育”双轨体系，同步成立北京金方书院，当年的华北国医学院也以另一种形式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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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名大医的集结

为助力薛钜夫愿景的实现，祝谌予先生亲自出面向京城中医界各大名家发出邀请：“我的徒弟要在顺义农村办一个诊所，为农民看病的同时做传承，你们来吗？”

此言一出，老先生们一致表示：“祝老去，我们一定去。”，因祝老的人望极高，一辈子不为自己谋私利，大家对他的人品深信不疑。

1986年的顺义尚无高速，从市区到顺义要坐汽车走两个多小时的路，确有老先生因年事已高和路程遥远而犹豫，但薛钜夫用真诚打动了他们。

每次去接老先生们，除了司机之外，薛钜夫都会安排一名年轻医生陪行聊天并做好拎包递水等服务工作，有时是他自己有时是师弟阮大夫。到医院后也有专人全程陪侍，既周到又尊重，老先生们感觉特别温暖甚至感动，就都愿意来了。

就这样，祝谌予、刘渡舟、赵绍琴、李介鸣、董德懋......38位国医大师齐聚京郊乡间，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奇迹。

亏损12年，于绝境中扎根

医院顺利挂牌的欣喜未消，由于各方面条件不足，现实的困难便接踵而至。而后，整整十二年，杏园金方在亏损中艰难扎根，每一步都走得步履扎实。

首当其冲是没有配套的政策支持，各种经营限制相继出现。

比如，接送老先生需要用车，但他们拿不到购车指标，租车又没有足够的资金，薛钜夫只能和师兄祝肇刚先生去借车，每周都借五天，这一借就是五年。

又比如，没有医保政策，患者就诊没法报销，而且祝谌予先生曾定下铁规：“国医院永远不允许对医生设立药品提成。”

由此，杏园金方的医生收入只能和诊费挂钩，通过诊费来体现医生价值。为保证医生收入，不管有无患者，杏园金方都给医生支付保底薪资，因此，医院的诊费收入几乎被用于覆盖医生开支，医院的营收便绝大部分只来源于药费。

但因为杏园金方2006年才接入医保，没有医保时，老百姓更倾向于拿药方去有医保的机构买药，导致杏园金方的收入长期微薄。

其次是人才缺口的困局，当年民营医疗机构被视为“个体户”，在工作包分配的时代背景下，优秀中医毕业生基本不可能扎根农村，更不愿进入民办机构，而能招来的人水平又参差不齐，建院初期的杏园金方深陷“请不来人，也留不住人”的困境中。

而且，繁杂的行政事务常让薛钜夫焦头烂额，全靠同门师兄弟牺牲休息时间轮流帮忙，如每天接送老专家、陪诊抄方、照顾老先生、陪薛钜夫往返五里外的县城药材公司进货......全靠几人硬扛了下来。

环境艰苦、经济的拮据是最直观的考验。顺义乡下的条件尤其艰苦，冬天没有暖气，夏天蚊虫肆虐，而且初期患者量少，老先生们每日保底工资仅20元，薛钜夫却常常凑不出来。

此外，建院初期，因为个体户没有贷款资格，薛钜夫需要筹借5000启动资金，这相当于当年一个“万元户”半年的收入，因资金偏大，他只能挨家挨户向朋友筹借。

比物质匮乏更让人心酸的，莫过于“无人相信”的质疑。

“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说要在农村办一个有全国顶尖专家出诊的中医院，谁会信？连顺义卫生局的领导都质疑：‘城里的大专家真的会来乡下看病？’。”

最终是五位老先生亲自向卫生局领导表态，才让人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祝谌予先生说：“我支持小薛办医院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民找名医看病难的问题，他处处为病人着想，所以我支持他。”

董德懋先生说：“祝老请我们来到农村支持小薛办医院，我们很愿意把平生所学在这里传下去，把我们看病好的疗效，让小薛他们这代年轻人能掌握。”

刘渡舟先生说：“我们一方面是为农民看病，一方面是按祝老和董老说的带徒弟，把年轻人培养出来，另外我们还要搞点科研。”

建院前，李介鸣老先生便非常支持薛钜夫，当场题字“城乡结合是当前卫生工作的广阔道路”，这幅字至今仍挂在薛钜夫的诊室里。

如果说日常的艰苦还能咬牙坚持，那接连发生的两起车祸，几乎将薛钜夫推向崩溃。

1987年3月，接送老专家的车发生大型车祸，薛钜夫和师兄弟们忙于处理善后事宜耽误了接送，后来祝老自行打车又接上另外两位专家照常来应诊，事后祝老只说：“没有车我们就自己打车来。”

