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彭副处长，还是彭副科长？

最近，长沙市体育局产业处彭女士在长沙市德峰小区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一事掀起了轩然大波，没几天就闹得是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就连长沙市官方都坐不住了，联合起纪检监察、公安、体育、属地街道等多方成立了一支联合调查组，并在7月11日这天发布了一份《情况通报》——

野望谷对于这份《情况通报》中描述的故事梗概并不关心，因为网络上已经把彭女士是如何占用人私家车位的来龙去脉扒得很清楚了。野望谷比较感兴趣的是《情况通报》中的这一段话——

“彭某某……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任长沙市宁乡菁华铺乡人民政府科员，2019年6月至2023年4月任长沙市宁乡菁华铺乡人民政府一级科员，2023年4月通过长沙市市直机关公开遴选考入长沙市体育局，2023年4月至2024年4月任长沙市体育局产业处一级科员，2024年4月至2024年9月任长沙市体育局产业处四级主任科员，2024年9月至今任长沙市体育局产业处副处长（乡科级副职）。”

也就是说，1995年出生的彭女士是在2017年才参加工作的，她直到2024年之前都是普通科员，在2024年才晋升为四级主任科员。

野望谷曾在《95%的人都易搞混的问题：【职务】【职级】【级别】并不是一回事》一文中介绍过，四级主任科员就相当于过去的副主任科员，对应乡科级副职。若按当前选拔任用机关领导干部的规则，彭女士从四级主任科员职级上通常只能晋升为三级主任科员、或者转任乡科级副职，晋升乡科级正职都有些难度，更不要说一步到位越级提拔为县处级副职了。

这从《情况通报》中描述的彭女士目前担任的最新职务就可见一斑——“长沙市体育局产业处副处长（乡科级副职）”——注意，是“乡科级副职”。

但问题又来了，既然是“乡科级副职”，那为什么又要叫“副处长”呢？既然得在“副处长”的职务称谓后面通过一个括号来强调她其实就是个“副科长”，那干嘛不一开始就叫“副科长”，而非要绕这么一个大圈自找麻烦呢？

众所周知，长沙市尽管是湖南省省会，但它其实就是一座普通的地级市。长沙市级领导机关就是正厅局级架构，长沙市级直属部门就是正县处级架构，长沙市直部门的内设机构就是正乡科级架构。

既然彭女士担任的是长沙市体育局下面一个内设科室的副职，那么她自然就应该是副科级干部。

野望谷查了一下，同在湖南省的岳阳市教育体育局下面的内设机构叫“科”，湘潭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下面的内设机构叫“科”，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下面的内设机构叫“科”，那么同为地级市的长沙市体育局下面的内设机构为啥就要叫“处”呢？

野望谷进一步发现，把下面内设机构叫“处”的做法还不止是在长沙市体育局身上出现，长沙市其他市直部门下面的内设机构大多也都叫“处”、而不叫“科”。由此看来，市体育局的情况在长沙市并不是个孤例。

这让野望谷不禁想起了前段时间江苏省淮安市、无锡市、南通市纷纷把市直部门下属内设机构的称谓统一从“处”调整为“科”的事件。

跟长沙市的情况一样，江苏省这几个地级市市直部门的内设机构本来就是科级，但此前却非要定名为“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背后反映出的官本位心态溢于言表。

从“处”改名为“科”不是降级，而是回归本源、澄清误解、以正视听，这种做法的确值得包括长沙市体育局在内的一些单位好好借鉴借鉴。

2017年，《中国纪检监察报》曾专门刊发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将“副职”叫成“正职”是语言贿赂》。

该篇文章作者描述了这样一段经历：“笔者到乡下调研时，有群众悄悄问我：‘你们到底有多少处长、主任呀？怎么一介绍起来不是处长就是主任？’，我只好如实说：‘有的是副处长、副主任，有的只是机关里的一般干部’。”

