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春祥：弃物 | 天涯·作家立场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4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者按

陆春祥的长文《弃物》以 “万物皆弃物” 为核心，结合废报回收、运河拾荒夫妇、运河污水治理、垃圾分类小事等现实见闻，串联古籍修复、宣纸循环、古厕文明、三星堆残器、太空垃圾、核废料等古今中外事例，梳理农耕时代良性物质循环与工业时代塑料、化学废料、核废料的长久污染困境。

该文反思现代消费制造的垃圾污染，警示塑料、药物残留、核废料等不可逆环境危机，倡导正视废弃物完整循环链条，倡导人类学会与物质和解，懂得取舍、循环与敬畏天地，关照人与物、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今日，我们全文推送陆春祥原刊于《天涯》2026年第4期“作家立场”栏目的《弃物》一文，以飨读者。

陆

弃 物

万物皆弃物。

瓦砾、屎尿、旧报纸、鱼骨头、核废料、飘在太空的手套——它们被扔掉，被遗忘，被埋进土里或被烧成灰烬。可没有什么是真正消失的。它们只是换了名字，换了形态，换了故事里的角色。

我常想，我们这代人，大概是最后一批还和垃圾打交道的人了。不是那种按一下开关就眼不见为净的打交道，而是真真切切地看见它、触摸它，为它头痛、被它包围。几十年间，从垃圾围城到垃圾不够烧，从随地便溺到雪隐如诗，从废纸堆里讨生活到从垃圾山中挖出土地。

这组片段，似乎是一次寻访。我寻访那些被扔掉的东西，去了哪里；也寻访那些扔掉东西的人，在想什么。

万物皆为弃物，而我们，只是时间的拾荒者。

身边事

一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是全国比较早的自办发行单位。每日清晨，一千五百多名投递员从各发行站出发，把百余万份报纸送到订户手中。

二十多年前，我管着《杭州日报》的经营，广告、发行都管，但投递交给集团发行公司。废报纸如何回收呢？发行公司大概这么处理。

投递员送报的时候，往往会往订户的订报箱中塞进一张小卡片，卡片上印着投递站的地址和电话什么的，如果有什么投递质量问题，可以随时投诉，同时，也附一行小字：有旧报废报，欢迎随时送到发行站。发行公司给每个投递员下达的任务是，每人每月回收废报600斤至800斤。发行公司再与相关回收商签订协议，由他们定期到各发行站回收。

按估算，每个投递员一年回收四吨至五吨，整个发行公司，一年可以回收六七千吨，这与我们印厂每年要进的纸的量相比，不到十分之一。

造纸厂购买废纸的价格，市场变量极大，它会受到美国、日本等主要纸张进口国的价格影响，就如原油一样，价格每日都在变化。而废纸的价格，也随时在变化。发行公司老总告诉我，那些废纸经销商，为了卖个好价钱，往往在装车时，往车上的废纸堆中浇自来水，如此，在过地磅时，重量就会增加不少。

作为报人的我，无论何时何地，遇见报纸总要翻一翻的习惯一直没变。办公室数十份报，浏览过后，除极少作为资料剪下保存，大多堆在一起作为废报丢弃。有的时候，也会盯着那些旧报发一阵呆。这则报道，曾经引起多么大的轰动啊，仅仅几天时间，铅字依旧清晰，却已经成了废品。那些曾经让人热血沸腾的报道，都沉在纸堆里，沉得像化石。旋即又看到，一些版面上，特别是那些大型整版广告，往往留有许多空白，这些地方都可以练字的呀。

一边将广告版多的报纸留起来，一边就想到那个著名道士葛洪。

葛洪是丹阳人，家境贫寒，连仆人都雇不起。家中篱笆残破不堪，他常需拨开杂草出门，又推开野草进屋。家中多次遭遇火灾，藏书尽毁。于是他只得背起书箱徒步远行，不惧千里艰辛，借书抄录，卖柴换纸，燃灯夜读。因纸张反复使用，旁人难以辨识字迹。

葛洪这最后一个细节，道尽了古代许多读书人的艰难。困难时期，有许多读书人这么做过。常有古时的书生，将家产卖尽，又将那些旧书卖了，都换了柴米。书其实变成了柴，而柴一烧，就成了灰。灰终归于土——这难道是书的轮回吗？

又一想，那只是古代。现代，我们可以回收。眼前这些废报，它们能变成纸浆，重新开始。

当下，现在的年轻人不怎么看报了，废报越来越少，但电子垃圾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哪个更难处理。

为了写这一小段文字，某个下午，趁发行站空闲的间隙，我特地又跑了一趟离我家不远的杭报拱宸发行站。情况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为增加收入，发行站也送起了其他的快递，角落里的废报不再堆积如山，它散发出一种奄奄一息的疲惫。

博尔赫斯这样写他的巴别图书馆：“所有的书都在那里，所有的可能性都在那里。”而在这里，不只是我们的报纸，所有的报纸都在减少，急剧减少，更多的是消失，自然，所有的昨天都被清空了。

二

我住左岸的时候，在运河边走路，因为阳光的原因，常按季节分方向走。

春秋季，沿大运河杭州段往南走，阳光晴好，温暖，走到拱宸桥，到青莎公园，或者转到桥西一带；冬季，在同样的运河边，往北走，那里有大运河音乐公园、新建的大运河博物馆，这一带，光线好，冬日阳光充足，晒着舒服。唯有炎热的夏季，我则往小区后面的红建河走，这里原来是浙江麻纺厂老厂区，树木茂盛，走在这条路上，基本上都在阴凉中。

在内运河与红建河接壤处，有一处新的拱桥，对面是建华工业园区。桥脚边，有一大块空地，一对收垃圾的夫妇据此为点。两人个子都不高，男人的脸宽而扁，女人的白头发居多，看年纪，两人应该都有六十岁以上，两人的背都有些佝偻。

因为经常出差，我是隔三岔五走路，但每次走到这里，这对夫妇基本都在，大多时候，他们都系着围裙，低着头，各自在整理废品。废品中，以纸板箱、废旧书籍为主，也有各式大小旧家电。

行到此处，有时，我会停下来看一会，他们转头，我朝他们点点头，就算招呼过了。他们理旧书，理着理着，嘴里会念叨一句，然后拣出一本，翻一翻，将其丢到一边。我猜，他们应该读过一点书，那书，看着是可以给孩子再读的，就拣了出来。从废旧品中寻到宝贝一点也不奇怪。一辆三轮板车就停在他们的身旁，待装满了，男的就会将板车上的东西拉上绳索，女的在另一头帮着抽紧。一切停当，男的拍拍身上的灰尘，似乎松了一口大气，然后踏上板车，用力踩着脚踏板，链条吱吱作响。女的在一旁，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看着板车慢慢远去。

有一年，我家重新装修。住了二十几年，老破旧，全部敲掉重装，这就有许多的旧东西要处理。我就找到了这一对夫妇，这一回，我知道了，他们是安徽人，男的姓王。他虽佝偻着背，年纪其实比我还小一岁。

我和王师傅说了要处理的旧东西，他说，这么多东西，一时说不清，我得上你家，一件件估价。我说，好。王师傅很专业，他拿着笔记本，一件件对我报价：松下洗衣机，一百元；立式三匹松下空调，一千二百元；西门子电冰箱，三百元。那些随了我几十年的书，不少是语法修辞类，大学时代买的，上次大搬家时不舍得扔，这次咬咬牙，终于舍弃。还有一些杂志的合订本，也一并扔。一书房的书，至少丢弃了五百本。满屋子的旧东西，王师傅一边看，一边笑得眯了眼。对于他开出的价，我没有还价，这种信任，是基于运河边行走得出的，还有就是对拾荒者的同情。他们赚的可是辛苦钱啊。

这以后，我走路经过王师傅他们身旁，总会停下来招呼一下，他也会笑着问：新房装修怎么样了？他问话的时候，常常手上也不闲着。

夜幕降临时，所有的小区垃圾桶旁，都会出现一些人。

那些人，会将垃圾桶里的纸盒、塑料瓶、易拉罐挑出来，分别装进蛇皮袋。他们有的动作很慢，有的动作很快，不论快慢，他们都很仔细，绝不会漏掉一个易拉罐环。

有哲学家说，垃圾是物品的亡灵。那么捡垃圾的人，就是亡灵的超度者。他们让塑料瓶重新变成塑料瓶，让纸盒重新变成新纸。他们是这个消费社会最底端的“回收站”，也是最后的“清道夫”。

有一次，初秋的傍晚，夜幕已临，灯火也渐渐亮了起来。我行至王师傅夫妇的据点，昏黄的光晕里，他们还在整理最后一车纸板箱。女人的动作慢下来，又捶了捶腰，王师傅见状，迅速接过女人手中的活计。

板车已经装满，绳索捆得结实。风从运河上吹了过来，柳枝扭动着身姿，丝丝凉意袭来，王师傅踩上板车，链条依旧吱吱作响，女人跟在后面，手里头拎着一袋食品，大概是他们的晚餐。板车的身影，渐渐融入了这个城市的烟火中。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捡拾，记忆、梦想都需要捡拾，王师傅他们是直接捡拾，他们让废弃之物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城市的拾荒者，也是意义的收藏家。

三

这样的对话，或许很常见：

小朋友上完洗手间，看着池中物，随手一按，哗啦一声，水旋转几下，污物冲走了。他问母亲：那些便便，冲到了哪里？母亲正在洗碗，头也不回地说：下水道。小朋友又问：下水道通向哪里？母亲想了想，答：河里吧。小朋友再问：河水脏了怎么办？母亲显得有些不耐烦了：哪有那么多问题，冲走了就没了。

马桶一摁，哗的一声，一切烦恼都冲走了。可冲到哪里去，很少有人追问。

冲走了就没了——这是我们对排泄物最古老的认知。

长安成为十三朝的古都，持续时间一千多年，但是，隋开皇二年，因为地下水污染无法饮用而另造新城。中世纪的巴黎人，从窗户往外倒屎尿，也是这么想的。可事实上，没什么是“冲走了就没了”的。一切都有去处。