1988年，医院通过贷款从湖北购置了一辆汽车，在接车的路上再遇车祸，接车三人中有两人受伤住院，新车损毁后又遭盗抢，车上的票据全部遗失。

一年内接连遭受两次车祸，薛钜夫陷入前所未有的绝望。

“经济垮了，精神不能垮，我们支持你。”祝师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励再次给了薛钜夫无穷的力量。

从建院起，祝老就分文不取，还把家里省下来的米票、面票拿来给老专家们补贴伙食，连吃完橘子后都会将橘皮、橘核全都仔细收好晒干，后送到医院入药。

就这样，杏园金方在亏损中坚持了整整十二年，有友人相劝薛钜夫：“何苦如此啊！凭你的医术和患者圈子，到哪不比这样轻松？”

但薛钜夫是认准了就不回头的性格，即使遇到再多苦难，也绝不轻言放弃。

“我坚持下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老先生们比我更不计较得失。”薛钜夫说道。

七八十岁高龄的他们为了支持国医院的发展，长期需要乘车颠簸两个多小时才能到顺义，拿着微薄的报酬非但毫无怨言，还主动帮薛钜夫想办法渡过难关。

比如，李介鸣老先生为了帮助初创处于困境的医院，无私贡献了冠心丸、心力生丸、强心丸三张药方，制成丸药增加医院收入，其他老先生也纷纷拿出经验方共享。

前辈们的担当让薛钜夫更没有理由退缩了，“为老百姓看病，这件事一定要做下去。”这是师命，也是薛钜夫一辈子的初心。

也是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薛钜夫攒下了一笔无价的财富，那就是14万份老专家应诊的大病历记录，祝老诊病的声像病历5000多人次，近三百盘老先生诊病、讲课的录音录像资料，还有数以千计的前辈们的讲稿、手稿、墨迹……这些资料后来也成为金方书院最珍贵的教学资源。

从“认人”到“认门”，传承大师级疗效

名医坐诊迅速打响了名气，给杏园金方带来了大量患者，开诊不足半年，杏园金方的日门诊量便达到300人次，七个月后达到400人。

对于当时的一个乡间小门诊部而言，短期达到如此增速堪称惊人。

但欢喜之余，祝谌予老师的一番话却提醒了薛钜夫：“小薛，如果10年后这些老医生来不了，你要靠什么发展？”

薛钜夫猛然惊醒，老先生们带来的口碑和疗效只能解一时之困，医院的长久发展不能走“中医认人”的老路，只依赖名医个人名望终究走不长远，只有走“中医认门”的道路，建立起医院自己稳定的临床疗效，才能立住根基。

“大师不是医馆的永久资源，38位国医大师来这里从来不是单纯应诊，更是为了传承。只靠大师坐诊的医馆最多只能存活十年，大师级的疗效才是医馆的资产，是树立口碑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那么，何为大师级疗效？

与普通医生相比，大师的疗程更短，痛苦更少，副作用小，诊病从容笃定，疗效喜人，面对疑难杂症也能应付自如，明察秋毫，误诊和漏诊率都很低。

方向明确后，杏园金方正式开启从“名医效应”走向“疗效品牌”的转型，不是留下大师，而是将大师疗效传承下来，让年轻医师也能拥有大师级疗效，并以大师级疗效为核心建立医院品牌。

那么，如何才能传承“大师级疗效”？

这必然落实在学术传承和人才培养上，薛钜夫深知，必须要建立学术团队，培养适配自身发展的高粘性人才，让年轻人在平台上能快速成长。

自此，杏园金方和金方书院发展的长远路径愈发清晰。

学术统帅管理，是良医也是“良相”

方向好定，落地却难。落地的第一道坎不是教学方法，而在学术建设和医院管理的碰撞。

建院最初四、五年里，薛钜夫深陷接送老先生、筹钱进药、协调各种关系、处理各种矛盾等繁杂事务处理中，经常手忙脚乱，对管理深感无力。

跟师侍诊、钻研临床的时间被大幅积压，他甚至抽不空来和老先生们吃顿饭，逐渐偏离了“聚名医、学本事”的建院初心，如何平衡好学术、行政和管理成了他极大的困扰。

他最初以为是自己精力不够，效率不够高，直到祝老的一番话点醒了他：“领导和管理者不是一个概念。一个好的将领，首先得是能征善战的勇士，文韬武略的能手。从战略宏观到战术的细微，每一环节都要了如指掌。你要达到这个境界，只要两点：一个就是医高群雄，你的医术一定要好，你在医馆里必须是学科带头人，这样大家才有方向。第二就是信任用人、团结人。一个好的领导是人尽其才，大家忙起来，你自己是从容淡定的，而不是整天自己喊忙，抱怨众人。”