这篇文章直言：“给称呼‘戴高帽’中最常见的是将‘副职’叫成‘正职’……以此来表示自己对上级的尊重……从某种程度讲，也是一种‘语言贿赂’。”

——显然，“语言贿赂”观点得到了官媒的认可与背书。

2018年，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论坛网曾以“思响哥”的名义，梳理出了5种领导干部应当远离的“语言贿赂”词汇：

一曰“亲自”，似乎“做点分内之事，便觉劳苦功高”；

二曰“重要”，似乎“凡是领导讲话都是重要的”；

三曰“把副职叫正职”，故意在称呼中省略“副”字；

四曰“百忙之中”，似乎各位领导总是在“百忙之中莅临检查指导”；

五曰“大”，言必称“大智慧、大气魄、大思想、大站位、大格局”。

2024年，《解放军报》也曾刊发《带头纠治各种非规范称呼》一文，列举了9种部队里常见的“语言贿赂”称谓：

一是不管老兵是不是班长，新兵都喊其“班长”；

二是把首长的秘书称为“大秘”；

三是把上级机关的参谋人员称为“高参”；

四是省略“代”字，如称“代司令员”为“司令员”；

五是省略“副”字，如称“副团长”为“团长”；

六是以实职称虚职，如称团职参谋为“处长”；

七是任意简化全称，如称“林大队长”为“林大”；

八是随意删减语素，如称司令员为“司令”、称助理员为“助理”；

九是江湖气，如称领导为“老大”、“老板”。

以此推之，将“科”叫成“处”、将“科长”叫成“处长”，这种罔顾真实情况、脱离本来面目、随意升格官职级别的做法是不是同样属于一种“语言贿赂”呢？

更何况，前面所列举的种种语言贿赂情形大多都存在于人们的口头之中；然而像把“科”叫成“处”、把“科长”叫成“处长”的做法，却是被白纸黑字写进了红头文件、纳入了机构编制、印到了个人名片、挂在了办公室门口牌子上的，这是不是更值得我们警惕呢？

所以当时间长了，长沙的彭女士被人呼作“彭处长”久了，恐怕她自己都不记得自己这个“处长”的前面还有一个“副”字，也都不记得自己这个“副处长”其实就是一个“副科长”了。如此一来，像是挖空心思千方百计谋求特殊待遇、占用他人停车位这种事儿也就难以避免了……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儒家思想讲究克己复礼，人与人交往时的各种尊称、敬称、谦称、美称自古就应接不暇。

经由千百年的传承，人们对于适度的语言包装、称谓美化，甚至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献媚邀宠、虚荣心作祟、官本位心理膨胀其实都已经炼就了一定耐受力，对口头上给人“戴高帽”的行为也早已司空见惯。可问题是，如果把口头上的“戴高帽”异化成了一种书面文件、规章制度、法定名称抬头里的“标准写法”，那么事情的性质就变味儿了。

就像长沙这位彭女士，如果不是对体制内层级体系有相当了解的人，恐怕还真的会被彭女士“副处长”的头衔给蒙住了双眼，真的以为彭女士官至副处级了呢！

除了把“科”叫成“处”、把“科长”叫成“处长”，体制内单位还有一种常见的“自我拔高层级规格”的做法，那就是随意设立“办公厅”。

在中央层面，此前曾有规定要求，只有正部级以上机关单位才能设立“办公厅”，副部级及以下机关单位都只能设立“办公室”或“综合司”；在地方层面，这个标准通常会适当放宽，副省级城市的领导机关也会设立“办公厅”，但正厅局级以下的机关单位一般都应叫“办公室”。