二十五年前，我刚住到左岸花园时，运河的水还散发出一股味道，浓浓的，它的水质，劣Ⅴ类，也就是说，水质最差的黑臭类。沿运河走，两边不时看到粗大的下水道哗哗往河中直排，我想，这大概就是运河水质差的主要原因吧。

要让各类污水零直排，必须依靠一套完整的科学治理系统。治理过程极其艰难，可以说是伤筋动骨。数十年后，当运河水面上，不时有钓竿在浮动时，在运河边的行走，就变得赏心悦目了。我看到资料说，杭州现在的运河，百余条支流，水质均在四类以上，干流水质达到三类，有不少段落，甚至达到二类。

几年前的一个夜晚，在杭州大剧院，我观看了《遇见大运河》。这是一场舞台上的遇见。总导演崔巍，闪烁着疲劳但坚定的眼神告诉我：“这是我酝酿最艰难的一个作品，历时三年。有了人，才有了河，有了河，才有了运，有了运，才有了千年的繁华。我就是这么寻找人类和运河之间的联系的。”

大幕缓缓拉开。

两条主线：找寻大运河历史时空的艺术家和开凿、繁荣、遗忘、又见运河的千年回忆。这是一场回忆，更是一场人文寻找。在回忆与寻找的交错进行中，观众对流淌千年的运河有了全新的体验。

依我看，这出舞剧，就是一滴水的今世前生。这一滴水是这出舞剧的女主角，她是千年运河里的一滴水。

两千五百年前，吴王夫差下令，开凿邗沟，从江都（扬州）邗口至淮安末口，以通江淮。自邗沟挖下的那史无前例的第一锄始，此后的数千年，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近两千公里，便勾连成了一条线，这是古代中国贯通南北的主要水道。

舞台上，那一大群前朝民夫，无论男女，衣衫虽褴褛，却仍爆发出强大的张力。呼喊，呐喊，手舞，足蹈，滚翻，他们是在向山宣战，向石宣战，他们要用双手，与大自然拼搏。开凿大运河，充满着巨大的艰辛和危险，必须要有充分的民力和无穷的智慧，中华民族的先人们都做到了。

于是，有了那第一滴的运河水。这一滴水的出现，成了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从此，人类交通有了质的飞跃。那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是民众的巨大希冀，也是水滴的欢快生命。

她从通州出发，一路雀跃，数河相交，直抵杭州。有了她，两岸，不，古代中国，迎来了繁荣的大时代。这样的繁荣在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运河两岸的璀璨文化，流水人家，流动的田园风光，商埠林立，喧闹人群，歌舞杂耍，繁忙漕运，外贸往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了运河。

这一滴水，在舞台上灵动地穿梭着。阳光下，缤纷多彩，绚烂至极，她灵秀，她欢畅，甲乙丙丁，一二三四，ABCD，都想和她亲近，爱护她，保护她，这是幸福的一滴水，她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荣光。

时光荏苒，无情的风吹皱，那一滴运河水，被遗忘了，遭遇了各种摧残。

女主角，鲜光的身体上裹着数不清的残缺碎片，她承受着各种非人的折磨。

这个时候，观众全神关注着被污染的运河。舞台上飘起了浓浓的雾霾，崔巍这样解释：首演的时候，这里用的是碎纸，但效果不是最理想，主创人员就一场一场地试，绿豆粉，黄豆末，我们现在用的是茶叶碎末，你看看这效果，灯光下，茶灰色，压抑，是不是形象表现了空气中的重料？

我盯紧了看，那一滴水，被各种重料包围，逐渐窒息，最后蜷缩着，佝偻着，一动不动。男主角，就是那个拥抱水滴的现代艺术家，由相知到相离，这是一次悲伤的离开，他抱着她，极地旋转，悲痛欲绝，几近疯狂，失去爱人的痛苦，锥心刺骨，无以名状。

我身后的一个小女孩，轻声地问她的妈妈：妈妈，运河是死了吗？妈妈轻轻地回答：没死，是被遗忘了。

掌声。这掌声不是欢呼运河死了，是送给那表演一滴水的女主角的。她让我们看到自己对运河的漠然、遗忘。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假死，但触及心灵。

观众从沉重中回过神来。又遇见运河了。

场景自然愉快。那一滴水——女主角，生命又焕发了生机。绿色的，轻盈的，浮光的，流动的，大跨度的跃动，爆发的活力，前所未有的青春勃发。男女主角又不舍分离，相亲相爱，这种爱，一直幻化为生生不息的坚守和相望。

当以大运河的终点——杭州拱宸桥作为巨大背景出现时，我似乎也幻化成剧中的人物了，不，我就是剧中一角，因为，我常常要在那桥上伫立。

左岸花园就在大运河杭州的终点，1786km，这个标杆牌上的数字，我只要一出小区门，就能看见。夜空下，标杆牌远远地、高高地亮着，告诉来往的船只，这里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地方。

沿着标杆牌出发，往南走，沿着运河的石阶走，一千多米，就到了南北通津的运河广场，这里，每晚都人声鼎沸，风雨无阻。拱宸桥，这座明代才建的桥，和运河比，很年轻，但和我们比，却没法比！

我常在桥上四顾，胡思乱想，望桥东桥西，看桥南桥北，探桥下流水，一百年前的拱宸桥是什么模样？二百年前？三百年前？再往前？更往前？还往前？这桥上的块块青条石，被时光磨褪得很成熟的样子，青条石上无名的大小孔穴，模糊不清的各种字体的文字，它们是怎么形成的，都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些都是我很想知道的。

拱宸桥下的流水，突然又跳上了舞台，变成了那灵动的美丽身影。

一滴运河水的前世今生，其实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她需要好好保卫。保卫需要爱，需要具体的行动。在尾声里，我似乎听到了这样一种集体的呼喊。穹顶之下，那一滴水，不，无数滴水正蜕变成生动的精灵，升腾上空，齐心合力，捉拿着霾这个妖魅！

回到刚刚那对母子的对话，或许这就是文明：它让我们不必知道，也能活得体面。可如果永远不知道，那些替我们处理污物的人，那些替我们吃脏东西的微生物，那些替我们变成肥料、变成砖、变成再生水的弃物，就永远被隐身了。

因此，马桶一摁，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不过，这个问题，依然有人担忧，我是指目前的农村。

数年前，浙江全省实施大规模的“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在农村效果尤其显著，其中之一就是那些农家新房的下水道问题圆满解决。但我知道，在全国还有不少省份的农村，看着新房林立，而屋中的抽水马桶等皆是直排，就是在新房边上挖一个大坑，污水直接下泄。数十天，几个月，问题都不大，但长此以往，“龙须沟”现象的恶果就会显现。问题很简单，直排的污物，地底下也消化不了。

因有这样的不解心结，每到农村，看到那些漂亮的房子，我就会问马桶的水冲到了哪里。大多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或许，这也是现今一种不容忽视的现实。

四

一日，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送宣传品，这一回，他们送的是垃圾分类宣传手册，还有一副扑克牌。牌的内容，自然是关于垃圾分类的。难怪，这些天，小区的广播天天都在播垃圾如何分类，这扑克牌，也算用心良苦。

过了些时间，没想到的结果出现了，小孙女瑞瑞迷上了这种新纸牌，原来，它可以用来玩游戏。

有一天，瑞瑞从幼儿园回家，将我从电脑桌旁拽下来，说陪她玩纸牌。

瑞瑞说好玩，我这才注意起了这副扑克牌。每张牌上，都印着一种垃圾的图案：香蕉皮、矿泉水瓶、旧电池、碎玻璃、过期药品、破玩具熊，有几十种。出牌的规则是，谁先把手里的牌按“可回收”“厨余”“有害”“其他”分完，谁就赢。

瑞瑞出牌飞快，香蕉皮扔进厨余，矿泉水瓶扔进可回收，碎玻璃扔进可回收等等。她显然玩过多次，她说幼儿园上课要玩，难怪她这么快。旧电池可回收吗？我犹豫了一下。瑞瑞立即笑我：爷爷，你输了！

确实输了。我盯着手中那张印着旧电池的牌，一时不知道往哪儿放。

而且，玩牌的时候，我还走了神。因为这副纸牌，让人想起很多往事。

我们小时候，农村甚至小镇上，是看不到垃圾桶的。每家每户的垃圾，都往门前的河里沟中一倒了事，菜叶、碎碗、烂布，不管什么，都混在一起，等着被雨水冲走，冲不走就堆着沤肥，再倒回去肥田。那时候，垃圾就是废物。

后来，镇上有了垃圾桶。就是在街头街角隐蔽位置，用一些砖头，搭一个半开放型的垃圾箱，但也很少有人往那里面扔垃圾，反正最后都是同一个人来收，倒在同一辆车上，拉到同一个地方埋掉。

再后来，垃圾桶变成了塑料桶。蓝的、绿的，上面印着图标，下面有轮子，可以推着走。旁边站着戴红袖章的大爷大妈，看见谁扔错了就喊一声。而真正垃圾分类成了全民运动，则只有十来年的时间。

现在，垃圾分类成了纸牌游戏，在小孙女的手里翻飞。

我一边出牌，一边问瑞瑞：这些垃圾，最后去了哪里，你知道吗？

瑞瑞摇摇头说，不知道。我想说，有些去了专门的处置厂，里面的重金属提取后，剩下的就固化填埋；有些却不知道去了哪里，也许它们会混进普通垃圾中，运进焚烧厂，重金属随烟飘散，落到附近的田地里，被粮食、蔬菜等吸收，又回到了人肚子里。

但我说不出口。而且，对一个六岁的孩子说这些，太早了。

我把那张印有旧电池的牌，放进了“有害”垃圾那一堆，夸瑞瑞赢了。

游戏继续。

瑞瑞抽到一张牌，上面印着几根鱼骨头。她看看我说：“厨余垃圾。”

我点点头。但我脑子里浮现的，是杭州一位八十八岁的高奶奶。在她那里，鱼骨头不是厨余垃圾，是画材。她用三十多年时间，把无数根鱼骨头拼成菊花，拼成山水，拼成别人看不懂的美。