这番话让薛钜夫醍醐灌顶，他此前的困境并非全因行政事务繁忙，而是本末倒置，把行政运营当成了管理核心，让管理反过来统帅了学术。

医馆尤其是学术型医馆的立身之本永远是疗效、是学术、是传承，行政是保证学术运行的手段，而非目的，一旦本末倒置，制度只会越定越多，事务只会越管越杂。

由此，薛钜夫悟出了“学术统帅管理”的真谛，这个理念脱胎于祝谌予先生在华北国医学院和北京中医学院的办学经验。当年祝老在北京中医学院当教务长时，一切教学安排都以“学术质量”为核心标准，而非以行政效率或经济效益为导向。

这一理念落实到医馆管理中，管理制度、运营策略等都必须以“是否利于学术提升、是否利于疗效传播、是否有利于青年中医成长”为核心判断标准。

薛钜夫直言：“医馆的发展一定要以学术为核心，以学术来统帅管理，再用管理来成就学术品牌，而不是用管理来统帅学术。如果光有学术，学术上缺乏管理经营的技巧与战略也无法成就品牌。很多医生疗效过硬却发展欠缺的症结就在于光有学术却缺乏现代管理思维。”

学术统帅管理理念的出现如指路明灯，让杏园金方的事务逐渐变得井然有序起来。

过程中，薛钜夫越发深刻来体会到，医馆规模越大越要厘清行政和学术之间的矛盾，而一个好中医一定是一个拥有良好统筹能力的领导者。

01

以学术立根，以人心立人

学术统帅管理的理念落地靠的不是厚厚的制度，而是包裹着真诚的一件件小事，以“学术立根，以人心立人”是薛钜夫管理的核心所在。

学术是医馆的立身之本，薛钜夫曾和很多同行交流管理经验，一致达成共识——医馆抓的是服务和疗效，其余形式皆可见仁见智。

也正因如此，杏园金方有一些看似不是最“高效”，但却是学术上最正确的管理方式。

建院之初，祝谌予先生曾定下“永不设药品提成”的规矩，为杏园金方奠定了“医德至上、不以利驱医”的精神传承。

在薛钜夫心里，这是准则，也是中医的本色，即便再艰苦，40年来他从未动摇过。

自建院以来，杏园金方医生的收入只和诊金相关，不拿药品提成。这是为让医生不受利益干扰，专注辨证论治，专注疗效提升，打造疗效口碑。

祝老立下的规矩还有“不许说号满，多晚都得把患者看完”，时常有七八十岁的老专家从早上一直看到下午一两点才吃午饭的情况。

人才培养上，薛钜夫坚持师承路线，坚持临床教学一体化，不让学术传承脱离真实临床。

他始终认为，医院要为好学的人搭建学习平台，老专家们主动献策献方，多培养年轻人追求学术的意识。医生的学术水平提升了，对患者的服务质量自然提升，收入也会同步增长。

此外，金方书院对内部医生的课程学习全部免费，优秀的医生还能获得讲课机会并拿到课时费。

薛钜夫的这份坚持也结出了硕果，一些带教学生通过持续的临床学习和学术成长，不仅积累了稳定的患者群体，更凭着干干净净的收入（指没有药品提成等）在北京安身立命，车房俱备，形成了医术、服务、收入同步提升的正向循环。

如果说学术是医馆的根，人心就是让根扎深的土壤。薛钜夫做管理，不靠职位压人，全凭真诚聚人心，人心聚了，制度反而可以做减法。

纸上的规章制度少是杏园金方一大特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是老先生们言传身教出来的。薛钜夫常强调能用10条制度解决的事，就绝不定第11条，简单的制度能让大家更舒展。

比如，薛钜夫会让学生跟随自己学习三到五年，初步学会如何提高疗效、如何让患者满意等等良好的职业习惯，当年轻医师在跟诊中将重疗效、负责任刻进职业本能，很多需要靠制度约束的问题自然会消失。