然而，历史上很多副部级央企在总部层面都设有“办公厅”，而不是“办公室”。（延伸阅读：《一个困扰了很多网友的问题：国家铁路集团究竟是不是一家“正部级央企”？》）

对此，国资委曾在2019年专门下发了一份《关于中央企业开展“总部机关化”问题专项整改工作的通知》，整改任务之一就是“调整具有行政色彩的机构名称和职务职级称谓”。

在那之后，绝大多数央企总部都取消了“办公厅”的设置，改称“综合部”，综合部往往还同时加挂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的牌子。可是时至今日，却仍有个别副部级央企和金融机构在集团总部层面继续保留着“办公厅”的称谓。

地方上的情况亦是类似。虽说绝大多数地级省会城市的领导机关都是设立“办公室”、而不叫“办公厅”，但至今却仍有个别地级省会城市的领导机关仍然我行我素地称作“办公厅”。

在这方面，这些个别地级省会城市就应该向长沙市学习了。

长沙市委和市政府过去设置的也是“办公厅”，但现在已经正式改称为了“办公室”，这就是一种有错必纠、知错必改的表现，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行为。下一步，就看长沙市能否把这种正确做法推广到各个市直部门的内设机构身上了。

我们再往远了说，把“科”叫成“处”、把“办公室”叫成“办公厅”，这种把权力崇拜、体制崇拜明白写在脸上的做法，其实并不止存在于体制内单位，在体制外组织中也比比皆是。

比如，我国《公司法》只规定了公司应当设立董事会，可有很多民营企业却非要把“董事会”叫成“董事局”，似乎“局”总是比“会”要听起来气派一点；还有《公司法》里规定的董事长一职，也硬要用“董事局主席”来替代；至于总经理这种称谓，也自然不如“总裁”叫起来显得更霸气。

仿佛脱离了“局”的气势道场、失去了“主席”和“总裁”的权杖加持，这些公司高管们就指挥不动千军万马了。

于是乎，很多民营企业里各种“总”遍地走，公司层面的叫总裁、联席总裁、常务副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总裁助理，部门层面的叫总经理、联席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高级副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团队层面的叫总监、联席总监、常务副总监、高级副总监、副总监、总监助理，实在一个下属都领导不了的那也总会有各级总师、副总师、首席、副首席的头衔等着你。一个公司里从上到下除了新入职实习生和保洁阿姨之外，几乎人人都是“领导”。

在这方面，当年的皮带哥和他所率领的大集团就是登峰造极的典型。

不光是企业，就连各种以务虚联谊为主的协会、学会、商会，它们的头头脑脑也不愿自称“会长”、“副会长”，而是要叫“主席”、“副主席”，并把这种称谓明白无误写进了组织的章程之中，似乎这样一来就能让自己变得更加权威、更加受人敬重了。

更让人愕然的是，这种官僚主义气息其实早就不局限于大人的世界中了。在各类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和孩子们中间，这种现象有时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在2018年，曾有某南方985高校下发了一份《XX大学学生会2018-2019学年度干部任命公告》，将学生会下面的各个部门按照秘书机构、组成部门、办事机构三个大类，洋洋洒洒列举了大约200个学生干部岗位，其中有的岗位还特别注明了“正部长级”、“副部长级”的括号——

事件发酵后，以至于中纪委官网都转载了一篇“锐评”，说这件事“可不是哈哈一笑的事”——

无独有偶，某小学里一个不过四五十名小学生的班级，曾以红头文件的方式对班干部进行任命，并在任命通知中有模有样地使用了“任职干部”、“任职公示”、“拟任职”、“拟提拔”、“拟提名”、“经研究”这些颇有正式感的词汇，甚至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正班级”、“副班级”、“班委”、“班委书记”、“班委副书记”、“班委常委”、“常务副班长”这些野望谷小时候读书时闻所未闻的官职——

更有甚者，还会在“班级”下面增设“组级”，并区分了“正组级”与“副组级”，就连管门、管窗、管灯、管电、管桌子、管凳子、管黑板、管水房的也都要人人授予一个职级——

由此看来，想要把“彭副处长”的抬头改回到她本应叫的“彭副科长”，还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