这算不算一种“分类错误”？严格来说，算。但如果高奶奶不犯这个“错误”，那些鱼骨头就真的变成垃圾了。是她的“错误”，让它们从弃物变成了艺术品。

我想，也许分类之外，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分类——不按“是什么”分，而按“能变成什么”分。垃圾分类教我们的是“标准答案”，但生活中有很多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瑞瑞又抽到一张牌，上面印着一只塑料袋。“可回收！”她喊。

我没说话。我知道塑料袋理论上可回收，但现实中大部分塑料袋都进了焚烧厂或填埋场。太平洋上，漂浮着塑料袋堆积成的一个“大陆”，面积相当于几个法国。一只塑料袋，要几百年才能降解，降解过程中会碎成微塑料，进入鱼的身体，从而进入人的身体。

游戏结束，瑞瑞赢了。她把牌收起来，放进盒子里，说下次还要玩。

瑞瑞跑开去玩其他游戏了。我坐在沙发上，手里还捏着那张印有旧电池的牌。

瓦砾与古人

一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伫立在宁波月湖畔，已存四百五十余年的时光。

范钦，这个明中期退休的兵部右侍郎，当年建阁的时候，定下如此规矩：书不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读书阁中，不得携出。他的子孙，于是守了四百多年，一直守到书页发黄，守到虫蛀鼠咬，守到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天一阁献书六百三十八种，被收录的就有九十三种。

那些书，都是前朝的弃物吗？

我站在那些樟木书柜前，忍不住想，那些书，究竟算不算前朝的弃物？应该不全是。它们只是被时间筛选过的幸存者。每一本书从写成到入阁，都是一场九死一生的逃亡。战火要烧它，水患要淹它，虫要吃它，人要撕它。侥幸逃过这一切的，才有资格躺在天一阁的樟木书柜里，享受着芸草的香味，等待着下一个读书人来打开它。

可芸草也防不住时间。

纸会黄，墨会褪，线会断。古籍修复师用镊子、毛笔、补纸、浆糊，一片一片地补。补上去的纸，是新纸，旧纸上的字是旧字，新旧之间，时间被缝合在一起。修复师的手，像外科医生的手，又像裁缝的手。他们是在给书续命。

我见过一本修复过的宋版书。书页上的虫洞还在，只是洞被补上了。补纸的颜色比原书要浅一些，看得出痕迹，但不刺眼。修复师说，不能补得一模一样，要让人看出这是补的。为什么？因为要尊重历史。虫蛀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被蛀掉的字永远找不回来了，只能让它空着，让后人知道，这里曾经有个字。

那些被虫蛀掉的碎屑，那些被修复师刮下的纸屑，那些从书页上脱落的老丝线——它们算不算弃物？

算，也不算。说算，是因为它们确实被丢弃了；说不算，是因为它们没有被遗忘。每一片纸屑都有档案，每一根旧线都有记录。修复师把它们都收起来，装进小袋，标上编号，和书放在一起。若干年后，如果有人想研究这本书的修复史，这些小袋子就是证物。

这是一种对待弃物的态度：不丢弃，不隐藏，不假装没发生。让弃物留在身边，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其实，那些旧砖旧瓦的瓦片墙，也是被修复的建筑碎片。虫蛀的宋版书和斑驳的古代墙砖，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时间的弃物，都被重新组合，都让围观者看见残缺，也看见完整。

古人说书厄有“水”“火”“兵”“虫”几大类，其实还应该加上时间岁月。

但又岂止是书，万物皆有这数种厄运。只是，有些东西厄后重生，有些东西厄后成尘。

不过，那些成尘的，就真的消失了吗？

二

安徽泾县，宣纸故里。

山泉从青檀树下流过，溪边晒着白色的树皮。工人们把青檀皮剥下来，浸泡、蒸煮、漂洗、晒干，反反复复，一张宣纸要做一年多。做好的纸，白如雪，薄如翼，柔如棉，韧如帛。写字不洇，作画不皱，虫不蛀，千年不坏。

“纸寿千年”，不是夸张。故宫里存的唐摹《兰亭序》，一千三百多年过去了，还在。唐人写经，敦煌藏经洞里闷了九百年，拿出来还能看清字迹。

可这千年不坏的纸，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秘诀之一，是“弃物”。青檀皮剥下来的时候，有粗皮、细皮。细皮做上等纸，粗皮做下等纸，最粗的皮和剥下来的碎屑扔掉。但扔掉的不是全扔掉——泾县的纸坊老人告诉我，以前穷，什么都舍不得扔。碎皮屑攒起来，掺进稻草浆里，做成“皮料纸”，写字不行，但能用来糊窗户、包东西。

还有一道工序叫“捞纸”。纸浆浮在水槽里，工匠们用竹帘一捞，帘上留下一层薄浆，晾干，那就是纸。捞纸的时候，水槽里会沉淀一些浆渣，稠的，黏的，捞不起来的。这些浆渣也“弃”了，但不是扔，是倒进另一个池子，和别的废料一起沤，沤成肥料，再送回青檀林。

青檀皮变成纸，纸的废料变回肥料，肥料养大青檀树，青檀树再生皮——又是一个新循环。

站在宣纸厂的晒滩边，看工人们把一张张湿纸贴在烘墙上。烘墙是斜的，下面是炭火。纸贴上去，几分钟就干了，揭下来，雪白一张。掉在地上的纸边，被工人捡起来，堆在一起，说要送到废料池去。

“这些纸边还能做什么？”我问。

“以前拿来糊风筝，”工人笑着说，“现在没人糊风筝了，就沤肥。”

一千多年了，从宣纸发明的那天起，那些纸边、纸屑、废纸，就有它们的去处。糊窗户、包东西、做纸花、糊风筝。实在用不上的，就沤肥。总之，不浪费。

这是农耕文明的智慧：没有真正的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宣纸是这样，粪便也是这样，厨余也是这样，落叶也是这样。万物生于土，归于土，中间的过程，叫作“用”。

可工业文明来了，塑料来了，电子垃圾来了，核废料来了。这些东西，土不收了。烧不掉，化不掉，埋了几百年还不烂，烂完了还有毒。

纸可寿千年，塑料却寿万年。

人类终于造出了土不收的东西。

三

庄子对着一群来问道的博士生，谆谆教导：“道在屎溺。”学生你看我，我看你，似乎有点领悟了，我们所寻求的道，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连我们每日不洁的出口物中都有。

数千年后，真的有人从屎尿中悟出了道，尽管他不是庄子的信徒。

北宋时期，雪窦山的明觉禅师，曾经在灵隐寺扫厕所三年，整天在和屎尿打交道，但扫出了“雪隐”这个新名词。“雪”，雪窦山；“隐”，灵隐寺。“远观云遮雾罩，若隐若现；近看晶莹剔透，空明澄澈。雪影留踪，禅意盎然。”又是写景，又是抒意，诗意浓厚。后来，僧人们就以“雪隐”代替厕所。这恐怕是厕所最文艺的称呼了。

真实情况是，明觉禅师确实在灵隐寺隐了三年。他悟性高，出家不久就有了比较大的名气。有一段时间，他打算游历浙江境内的钱塘、西兴、天台山、雁荡山等地，但他的好朋友池州知州曾会，建议他先到杭州灵隐寺，并为他给当寺住持写了一封推荐信。明觉到了灵隐寺，却没有拿出推荐信，而是在僧众中修持三年。后来，曾会奉使浙西，特地到灵隐寺寻访明觉，竟在上千普通僧中才查找到他。

明觉在灵隐寺的三年，既然是普通僧侣，没关系，不起眼，不张扬，成了僧侣中的环卫工人，也极有可能。只是，在他眼中，什么工作都一样，皆是修禅，所以，他才能将屎尿参成“雪隐”——那个他用三年时间参出的诗意名词。

在禅宗中，表示厕所的，其实不仅仅是雪隐，雪隐只是指北边的厕所，南边的厕所以“登司”命之，东边的称“东司”，西边的叫“西净”。西净，是不是西天净土，我也不知道。

其实，“雪隐”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诗意名词，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为它纠结，甚至吃尽苦头。

凯撒请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他远征高卢凯旋，准备了一千多间房子，摆上二万多张餐桌，招待了二十六万罗马市民，人们狂欢，宴会持续时间很长。这样大型的宴会，我很好奇，他们的方便问题如何解决，如此大量的人流，能隐得了吗？

法国学者罗歇-亨利·盖朗，在他的《何处解急——厕所的历史》中，为我们展现的厕所趣味文明史，让人大开眼界。人类真不容易，为了妥善处理好自己的屎尿，几乎用尽了智慧。

我很惊讶，中世纪的法国，“羞耻心”这个词，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人们将街道当作万能，什么脏东西，各种污水、垃圾、尿甚至屎，都从窗户往街上倒，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倒的时候，往往会招呼一声“当心上面”“当心尿”，此时，常常躲闪不及，许多行人身上都会淋上屎尿，甚至包括圣路易国王，他老人家喜欢大清早到巴黎街道上散步。即便在凡尔赛宫，窗口也照样传出“注意水啊”的叫喊声，同时泼下一盆屎尿。每天人头攒动的司法宫和卢浮宫，遍地屎尿，当人们踏进院子或者走楼梯时，都需要特别小心，穿永久衬托的长筒靴，是巴黎最适宜的鞋子样式。

便溺的话题，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中也时有体现。

盖朗饶有趣味地列举了路德《桌边谈话录》中的一则轶闻：一个贵族的妻子，问她丈夫是否真的爱她，丈夫回答，我爱你，就像爱舒畅地大便一样。妻子对这个回答很不高兴，认为丈夫没教养。第二天，丈夫带着妻子骑马出行，一整天都没让妻子大小便。妻子于是讨饶，哦，老爷，现在，我知道您是多么爱我了，我恳求您，看您对我爱的份上，停下来吧。

我读过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的不少作品，他笔下对当时的巴黎也时有抱怨：这个大城市，除了恶臭以外，还有四万所房屋的屋基浸泡在污秽的垃圾中，政府甚至不曾设法用混凝土墙把垃圾圈起来，以防止最臭的烂泥渗入地层中，防止它污染水井，半个巴黎，都淹没在庭院、街道以及各种垃圾的腐臭气息里！