“制度管人总是冷冰的，习惯管人才是自然亲切的。”

在他看来，管理不止是立规矩，更是让每个人都能长本事、受尊重，生出“这就是自己的医馆”的归属感。

薛钜夫认为，作为经营者，应少些霸道，多倾听，身边的知心朋友会更多。他始终对人保持尊敬和感激之心，时常关注他人长处，少计得失，而认可他人价值最终也会回馈到自己身上。

他尊重每个工作人员的价值，让其价值和回报相匹配。而当每月的良心收入高于靠灰色手段的收益时，守正道的人心就会成为全员习惯。

当人心成为制度的底色，医馆的路自然走得稳、走得远。

02

从大处着眼，在细微处落墨

践行学术统帅管理的过程中，薛钜夫的学术得以快速精进，也愈发体会到整体观念、辨证施治既是中医诊疗的核心，也是医馆运营的底层方法论，治病和管理道理相通，本质都是“从大处着眼，在细微处落墨”。

管理事务非但没有拖累他的精力，反而锤炼了他的全局视野和决策力，做学术有章法，诊病有体系，管理抓核心指标，人反倒越发从容。

建院以来，管理医馆之外，薛钜夫一直坚持看诊，甚至有时七天全出诊。随着年纪渐长，他从2006年起将出诊从七天调整为四天，现又调整为三天半。

支持这份长期坚守的，是四十多年如一日的惊人努力和毅力，他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治学临证，从未间断。

60岁后，薛钜夫从管理一线退下，将很多管理工作交予成长起来的学生，让年轻人多担事、多历练，打磨综合能力。

让青年中医站到C位

自培青年中医门诊量占比超7成

2026年，是杏园金方建院40周年，也是华北国医学院建院95周年，这条跨越95年的中医传承血脉，如今在这所全国首家学术型中医馆里依旧奔涌不息。

这条血脉以华北国医学院为根基，由两股力量组成，一支是承自施今墨先生、祝谌予开创的对药学术，由祝谌予先生、薛钜夫院长传承发扬，一支是刘渡舟先生深耕的经方学术，由傅延龄先生及其门人弟子系统整理、广传全国。

这两条血脉，各自延续流淌了大半个世纪，最终在金方书院交汇——“施今墨、祝谌予对药+刘渡舟经方”双脉传承，成为这所书院最独特的学术底色，也为一代代青年中医的成长筑牢了根基。

历经四代传承，如今，杏园金方的青年中医占比从最初的两成成长至七成，已成为杏园金方的中坚力量，自培的青年中医诊量占比更是超过七成。

金方书院的诞生，既是为了将施门学术教育化、系统化以培养核心医疗人才资源，也承载着祝谌予先生和刘渡舟先生的殷切期许。

祝谌予先生曾明确指示：“国医医院应有两套体系，一是医疗体系，二是教育体系。你们一定要继承和实践施老的三项主张，编书、办学、办医院，把施老的思想在国医医院贯穿始终。”

被誉为“经方泰斗”的刘渡舟先生的经方应用学术影响深远，他曾表示：“我们要做三件事：一方面为农民治病防病，另一方面还要培养一些中青年医生，再有做一点传承教育的科研工作。”

刘渡舟先生曾在华北国医学院讲授《中药学》，这是在华北国医学院发展史中很重要的一课，悄然成为施今墨祝谌予对药与刘渡舟经方学术血脉交融的坚实基础。

1986年，金方两院建院，刘渡舟先生应祝谌予先生之约，来到杏园金方国医医院坐诊，同时与祝谌予、薛培基等38位医界名家在金方书院诊余课徒，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医青年人才。

2016年，刘渡舟教授学术传承人傅延龄先生与祝谌予教授弟子薛钜夫先生在金方两院建院30周年庆典中相识，随之应邀出任金方书院院长，二人联袂立志将金方书院所承载的华北国医学院学脉共同传承发展下去。

在刘渡舟先生经方学术的传承线上，更有王庆国、郝万山、高飞、陈明......同样脉络清晰，人才辈出。他们各自深耕不同领域，但根脉同出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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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馆后院”：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

金方书院的培养体系直接继承了华北国医学院“前馆后院”的模式，当年施今墨先生便推行上午授课，下午带学生到诊所坐诊，学生围在方桌边侍诊见习，老师边看病边讲思路的模式。

金方书院将这一教育模式迭代升级，形成“半医半读”、“诊桌教学”、“一人多师”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多师提供广度，诊桌提供深度，半医半读保证了学用结合。

（1）诊桌教学

年轻医生直接坐在老专家旁边，近身观摩老师望闻问切、辨证开方，同步记录、同步理解，这不是模拟教学，是实打实的真实临床。

学到一定程度后便可独立出诊，但始终有老师在旁指导把关，这种“半医半读”、“诊桌教学”的模式，让青年医生的成长速度远快于纯理论学习。

（2）一人多师

一个年轻医生不只跟师一位老师，而是轮流跟随不同流派、不同专长的专家，施门、刘门及各科名家都要跟学，博采众长。

（3）半医半读

白天跟诊看病，晚上回去整理医案、研读经典，学和用完全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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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中医越老越值钱”的认知桎梏

“中医越老越值钱”已成大众普遍共识，但杏园金方的青年医生却打破了这个观念，如今，杏园金方青年医生的门诊量已稳定占到全院诊量的 73%。

杏园金方究竟做对了什么？随名师、早临床、多临床便是秘诀所在。

薛钜夫认为：“中医靠的不是年龄，是临床积累。如果一个年轻人20岁起每天跟着老师看50个病人，到30岁就看过5万个病例，这个积累量不比一个45岁才开始独立出诊的医师少。”

薛钜夫的父亲薛培基先生当年在华北国医学院读书时，施今墨先生就指示他在家里开义务门诊，等他毕业时已经日诊60余人了。

金方书院继承了这个传统，让年轻人尽早接触真实患者，在老师手把手带教下大量积累临床经验。再加上14万份病历、5000多节声像教学资料的“预习”，年轻医生在独立出诊前，其实已经看过海量病例。

“不是他们打破了‘越老越值钱’的规律，而是他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更密集的临床积累。”薛钜夫说道。

03

医能培养：医术之外的必修课

多年临床教学中，薛钜夫越发体会到，一个好的医生除了要具备“医德”、“医术”，还要具备“医能”。

“医术”是“懂不懂”，“医能”是“做不做得到”，医者理论再扎实，在面对真实患者时，能否迅速抓住主要矛盾、准确判断轻重缓急、在复杂情况下做出正确决策，考验的就是“医能”。

“医能”从书本上学不来，只能靠大量临床实践和老师言传身教，这也是金方书院坚持“诊桌教学”的原因，不教死背方药，重在训练真实情境下的应变力和判断力。

专业素养之外，医能还包含对患者的理解、尊重以及建立患者信任的能力。

随着大众医疗认知不断提升，治疗方案和观点能否被认可、能否让患者感受到用心，都是“医能”的考验。

杏园金方门诊部主任黄春梅大夫曾表示，医生要有换位体验的能力，自己或陪家人看诊时，要全程体会候诊、看诊的感受。

故方药有效、疗效尚可但患者不多的情况大有人在，根源上是沟通、换位思考、共情的能力等的“医能”能力有待提高。

04

将传承火种撒向四海

经过四十年积累，金方书院的教学体系已经相当成熟，拥有了系统化的课程、丰富的教学资料、完善的带教模式。

而刘渡舟先生的学术传承人傅延龄教授出任书院院长后，更将学院教育的规范性和师承教育的实战性深度融合，让金方书院具备了面向社会办学的学术实力和组织能力。

2019年，应广大同行呼吁，金方书院正式对外招生，从“对内培养”转向“对外开放”。

如今，金方书院开设了弟子班、师承班、企业定制班、第二课堂等多个项目，从“培养自己人”转向为整个行业培养“青年明医”。

比如，弟子班中常出现一个“奇观”：不少学员已是当地名医，最年长者已有67岁，日诊已达50~100人，却仍坚持来金方书院进修。

薛钜夫表示：“中医一辈子都学不完，哪怕日诊百人，也会遇到自己不擅长、治不好的病。他们来金方书院学的不是从零开始的基础课，而是其他学派、其他路径的思维方式。”

比如，一个专攻温病的医生系统学完刘渡舟先生的伤寒经方思路，临床就多了一套武器，这就是“一人多师”的价值，并非水平不够求学，而是为了变得更好才来学。

又如，弟子班中有位58岁的学员，在石景山某社区中医门诊部任职主任，日常兼顾出诊与数十人团队的管理事务。

自2021年以来，他每周都驱车一个半小时赴顺义跟学，坚持两个上午临证跟诊，如今日门诊已达50~60人次，当被问及为何事务繁忙还坚持跟诊，他答道：“师学无涯，我愿长期跟诊修习。”