许多臭烘烘的事实，仍然不断还原巴尔扎克的文学现场，一直到1876年，塞纳河仍然遭受严重的污染：从上游的克里希排污站，到下游的芒特，河水都呈深黑色。在那段河的两岸，人们每天向河中倾倒二十万立方米的污水，大部分污水，都来自工厂和化粪场。

法国政府难道不管不顾吗？绝对不是，但限于技术手段，治理能力极其低下。盖朗无可奈何地感叹，在当时环境下，要扭转人们的观念，也是一件极难的事情。政府推出的规章，市民并不执行，即便在一切权力中心的巴黎，要让市民遵守卫生规章，仍然需要两个世纪的时间！

18世纪，英国人马戛尔尼一行，拜见乾隆皇帝，他留下的日记里，对清朝官员的卫生状况，也有不少讥讽：不洗澡，身上有虱子，屋里有便臭。但我不认为，英国人自己的卫生已经处理得很好了，世界共性问题，厕所改革只能一步步推进。

窥一斑而知全豹，法国人大小便的历史，不，应该是所有人的大小便历史，其实就是人类不断进步的文明史。

杭州环城北路，坝子桥边，离单位很近，我专门去了趟雪隐。一抬眼就是巨石一块，上书红色“雪隐”两字，楷体，稳重。进入院中，桂树丛旁，是一座精致的生态旅游公厕。大理石地面，感应式冷热水洗手盆，吹风机，烘手器，椅子，茶几，花格窗子，当然还有盆景，木质板雕上，刻着明觉禅师的“雪隐”故事。这是厕所，不是家，但文化味道着实浓郁。

模拟一个小场景。

一对正在热恋中的年轻人，卿卿我我了好长时间，突然，女孩抱歉起身：对不起，我去一下雪隐。

呵，精神虽美好，但终究要回到现实中。雪隐，文明伴生的诗意，也算是对庄子“道在屎溺”的延伸诠释吧。

四

故宫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却没有一间是厕所。

这话听起来像谜语。九千多间屋子里的皇帝、后妃、宫女、太监、侍卫，上万人吃喝拉撒，但那些污物，它们到底去哪儿了？

答案就藏在“天子脚下不得有污秽之物”这句话中。

明洪武二十六年，太祖朱元璋在南京颁下这条规矩，不是挂在嘴上说说的，是真的要做到。所以，永乐皇帝建北京紫禁城时，也必须将这条最高批示贯彻到底，皇宫核心区域，是天下的中心，怎么能有污秽？

古人自有古人的办法。

皇帝要方便，叫“传官房”。太监应声而来，头顶黄布套，套里是一只精制的便器，檀木的，雕花的，镶宝石的，取决于哪位主子用。最讲究的是慈禧那件——檀木雕成壁虎状，四爪抓地作腿，肚子挖空作盆，嘴微张，衔着手纸，两眼镶着宝石。用的时候打开盖子，坐上去，便物落入盆内，盆底预先铺好香木细末，一落即被包裹，无声无臭。完事盖上盖，太监再顶出去，清洗，添香，备用。

存放这些物什的地方，叫“净房”。净房设在寝宫的角落或配殿后头的小屋里，里头备着恭桶、茅凳、灰槽。灰槽里装着炭灰，大便后用炭灰盖严，小便则直接倒进桶里，盖好。每天由小太监清理，刷洗干净，再放回去。

看不见，不等于没有。那么，这些秽物最终去了哪里？

明代有个机构叫“净军”，就是专门负责打扫宫厕、运出粪便的。每月逢四，即初四、十四、二十四，神武门和各小门都打开，夫匠和净军们用粪车把堆积的粪便运出去。运到哪里？阎崇年先生说得明白：安定门外有个粪场，面积很大，粪便运到那儿，由粪工处理后，卖给农村种地用。

这是明清两朝通行的办法。宫里没有下水道，没有抽水马桶，但他们用一套完整的人力系统，把每天至少有几吨重的排泄物运出紫禁城，运到城外，变成肥料，回到土地，长出粮食，再进宫变成新的排泄物。

我站在神武门外，想象着当年那些粪车出宫的场景。每月宫门打开的那些日子，一队人马推着车，车上装着几百只恭桶、便盆，桶里是草木灰裹着的粪便。他们从皇宫出来，穿过北京城的街巷，往北走，走到安定门外。沿途百姓看见，会掩鼻而过，会侧目而视，但没人说什么。这是规矩，几百年如此。

可宫外就没那么讲究了。

明人笔记里这样写北京城：“遍京师皆粪，无我便处。”意思很明白，当时满北京都是粪，找不到一个可以方便的地方。随地大小便，到处是屎。有人抱怨“长安道中有二恨，遍地乌纱，触鼻粪秽”，官员的轿子过去了，满鼻子是粪臭。还有人说“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一下雨，人和马的屎和着泥，能淹到马膝盖。

这就是明代的北京，皇宫中干干净净，宫外却屎尿横流。

接下来的清朝，状况也差不多。直到清末，北京才开始大量修建厕所，有了专门的粪车，以摇铃为号，定时收粪。民国时还出了“粪霸”，掌控全城粪道，靠收粪发了大财，买房置地，成了巨富。

粪道——这是个有意思的词。粪也有道，道可以买卖，可以租赁，可以世袭。谁家在哪条胡同收粪，那是祖传的，外人不得染指。粪便不再污秽，而是资源，是金银与钱币。

紫禁城没有厕所，却把厕所修到了城外，修到了田野里，修进了循环中。这才是真正的“净房”——不是没有污秽，而是让污秽去了该去的地方。

“道在屎溺”，庄子不是说道理在屎尿里，而是说无论多卑微的事物，都蕴含着道的踪迹。秽物变成肥料，肥料长出粮食，粮食养活人，人再产生秽物——这比任何哲学都古老，也比任何哲学都真实。

五

一个似乎不雅的词：出恭。

这两个字今天不太有人用了。年轻人听见，多半一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知道的也多是当笑话讲，觉得古人迂腐，上个厕所还起这么文雅的名字。

但这个词有意思，值得拆开来看。

“出恭”出自明代。那时候国子监的学生有规矩，上课期间不能随便外出，要上厕所得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出恭入敬”——出去要恭敬，回来也要恭敬。后来简化成“出恭”，专指如厕。

恭是恭敬的恭。

上个厕所还要恭敬？恭什么？恭谁？

古人没说透，但可以猜。也许是恭敬师长，不能悄悄溜出去偷懒；也许是恭敬规矩，不能随意来去；也许是恭敬自己，不能把这种事做得太随便。

不管恭谁，把“出”和“恭”连在一起，已经是一种态度：有些事，不能只当它是事。

但“出恭”只是开始。真正有意思的是“恭”完之后的东西。

出恭有出物。那物叫什么？古人叫“便”，叫“秽”，叫“浊”，叫“粪”。名目繁多，都是绕着弯子不直说。直说的也有，但多是俗语，上不了台面。

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分层：动作可以文雅，结果必须回避。

出恭可以叫，恭出的东西不能提。提了就不恭了。

这种分层很有意思。它告诉我们，有些弃物是被双重遮蔽的——不仅被扔掉，还被禁言。你可以做，但不能说。它存在，但不能被谈论。

其实古人并不都这么扭捏。

更早的时候，人们对这些事坦然得多。《周礼》中记载，周朝有专门收粪便的官，叫条狼氏或涤狼氏，负责管理宫中的厕所和粪便处理。那时候粪便不是垃圾，是资源——肥田的宝。

《东京梦华录》里写汴京，每日清晨，有“倾脚头”挨家挨户收马桶，收去的粪卖到城外，一年能赚不少钱。孟元老写这段的时候，语气平常得很，没觉得有什么可避讳的。

明清以后，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粪的处理成了问题。再加上礼教越来越严，“秽物”渐渐从日常话题里退出，成了不能说的东西。

到了今天，我们用的抽水马桶，一按开关，什么都冲走了。冲走之后去了哪里？不知道。不想知道。最好永远别知道。

这是现代人的“出恭”——只出，不见。只按，不想。

抽水马桶是伟大的发明，也是伟大的遮蔽。

它让出恭变得干净、方便、无味。它让出物瞬间消失，消失在管道里，消失在视线外，消失在记忆里。我们每天按开关，但从来不看那东西一眼。

东西并没有消失，它们去了污水处理厂，变成污泥，变成肥料，变成排放到江河湖海的水。那些水里含着我们的代谢物，含着我们吃下去的药，含着我们排出的激素。它们稀释了，看不见了，但还在。在鱼的身体里，在水草的根里，在河流的下游。

我们冲走的东西，最终会回来。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过一个细节。他说，莱奥尼亚的居民每天制造新东西，也每天扔掉旧东西。垃圾堆成山，包围了城市。有一天，人们发现垃圾山里有一些东西，和他们扔掉的一模一样——原来垃圾也会“回流”。

看得见的垃圾，最终去了填埋场、焚烧厂、回收站。看不见的垃圾，去了哪里？去了河流，去了湖泊，去了海洋，去了鱼的身体，去了我们自己的杯子里。

所以，别以为按一下开关就结束了。什么都没结束。只是换了地方，换了形式，换了名字。垃圾不会消失，只会转移；不会死，只会等。

“出恭”这个词，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用了。也许该把这个词捡回来。不是要复古，是要记得：有些事，不能只当它不存在。有些东西，不能只按一下开关就以为结束了。

出恭，出的是物，恭的是心。恭什么？恭天地，恭他人，恭自己，恭那个看不见的循环——你冲走的，总会回来；你避而不谈的，总有一天会开口说话。

喜鹊不懂这些，它们只是飞。

但我们可以学。

六

杭州城里有个高老太太，八十八岁了，我在前文曾提到过她。她隔些日子就要去菜市场转悠。她不买菜，专门在水产摊前弯腰，捡人家不要的蟹脚、鱼骨头，还伸手向摊贩讨鱼鳞。摊贩们纳闷了好多年——这老太太捡这些做什么？直到有一天，她捧出一幅幅画来，鱼鳞贴成波光，蟹脚拼成枝干，鸡骨头砌出花朵。摊贩们全愣住了。

我们报纸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脑子里最先跳出来的不是“化腐朽为神奇”这句话，而是一个字：弃。

弃就是被宣布“没用了”的东西。可这话细想有点怪——谁说它没用的？谁有资格说它没用？

南宋杭州城的文学家周密，他写过一本《癸辛杂识》，里头记了一件事。说宫中宴饮，吃剩的菜、喝剩的酒，都倒进一口大缸里，日子一长，那缸里的东西发酵成一摊黑汁，臭得人不敢靠近。宫人们管它叫“弃水”，打算抬出去倒了。这时，一个老太监拦下来，说，别急，这东西我留着有用。他把那缸臭水搁在太阳底下晒，晒了一整个夏天，水慢慢变清了，最后竟成了一缸醋。

周密在笔记中感叹了一句：“物之弃者，未始不可用也，在用之者何如耳。”

东西被扔了，不一定是真没用，多半是我们还没找到用它的法子。老太太和那个老太监，做的其实是同一桩事——都不急着和眼前的东西“绝交”。

东西方都有弃物的故事。

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住在一只木桶里，全部家当就是一件斗篷、一个杯子、一根棍子。有天他看见一个小孩用手捧水喝，就把杯子扔了，说：“这孩子教会了我，杯子也是多余的。”这个故事，常被拿来夸清贫与自足，可我有时候想，那个被扔掉的水杯，算不算弃物？它不过是从一个哲学家手里流落到别处，继续被人用着罢了。弃与不弃，全看谁在用它。

文艺复兴时候的达·芬奇，喜欢逛佛罗伦萨的旧货市场。他在笔记里写过，有一回买了一块破木板，上面糊着一张不知谁画的草稿。他把木板带回家，揭下那张纸，发现底下一层又一层都是草稿，那是有人反复在这块木板上练习，不满意就涂掉，再画，再涂。达·芬奇把木板留下来，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每一层都是被遗弃的努力，但它们撑起了最后那一层。

那些被涂掉的草稿，是弃物吗？是。可它们让后来的画有了基底，有了厚度。没有那些被弃的，就没有最后留下的。

明代的屠隆，写过一本叫《考槃余事》的作品，专讲怎么用各种“无用之物”做清玩。他说，枯木断竹，残砖碎瓦，都可以用来做盆景、做笔架、做砚山。关键在于，你要能“会其意”。什么叫会其意？就是你能看见那根枯木里头藏着的山势，看见那块残砖上隐隐的花纹。没有这双眼睛，它就是垃圾；有了这双眼睛，它就是天成的艺术品。

高老太太的眼睛，大约就是这样一双眼睛。一九九一年，她吃鱼的时候，把一根肋骨搁在桌上，忽然觉得它像一片菊花瓣。这个瞬间，就是屠隆说的“会其意”。从那以后，她花了三十多年，一点点把那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从弃物里请出来，摆成画，让所有人都看见。

七

考古学家挖开三星堆祭祀坑的时候，满坑的碎片冲击着他们的双眼：碎成几瓣的青铜面，烧成黑炭的象牙，断成数截的玉璋，揉作一团的金箔。

八千多件文物，几乎没有一件是完整的。

三千年前，三星堆的祭祀者们把这些东西砸碎、烧毁、埋进土里，心里想的大概是：这些东西，从此归神明了，归祖先了，归大地了，总之，不再归我们使用了。

拿今日的眼光看，那就是一场大型的“丢弃仪式”。

考古学家管这种坑叫“祭祀坑”，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埋下去的瞬间——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坑。青铜器是废铜烂铁，象牙是烧焦的骨头，玉璋是碎掉的石头。那时候的人，如果听说三千年后会有人把这些东西挖出来，小心翼翼地拼起来，放进玻璃柜子里供人参观，大概会觉得匪夷所思。

弃与不弃，是可以逆转的。

而且这个逆转，往往不是东西变了，只是因为看东西的人不同而已。

罗马城中有座山叫蒙特·泰斯塔西奥，整座山都是碎陶片堆成的。古罗马时期，人们把用坏的双耳陶罐，砸碎了扔在那里，日积月累，堆成了一座小山，高三十五米，周长近千米。据估计，陶片数量在两千五百万片以上。

两千五百万片碎陶，就是两千五百万次“不要了”。

今天你去罗马，会看见考古学家在那座山上搭起架子，一片一片地清理那些陶片。他们从陶片的形状和印章中，读出古罗马的贸易路线——这个陶罐来自北非，装过橄榄油；那个陶罐来自高卢，装过葡萄酒。那些两千年前被当作垃圾扔掉的东西，成了今天研究古代经济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考古学家有一句话，角度有点特别：垃圾不会说谎。

宫殿会粉饰，碑文会夸大，史书会篡改，但垃圾不会。垃圾忠实地记录着人们真正吃过什么、用过什么、扔掉什么。你想知道一个时代真实的样子？去翻它的垃圾堆吧。

三星堆的祭祀坑，某种意义上就是古蜀人留下的“垃圾堆”。他们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砸碎、烧毁、掩埋，以此完成与神灵的沟通。而三千年后，我们通过这些，看见了一个从未见于史书记载的文明：那些纵目的面具，通天的神树，黄金的权杖。

一个时代丢弃的，恰恰是下一个时代发现的。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词：科技化石。

我们今天用的手机、电脑、电动车，若干年后，也会变成垃圾。电子垃圾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废弃物类别，每年超过五千万吨。它们被运到某个发展中国家，堆成山，焚烧，酸洗，把里面残存的一点点金、银、铜、钯提取出来。

但那些被提取走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电路板、芯片、液晶屏，就那么堆着或者埋了。几千年后，如果也有考古学家挖开我们这个时代的“垃圾坑”，他们会看见什么？

他们大概会看见硅、铜、锡、铅、塑料、稀土元素——这些东西以极其复杂的结构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些薄薄的、规则的片状物。他们与我们一样，也会睁大眼睛发问：这是什么？象征什么？

我们现在当作珍宝的，将来可能被当作垃圾。我们现在当作垃圾的，将来可能被当作珍宝。高奶奶的鱼骨头，摊贩们觉得是垃圾，她觉得是画材。三星堆的青铜器，古蜀人觉得是祭品（砸碎埋掉），我们觉得是国宝（挖出来供着）。蒙特·泰斯塔西奥山的陶片，罗马人觉得是垃圾，我们觉得是史料。

弃物，就是物在时间里的流浪。

它们从一个身份流浪到另一个身份，从一种价值流浪到另一种价值。流浪的终点在哪里？没人知道。也许三千年后，我们小心翼翼保存的那些“国宝”，又会被后代当作某种过时的、无用的东西，扔进他们的“祭祀坑”。而我们随手扔掉的电路板，却被他们挖出来，恭恭敬敬地放进博物馆，说：看，这就是我们祖先的“科技化石”。

想到这里，我觉得应该对眼前的每一件“弃物”都多看两眼。

谁知道呢？也许我现在正要扔掉的这个矿泉水瓶，三千年后会出现在某个博物馆的展柜里，标签上写着：

公元二十一世纪，日常饮用器具。塑料质地，模压成型。该器物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早期塑料文明的饮食习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自然课与现代困境

一

亚马逊雨林的地下，有一座城。

这座城占地二十多平方米，深达八米，隧道纵横，厅室相连，通风系统精确到每一条支路。城里住着八百多万居民，全是雌性，全是亲姐妹。她们分工明确：兵蚁守城，工蚁觅食，微型蚁育幼，还有一群老弱病残者，专门负责——倒垃圾。

这就是切叶蚁的社会。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细节，是在伯特·霍尔多布勒和爱德华·O.威尔逊著的《蚂蚁的社会》里。书中有一章，标题就叫“废物处理”。科学家们发现，切叶蚁的巢穴里，有专门的垃圾场，设在离菌圃最远的地方。负责搬运垃圾的，是蚁群中最年长的、最容易被支配的成员。她们把枯叶残渣、病死同伴、寄生虫卵，一件件拖出巢外，堆成一座小山。

这座垃圾山，不是随便堆的。

切叶蚁不直接吃树叶。它们把树叶嚼碎，铺在菌圃里，培养一种真菌——那是它们唯一的食物。菌圃需要恒温恒湿，需要无菌环境。一片带病的叶子，一只死去的蚂蚁，都可能让整座菌圃染病，让八百多万同胞饿死。所以垃圾必须隔离，必须远离菌圃，必须由专蚁负责。

那些负责倒垃圾的蚂蚁，从不进菌圃。它们一辈子活在巢穴的边缘，活在黑暗的垃圾通道里。它们触碰过腐物，沾染过病菌，身上带着死亡的气息。蚁群中最卑微的劳动者，也是蚁群存亡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蚂蚁的经验，来琢磨人类的文明。这听起来有点可笑——我们是万物之灵，怎么要向蚂蚁学习？可蚂蚁存在了上亿年，比人类久远得多。它们的社会结构、分工协作、废物处理，都是亿万年演化的结果。我们才几万年，有什么资格傲慢？

况且，《诗经》的本意，本来就是向“他山”学习。他山不一定是他国，也可以是异类，是卑微者，是那些被我们轻视的存在。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潜在渊，或在于渚。诗人听见鹤鸣，看见鱼跃，想到的是“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万物皆可为师，万物皆可借鉴。这才是古老的智慧。

也许有一天，人类也能像切叶蚁那样，每一片碎屑都归其所归。那时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才算真正做到了。

从学会看一只蚂蚁开始。

二

先讲一个塑料袋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的电影《美国丽人》，有个十几分钟的空镜头——一个被人用过的白色塑料袋，在风中起舞，飘来飘去，不知归宿在哪里。拍这段录像的少年里奇说，他看着这个塑料袋整整十五分钟，哭得稀里哗啦。他说：“有时候这个世界拥有太多的美，我无法承受。”