教学从来都是相长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多有自己独到的地方经验，如某种地方药材的用法、某种病症的土方子、某个地域人群的体质特点，也常给薛钜夫和授学医师带来新的启发。

针对中医院校教育“五年理论学习，毕业不会看病”的临床脱节问题，2023年，金方书院正式推出“第二课堂”公益项目，让在校学生提前走进真实诊室，跟着临床医生跟师侍诊，不是实验课、不是模拟课，而是真正的临床观摩。

其实早于2000年起，杏园金方便作为临床带教基地开始接收来自全国各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二十多年积累下来，如今院内的很多中青年医生，比如门诊部主任黄春梅、儿科主任张强等，都是从第二课堂成长并留下的。

2025 年，金方书院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医系等机构建立交流合作，正式迈出国际化步伐。

建院之初，祝老便叮嘱“弘扬国粹于海内外”。只是前三十多年，杏园金方一直在练内功，把教学体系、学术传承做扎实，如今时机成熟，可以逐步走出去。

“走向国际的挑战很多，如语言层面、政策层面、药品层面......但我相信，好疗效是最好的‘翻译’。能治好病、让患者受益，中医自然会被接受。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医药的需求，我们要给想学中医的人提供最好的平台，金方书院会不遗余力地培养出符合时代发展的中医英才。”薛钜夫表示。

33年不开分店，40年深耕立根

随着“医疗+教育”双轨体系的日趋成熟，大师级疗效口口相传，杏园金方逐渐声名远播，但即便运营逐渐向好，它却选择不开分店，坚守在顺义农村33年，这让人动容的同时也让不少人不解。

这份坚守，源于薛钜夫处处为患者着想的初心，源于对患者信任的感激，更源于对医疗品质的审慎。

当年落址顺义，本就是为了让当地的农村患者能享受到专家级的医疗服务，在薛钜夫心里，患者是医馆最宝贵的财富，他舍不得相伴多年的患者朋友，更不愿因离开而辜负这份信赖。

“杏园金方和患者群的关系如鱼和水一般，在尚未纳入医保的那些年，哪怕医药费无法报销，依然有大批患者因为信任愿意在杏园金方抓药，即便刮风下雨、逢年过节，杏园金方的门诊量也始终稳定。”

对药材品质的坚守，是这份信任的底色。建院之初，杏园金方便聘请三位退休老药工全程把关，古法炮制、逐剂回戥、手工煎药的传统，一守就是四十年。

加上老先生们的口碑传播和实打实的疗效，患者从顺义本地扩散到全国各地，总有广东、上海、浙江、港澳地区等外省患者远道而来，药房常特意收集整理了箱袋，方便外地患者带药返程。

杏园金方迟迟不开分店的核心原因，是人才储备还不够“分”，这是杏园金方对患者最朴素的负责。

在薛钜夫看来，中医无法靠标准化流水线复制，好中医院的核心是好医生。若将培养的10位好医生分散到5家分店，每家仅有2位，医疗质量必被稀释，他宁可把优质人才集于一处形成合力。

直到书院培养体系成熟，青年医生梯队真正成型，有了一批“分得出去”的好医生，杏园金方才迈出发展的步伐。

这一方面是人才储备充足后的自然布局，另一方面也是对中青年医生的试炼，看他们能否在新院区打开患者群，能否延续杏园金方的传统，能否做出新气象。

薛钜夫的师兄祝肇刚先生常说：“给一个好的大夫投票是用脚投票的。”

虽然行业诊量普遍下滑，但杏园金方的一些年轻医生的诊量却稳步上升，疗效过硬、态度亲和、发自内心为患者着想便是破局关键。

新生代力量的成长，是杏园金方四十年坚守的硕果，也是祝谌予先生“能用党参就不用人参”、处处为患者减负的行医精神的延续。

2019年12月，杏园金方开设祥云分院，2025年4月，杏园正心国医医院裕龙院区医保服务顺利启用。至此，以杏园金方后沙峪总院、杏园金方祥云院区、杏园正心国医医院裕龙院区的“两院三区”医疗布局全面落地， “杏园国医” 医疗服务体系正式成型。

结语

四十年坚守，杏园金方将“明医”与“精药”刻进骨血，凭借如磐初心、仁心仁术，于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守住了民间医疗的传承火种。而四十年只是序章，未来，会有更多辈出的杰出英才将这份火种播撒往更广袤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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