电影中的那个塑料袋，是被丢弃的。它完成了作为容器的使命，装过什么东西，被带回家，然后被扔掉。但扔掉之后，它反而获得了另一种存在方式——它开始飞翔。

再讲一个塑料袋的故事。

二〇〇九年的美国短片《塑料袋》，讲一只塑料袋被主人丢弃后，踏上了寻找“制造者”的漫长旅程。它飞过田野，越过城市，在天空中短暂地爱过另一只塑料袋，最后飘进太平洋的垃圾带——那里聚集着无数和它一样的漂流者。它说，我终于要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了，慢慢地，让关于那个人的记忆消散。

这部短片有个奇特的设定：塑料袋是不会腐烂的，它被迫承受着“永生”。而它唯一的愿望，是找到那个把它带回家的女人，问问她：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两个塑料袋，两种命运。

一个在飞翔中看见了美，一个在飞翔中寻找着爱。

把它们放在一起想，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塑料袋被扔掉之后，反而更像一个“人”了。

《塑料袋》里那只寻找制造者的塑料袋，它说：“我存在的意义，就是被你使用过。”即使被丢弃了，它的意义仍然维系在那个曾经用它的人身上。

卡尔维诺把垃圾桶称为“可爱的”，因为他意识到，喜爱一个不是很讨喜的东西是十分有必要的——如果没有它们，那些受人欢迎和追捧的美好事物也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这两个故事，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弃物，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灵魂。

它们曾经是我们的一部分，现在独立出去了。它们继续存在着，飘荡着，被看见，被寻找，被赋予新的意义。

下一次，当你把一只塑料袋扔进垃圾桶的时候，也许可以多看它一眼。它即将开始自己的旅程。你不知道它会飘向哪里，会被谁看见，会在几百年后出现在哪个考古学家的探方里。

卡尔维诺说，那些清运垃圾的人是“沉重的黑色天使，却象征着明净和光亮”。

因为他们带走的东西，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从我们眼前消失了，去往别处，变成别的什么。

就像那只飘向太平洋的塑料袋说的：

我要到那个巨大的垃圾带里去，那里有我的同类。我会在那里慢慢放下关于你的记忆，但不会完全忘记。因为你就是我存在的理由。

三

这些年，我不断搜集关于弃物的素材，下面这条，我又差点惊掉了下巴。

美国的湖泊中，检出了抗抑郁药物。

不是一两处，是很多处。不是微量，是足以改变鱼类行为的浓度。科学家在五大湖的鱼体内发现了抗抑郁药的成分，在得克萨斯州的湖泊中，他们发现雄性鱼类体内出现了卵子——这是某些抗抑郁药干扰内分泌的结果。还有研究显示，吃了抗抑郁药的鱼变得更“大胆”，更少躲避天敌，更容易被吃掉。

那么，这些药是从哪儿来的？

研究结果表明，它们从人的身体中来。

人吃了药，药物在体内代谢，一部分被吸收，一部分随尿液排出。这些排出物进入下水道，污水处理厂处理不掉那些复杂的分子结构，它们就随着处理过的水，流入河流，汇入湖泊，在鱼的身体里一层层富集。

于是，湖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药池。

人吃下去的药，最终进了鱼肚子里。然后鱼被你吃回去，形成一个闭环。这不是科幻，这是正在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但这个闭环不是循环，是积累。

“化学垃圾”这个词，对许多人来说不陌生，却并不完全了解。因为它们看不见。它们溶解在水里，稀释到肉眼看不见的浓度，却在生物体内不断叠加，最终改变生物的行为、性别、命运。

这是一个时代的新特征。

古代人制造的垃圾，是陶片、骨器、青铜碎片。考古学家挖出来，还能拼出形状，读出故事。工业时代的人制造的垃圾，是煤渣、铁锈、塑料。它们堆成山，填成岛，几百年不烂。而我们这个时代制造的垃圾，是药物分子、激素残留、微塑料。它们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从南极的冰芯到马里亚纳海沟的端足类动物体内，都有它们的身影。

这叫“隐身垃圾”。它们不占地方，却占据了生命的内部。

抗抑郁药尤其特殊。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

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三亿人患有抑郁症。焦虑症的发病率在过去二十年时间中上升了百分之五十。抗抑郁药的处方量年年攀升，有些国家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在长期服用。

焦虑，恐惧，孤独，药物成了这个时代的止痛片。但止痛片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由鱼来承担。鱼不知道什么是抑郁症。它们只是被动地活着，被动地吞下那些溶解在水里的药，被动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有些鱼变得更不爱动，抑郁。有些鱼变得更爱动，亢奋。有些鱼分不清自己是雄是雌，因为它们体内的激素被干扰了。

这些鱼，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替罪羊”。

我在想，那些湖泊里的鱼，会不会做噩梦？

这不是玩笑。研究表明，吃了抗抑郁药的鱼，睡眠模式会改变。它们睡得少，醒得多，一直在水里游来游去，像停不下来的人。它们可能也在承受某种“副作用”，只是它们不会说话，没法投诉，没法换药。它们只能承受。

科学家在五大湖中检测到的抗抑郁药浓度，虽然远低于人类治疗的剂量，但对于鱼来说，已经足够影响它们的神经系统。因为这些鱼一辈子泡在水里，一辈子在喝这些水，一辈子在积累这些药。

这不是谁的错，是整个生产、消费、排放、处理等系统性的结果，大家共同制造了这个局面。

抗抑郁药污染湖泊，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还在往水里排放避孕药、抗生素、止痛药、降压药、降糖药。每一种药，都会在水中留下痕迹。每一种痕迹，都会在生物体内积累。

避孕药让雄性鱼变性，抗生素让细菌产生耐药性，止痛药让鱼变得迟钝。降压药对鱼的影响，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还没人研究。

我们不知道的，可能比知道的更多。

这是另一个层面的“弃物”，它们去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但那些地方不是空的。那里有鱼，有鸟，有植物，有整个生态系统。它们在那里安家，在那里作客，在那里改变一些我们还没搞清楚的平衡。

有一个说法，叫“环境归因疾病负担”。意思是，有多少疾病是由环境污染物引起的，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但这个计算很难，因为污染物太多了，相互作用太复杂了，潜伏期太长了。也许我们今天吃下去的鱼，已经带着五十种药的残留。

这是“弃物”的另一个维度：有些弃物，是无法被重新看见的。它们永远隐身，永远存在，永远在暗处影响我们。

四

爱因斯坦曾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知道会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肯定用的是石头。”这话有点费解。别急，看完下面这条弃物，你就彻底明白了。

核废料“与世隔绝”的时间是多少？

不是几百年，不是几千年，是几千万年——长得足以让人类这个物种从出现到灭绝来回好几趟，长得足以让山川移位、海洋干涸、新的冰期到来又过去。

我们制造的垃圾，比我们活得更久，久得多！

芬兰人在奥尔基卢奥托岛的地下深处，建了一座叫“翁卡洛”的核废料处置库。这个名字在芬兰语中的意思是“藏身之处”。他们挖了四百五十米深的隧道，把用过的核燃料棒封进铜罐，埋进岩石，然后用膨润土填满所有缝隙。他们希望，这些废料能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待上十万年——直到它们的放射性衰减到对生命不再构成威胁。

但十万年是个什么概念？十万年前，尼安德特人还在欧洲游荡，现代人类才刚刚走出非洲。十万年里，芬兰这片土地被冰盖反复覆盖了三次，每一次冰层都有几公里厚，足以把地表的任何标记抹平。

所以，芬兰人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告诉十万年后的人，这里埋着致命的东西？

他们不能只靠文字，因为语言会死。他们不能只靠符号，因为符号会被遗忘。他们甚至不能假设十万年后还有“人类”这个物种存在——也许那个时代的地球主人是另一种智慧生命，他们对核废料一无所知。

于是，科学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人类学家、未来学家坐在一起，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设计了几种方案：种一种特殊的树，让那片土地的植被永远不恢复正常；竖起黑色的花岗岩方尖碑，上面刻满警告的符号；留下一套“原子祭司”——一个世世代代传递秘密的祭司阶层，负责守护这个危险的消息。

这些方案听起来像神话，像科幻，像某种古老宗教的起源。但它们是真的。我们正在为十万年后的世界设计神话。

自古以来，人类都是被时间抛弃的一方。我们出生、衰老、死亡，被时间的洪流冲走。那些我们制造的陶罐、青铜器、石碑，反而比我们活得久，成为后人研究我们的证据。我们是时间的弃物，时间把我们扔在后面。

核废料也是如此，它不仅比我们的子孙活得久，也比我们的文明活得久。它们是时间的逆行者，是我们扔向未来的石头，而未来的人，如果还有人的话，只能接住它们或者被砸中。

人不再是弃物，人成了弃物的制造者。而那个弃物，将永远追杀我们的后代。

二〇一九年，美国科学家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处，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甲壳类动物。它们体内含有极高浓度的碳-14——那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核试验的产物。这些核试验的放射性尘埃，落进海洋，沉入海底，被端足类动物吃进去，一代代传下去。也就是说，七十年前的核废料，已经进入了深海生物的基因。

碳-14的半衰期是五千七百三十年。这意味着，这些生物的子孙将在未来几万年里，继续携带那个时代的印记。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永生”，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

有一个词叫“深时”。地质学家用它指代那种远远超出人类经验尺度的时间。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几亿年。在这些尺度上，人类文明只是地球生命史上的一根睫毛。

但核废料把深时和人类生活强行绑在了一起。我们不得不思考十万年后的事，就像思考明天吃什么一样。我们不得不设计警告十万年后的人类的符号，就像给邻居留一张便条。

十万年后，历史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物种都灭绝了，凭什么人类是例外？我们制造了足以毁灭自己无数次的武器，改变了大气成分，让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正在进行中。也许十万年后，地球上根本没有智慧生命来读我们的警告。那些核废料就在地下静静地躺着，直到某一天，某种新的生命挖开它们，像我们挖开庞贝古城一样，研究这个叫“人类”的奇怪物种留下了什么。

它们挖出来的，将是我们的骨头——不，是我们的垃圾。

那时候，谁是谁的弃物？

一位叫唐·德里罗的美国作家，写过一部小说叫《地下世界》。书里有个段落，写的是核废料处置库的设计师们讨论如何向未来传递警告。一个人说：“我们得让这些标记足够吓人。得让他们一看就知道这里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但也不能太吓人，万一他们以为是什么宝藏，反而更想挖开呢？”

这是另一个难题：如何设计一种既让人害怕又让人不感兴趣的警告？

他们讨论过用带刺的金属雕塑，用放射性骷髅标志的演变版本，用某种会发出低频嗡嗡声的装置。但所有方案都有一个共同的悖论：如果未来的人看不懂我们的语言，也认不出我们的符号，那这些警告就是一堆没用的石头。

也许最可靠的方案，是让这些废料自己说话。它们会说话，用一种人类听不见的方式。它们会发热，会释放粒子，会让周围的一切慢慢变异。如果未来的人有足够的科技水平，他们能在很远的地方就检测到这种异常。如果他们没有，那他们挖开的那一刻，就是他们学到这一课的时候。

这堂课，代价可能有点大。

但核废料无法被拯救。没有艺术家能把它们变成什么别的东西。没有高奶奶愿意捡它们回家。它们被永远地、不可逆地、彻底地“弃”了。而且这个“弃”，是面向未来的——我们不仅在抛弃它们，也在抛弃未来的所有生命。

这是“弃物”这个词的终极形态：一种无法被回收、无法被转化、无法被赋予新意义的弃物。一种只能被藏起来、被遗忘、被交给时间的弃物。

而时间，会怎么对待它们？

时间是无情的。时间会把山夷平，把海填满，把一切人类痕迹抹去。但时间对核废料无能为力——核废料本身就是时间的一部分。它们按照自己的半衰期，一秒一秒地衰减，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战争、瘟疫、冰川、小行星撞击——它们不在乎。它们只是等着，等着变成不那么危险的东西。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几千万年。

到那个时候，人类还在吗？不知道。但核废料会在。它们是时间的信使，是我们写给未来的一封信。可惜这封信的内容，只有一句话：“我们曾经存在过。而且，我们伤害了你。”

写到这里，我想起翁卡洛核废料库入口处的那块牌子。上面没有文字，只有一张简笔画的人脸，表情惊恐，像是在尖叫。

设计师说，这是为了让十万年后的人一看就知道：这里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我看着那张脸，忽然觉得它像镜子，那是我们自己的脸。

回到开头爱因斯坦那个论断。第三次世界的核武器，已经消灭了人类。而第四次世界大战，主角就是新出现的人类了，他们一切都得重新开始，用石头打仗，再正常不过了！

五

如果人间的垃圾还在大地上流转，那么另一种垃圾，已经离开地球，在寂静的轨道上永恒漂流了。

那是1957年，人类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六十年后，近地轨道上飘着上万块直径大于十厘米的碎片，小于一厘米的更是不计其数。它们有的是废弃的卫星，有的是火箭的残骸，有的是宇航员遗失的工具——一把螺丝刀，一只手套，都在以每秒七八公里的速度飞奔。

我查资料时看到一个数据：一个直径一厘米的碎片，在太空中的动能，相当于地面上一辆小轿车以时速五十公里撞击的能量。而这样的碎片，太空中有几十万块。

更让我心惊的是，这些东西也不会降解。它们会永远飘在那里，比金字塔更持久，比长城更永恒。如果有外星文明在某一天截获到这些碎片，他们能不能拼凑出我们的样子？一个扳手，一片太阳能板，一块剥落的漆皮——这就是我们留给宇宙的自我介绍。

1965年，美国宇航员爱德华·怀特在太空行走时，不慎飘走了一只手套。那只手套在地球轨道上飘了一个月，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件太空垃圾。我常想象那只手套的姿态：它依然保持着手的形状，飘过星辰，飘过日出日落，像一个永不收回的告别。

哲学家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当我们的废弃物成为另一种存在，它们是否也在丈量着我们？人间的垃圾被降解、被填埋、被回收，终将归于尘土；而太空的垃圾，却永远悬在头顶，悬在我们的历史之上。它们是人类骄傲的副产品，也是我们无法收回的证词。

拾荒者与无废城

一

日本东京，有一位叫山田的老人，独居了三十年。他从不扔东西。门外的垃圾越堆越高，从门口堆到巷口，从巷口堆到街上。邻居投诉，政府干预，最后工作人员花了两周时间，从他家里清理出了几十吨垃圾。那些垃圾里有用过的纸巾、发霉的食物、旧报纸、破衣服、空罐子——全是别人早该扔掉的东西。

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扔？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扔。我试过，但每次拿起一件东西，就觉得它还有用，还能用，还有感情。扔不掉。

这不是懒，不是脏，是病。这种病有名字：囤积障碍。俗称“垃圾成瘾”。

医学上，囤积障碍被归入精神疾病范畴。患者无法丢弃物品，哪怕是明显无用的、破旧的、危险的物品。他们对丢弃行为感到极度焦虑，仿佛扔掉东西就是扔掉自己的一部分。久而久之，家里变成垃圾场，自己也变成垃圾堆里的一个活物。

但有意思的是，这些患者并不是“爱垃圾”。他们爱的是“拥有”。

一位心理学家记录过一段对话：

问：你为什么留着这堆三十年前的报纸？

答：因为上面有我买报纸那天发生的事情。

问：那些事你还记得吗？

答：不记得，但只要报纸在，我就随时可以知道。

问：你会去看吗？

答：不会。但只要它们在那儿，我就安心。

这就是“垃圾成瘾”的核心：东西不是东西，是安全感的替代品。

当一个人无法从人际关系中获得连接，无法从社会生活中获得位置，无法从内心深处获得确认，他就只能从“拥有”中获得存在感。东西不会背叛，不会离开，不会嫌弃你。东西永远在那里，听你支配，证明你还活着。

但这里有一个悖论：东西越多，活着越难。

垃圾成瘾者的家里，往往只有一条窄路可以走。床上堆满东西，他们就睡在沙发上。沙发堆满东西，他们就睡在地上。厨房堆满东西，他们就吃外卖。厕所堆满东西，他们就去外面找公厕。垃圾本来是用来“安心”的，最后却让生活寸步难行。

这像极了另一种成瘾——酒精成瘾、药物成瘾、游戏成瘾。开始时为了逃避痛苦，最后却制造了更大的痛苦。开始时为了拥有更多，最后却被拥有的东西吞噬。

垃圾成瘾还有一个名字，叫“第欧根尼综合征”。

这个名字来自古希腊那位住在木桶里的哲学家第欧根尼。他摒弃一切物质享受，以清贫为美德，最终却被后人用来命名一种病——一种极端忽视自我、囤积垃圾的病。

讽刺吗？第欧根尼扔掉杯子，是为了不被杯子束缚。垃圾成瘾者捡回杯子，是为了不被空虚吞没。一个向外扔，一个往里捡，指向的却是同一个问题：人该如何与物相处？

第欧根尼的答案是：越少越好。垃圾成瘾者的答案是：越多越好。

但这两个答案，都极端。多数人活在中间地带——我们拥有一些东西，扔掉一些东西，有时为买新东西而兴奋，有时为扔旧东西而犹豫。我们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病人，我们只是普通人。

普通人的问题在于：那条中间地带，越来越窄了。

这个时代在鼓励我们“拥有”。

电商说，买它，你值得拥有。短视频说，别人都有了，你没有？社交媒体说，晒出你的新东西，让大家看看你的生活。广告说，拥有这个，你才会快乐。

我们被包围在“拥有”的叙事里。每一个屏幕都在教我们：东西=幸福，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幸福。

但拥有之后呢？东西堆满之后呢？快乐很快消退，新的欲望又来了。人心永远是一个无底洞。

于是有人开始囤积，不是因为他们病了，而是因为他们信了。信了“拥有就能幸福”这套话，他们比别人更认真地执行。从这个角度看，垃圾成瘾不是病，是时代病的极端版本。

另一个值得琢磨的角度是：垃圾成瘾和社交障碍常常同时出现。

很多垃圾成瘾者都是独居老人，长期与社会隔绝。他们没有朋友，不参加活动，不和邻居来往。唯一的陪伴就是那些东西。东西不会说话，但也不会离开。

反过来看，那些社交活跃的人，很少会成为垃圾成瘾者。因为他们可以从关系中获得安全感，不需要用东西来填补空洞。人和物之间，有一种微妙的替代关系：关系越少，物就越重要；关系越多，物就越平常。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制造垃圾，也在被自己制造的垃圾包围。有些垃圾是物质的，堆在家里，塞满抽屉，占据空间。有些垃圾是精神的，堆在记忆里，塞满情绪，占据心灵。物质垃圾可以清运，精神垃圾呢？往哪儿清？

垃圾成瘾者，是那些无法清运精神垃圾的人。他们用物质垃圾来掩盖精神垃圾，结果层层堆积，最后把自己埋在里面。

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可以和垃圾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

所以，垃圾分类不是扔东西的学问，是放下的学问。该扔的扔掉，该留的留下，该放手的放手。这不是容易的事，但总得有人做。先从自己做起，先从今天做起。

写完这段话的那天晚上，我又陪瑞瑞玩了一局纸牌。

瑞瑞赢了，很开心。我看着孙女的笑脸，心想：有些东西，确实该扔掉了。有些东西，还应该留着。

留着，是为了记住。扔掉，是为了继续。

但还有一种人，他们不扔，也不留，他们捡。

二

三毛小时候，老师让写《我的理想》。全班都写医生、律师、教师，她却这样写：“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拾荒者。”

老师把作文本摔到她面前，让她重写。

她重写了，写的是医生。但后来她在书里说，她做过记者、作家、教师、家庭主妇，最快乐的还是拾荒。

这话不假。

三毛这辈子，就是个拾荒的。

小时候，她捡瓶子、弹珠、碎瓷片，藏在床底盒子里，晚上摸。长大到了撒哈拉，家就安在垃圾场旁边。房租便宜得可笑，推开窗，沙和垃圾，漫天漫地。她喜欢这样的生活。她说垃圾场是个宝库。

她将破轮胎捡回来，荷西洗干净填上软垫，成了鸟巢坐垫。空瓶子插枯草，是装饰。木板钉上墙，是书架。铁皮罐敲一敲，放杂物。结婚没戒指，荷西在垃圾场转了一下午，捡回来一具完整的骆驼头骨。沙漠里死了不知多久的骆驼，风沙吹得骨头白如象牙，眼眶深陷，牙齿完好。

三毛爱疯了，欢喜得不得了，她说，这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结婚礼物。

一个从垃圾场里捡来的骆驼头骨，比珠宝珍贵。不是别人送的，是自己发现的。不是社会认可是“有价值”的，是他们的眼睛重新看见，它才有了价值。

三毛就有这双眼睛。

撒哈拉那几年，她写过一篇《白手成家》。她写得很细致。木板哪里捡的，瓶子哪天下午发现的，盒子谁扔的。她记这些弃物的来历，不是弃物的本身有多好，而是这些东西跟她的生活长在了一起。因为木板成了她写字的书桌，铁架上晾着她的衣服，而瓶子里，则插着她从沙漠中采来的野花。

弃物，就是这样变成生命的。

三毛拾荒，总跟荷西连着。她负责发现，他负责改造。她负责想象，他负责实现。荷西是工程师，但不是画图纸的那种，是什么都会修的那种。三毛说他的手神奇，能把任何废品变成有用的东西。她负责捡，他负责变。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闭环。

骆驼头骨不用改，但三毛当宝贝，摆在书桌上，每天看着写稿。她说那是沙漠的灵魂。我认为，其实也是他俩的灵魂，两个拾荒者的灵魂。

三毛后来写过一段话：“我有一天老了，死了，我的骨头会变成什么？会不会有人捡起来，放在书桌上，说，这是三毛的骨头？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人，我希望他是荷西。但如果荷西不在了，那就随便谁吧。反正我这一生，和骨头有缘。”

三毛写这话的时候，荷西已经死了。

三毛把荷西的骨灰葬在撒哈拉，自己回了台湾。住不惯，到处漂，到处写，到处捡东西。朋友们知道她的习惯，出门看见别人不要的小玩意儿，就捡回来给她。她收到，高兴得像小孩。

一九九一年，三毛在台北医院去世。房间里还堆着很多捡来的东西。那些东西后来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大约又被扔掉了，变成新的弃物，等着下一个拾荒者。

三毛说：“拾荒者的眼睛，和别的人不一样。他们看见的不是垃圾，是故事。”

每一个被扔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故事。从哪里来，被谁用过，为什么被扔。别人看不见，拾荒者看得见。因为他们自己也像这些垃圾——被某个地方扔掉，被某段关系抛弃，被某种生活拒绝，但还在找自己的位置。

三毛的一生，就是一个拾荒者的一生。她捡垃圾，也捡自己。从一个个废弃的地方，把那个被世界扔掉的自己，一点一点捡回来，拼成一个人。

那个拼起来的人，就是我们在书里读到的三毛。

她写过一首诗，叫《如果有来生》。最后几句是：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

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

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

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

她没说，但我知道，那棵树，也是从垃圾堆里长出来的。

因为沙漠里没有别的树。

三

现在中国的垃圾焚烧厂，开始抢垃圾了。

起先，我听到这条消息时，吃了一惊。我吃惊，是因为几年前我想写关于垃圾系列文章的时候，垃圾处理还是个令人异常头痛的问题，而仅仅过去了几年，就开始抢垃圾了。是的，这不是夸张。说是湖南有两家焚烧厂，要给物业公司塞“介绍费”，每吨垃圾给五十块回扣，就为了让人家把垃圾往自己这儿送。这件事，后来还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

还有更狠的。广州兴丰那个填埋场，去年把已经埋下去的垃圾再挖出来，拿去烧。三百五十万立方米，埋下去的时候是垃圾，挖出来的时候是宝贝。海口、上海、武汉也在干同样的事，把填埋场当矿挖。

垃圾不够烧，成了行业中公开的秘密。

这事搁十年前，谁敢想？

那时候报纸上天天“垃圾围城”，北京、上海，哪个城市不是在求爷爷告奶奶找地方埋？现在倒好，垃圾不够了。

不够的原因很简单：焚烧厂建太多了。

全世界两千一百座垃圾焚烧厂，中国占了一半，一千零一十家。这还不算在建的。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截至二〇二四年十月，全国每天能烧一百一十一万吨垃圾。城镇居民一天产多少垃圾？也就八十来万吨。产能过剩了三成。

过剩的结果就是抢。抢刚扔的，抢埋下去的，抢隔壁县的。陕西有家厂，一年能烧十八万吨，实际只收到十三万吨，每烧三个月就得停产一个月，去收集垃圾。河南那个项目，启动以后连续好几个月单炉运行，有时候干脆停炉——没垃圾烧什么？

有工人网上诉苦：央企员工，因为没垃圾，工资发不下来了。

这事往回看，有个魔幻的转身。

二〇〇三年之前，垃圾焚烧还是政府一手包办的事。那一年开放了特许经营，社会资本涌进来，BOT模式铺开。二〇〇六年，国家给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垃圾发电开始赚钱。二〇一〇年，污染控制标准收紧，地方不得不加大投入。二〇一四年，新标准出台，解决了老百姓反对的“邻避”问题，建厂速度更快了。

然后就是狂飙。

广州二〇〇九年只有一座焚烧厂，到二〇一九年一口气投产五座，成了全国第一个垃圾零填埋的城市。河南某一年启动二十个焚烧项目招标，河北启动三十七个。行业龙头光大环境，二〇一四年手里十五个项目，每天烧一万多吨；二〇二〇年变成一百六十八个，每天烧十三万五千吨。

瀚蓝环境更猛，收购一家公司，一年内处理垃圾规模从三千吨涨到一万四千吨，翻了近四倍。这些数字，听着像神话。但神话有代价。

代价就是现在这样：炉子闲着，工人闲着，厂子吃不饱。行业统计显示，二〇二三年全国焚烧厂“计划内停运”八万三千多天次，有些炉子半年没开过机。这个“计划内”还不包括设备老化、突发故障。如果按三个炉子一座厂算，相当于七十六座厂全年停摆。

七十六座焚烧厂是什么概念？整个美国也就七十七座焚烧厂。

那就往外走吧。

中国企业开始出海。越南芹苴那座厂，把当地随便扔的椰子壳收来烧，四个椰子壳发的电，够一台风扇转四个小时。当地人一开始也怕，怕烟怕味，后来发现厂区收拾得跟公园似的，比他们自家院子还干净。

现在中东、东南亚，到处是中国企业投资的垃圾焚烧项目，据说已经有五十多个，连英法也在引进中国设备、中国生产线。

为什么？因为中国从垃圾堆里卷出来了。

几十年跟垃圾打交道，从填埋到焚烧，从被洋垃圾包围到自己没垃圾烧，这一路的技术、设备、经验，全攒下来了。烟气排放标准比欧盟还严，飞灰处理技术日本都搞不定的我们也搞定了。地沟油都能炼成航空燃料——还有什么不能烧？

垃圾也一样。从围城到不够烧，从进口洋垃圾到出海抢垃圾，也是十来年。

魔幻的转身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道理：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道德，得靠利益。

写到这里，窗外有只喜鹊飞过。它大概不知道，它筑巢的那些枯枝，放在焚烧厂里也能发电。但它知道的是：这些枯枝，能用。

够不够烧，是人的问题，不是鸟的。

四

深圳罗湖，有座山，正被打开。

这不是石头山，是垃圾山——玉龙填埋场，封了二十年，底下压着四百一十万吨陈年旧物。如今两百多台挖掘机齐齐开动，传送带昼夜不歇，六条筛分线每日吞吐六千吨。这座山，要一铲一铲搬走。

从无人机上俯瞰，只见一顶巨大的天幕罩住开挖区，灰蒙蒙的，像帐篷，又像一张创可贴，贴住城市肌体上一道旧伤。天幕底下，垃圾被挖出来，筛分，送走。

这极像一场手术。刀是技术，麻药是系统思维，缝线叫资源化利用。那座被撬开的“山”，是城市身上一道二十年没长好的疤。

现在，四百一十万吨，一吨一吨挖出来。轻的可燃物送去发电，据说能发一亿度，够两万六千户人家亮一整年。腐殖土去做无害化，无机骨料压成再生砖。每一份垃圾，都找到了去处。

我曾参观过杭州的光大能源公司。那里每天处理三千多吨新鲜垃圾，焚烧发电，烟气八步净化，炉渣做成地砖，污水全部回收。垃圾进去，电出来，砖出来，水出来，什么都没有浪费。

在光大杭州公司的垃圾吊控制室里，工作人员操纵着巨大的机械爪，从几十米深的垃圾仓里抓起一爪垃圾。他说这一爪能发五千多度电，够一个三口之家用一年。然后他笑了，说这就像抓娃娃机，有时候抓歪了，要松开重新抓。

抓娃娃机。这个比喻让我愣住。那些被抓起、被投进炉膛、被烧成灰烬的垃圾，曾经是快递盒、旧衣服。它们被扔掉，被混在一起，被发酵五天，被一爪抓起，被焚烧发电。它们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那个把它们扔进垃圾桶的人，也不知道。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代谢。丢弃的东西被收集、被分类、被处理、被转化，变成我们再次生产、再次消费的原料。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只是这个循环里，每一个环节都被遮蔽了——我们看不见垃圾场，看不见焚烧厂，看不见那些抓娃娃机一样抓垃圾的手。

深圳的手术，是把这个遮蔽撕开一角，让那座二十年的山，重新暴露在阳光下。看见，就是开始。

我似乎已经看见那片被修复的土地，它们释放出了几十公顷的连片空间，引入了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数字经济。青草铺地，花朵绽放，欢快的游人在跃动。抬望眼，蓝天白云间，飞机喷出的烟雾，也成了洁白的云朵。

作者简介

陆春祥，作家，现居杭州。主要著作有《字字锦》《九万里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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