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毕业生发起，当上海的年轻人爱上“组局”修古籍

黄浦区建国西路的古书店“拾芥草堂”，近来比以往热闹不少。透过玻璃窗，常常能见到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方桌边，拿着工具，埋头在案，修补一页页破损的古籍。

这是由几位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硕士毕业生发起的体验项目“缮书局”。社交媒体上，“缮书局”这样介绍自己的宗旨——“立足非遗，一起做有趣、 有温度的事。”

在很多人眼里，古籍修复与“使命”“传统”等关键词挂钩。当这项厚重的非遗技艺成为一种新型体验与消费，年轻人的热情似乎验证了这句话——最传统的，也是最时尚的。

古书店“拾芥草堂”。受访者提供

“零差评”的体验

沿街一角安静伫立的拾芥草堂，推门而入，摆满藏品的内室，便是“缮书局”的主要场地之一。前三十分钟讲解理论，后两小时让学员自己动手，“缮书局”以“课程+实操”的方式，创造出古籍修复体验与轻社交结合的环境。“前来体验的年轻人所修复的古籍都是真品，修复完成后可以带回家。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差评。”“缮书局”发起人之一、1995年出生的高自港说。

“拾芥草堂”的书柜橱窗里，摆着一张聘书——聘请向澄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我们认识多年，听她说要面向大众开办一个古籍修复体验项目，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店免费借给她。”拾芥草堂负责人向澄说。

记者探访的这一天，摄影专业学生小顾和朋友小张结伴而来，她们从微信公众号了解到“缮书局”。另一位体验者小汤来自苏州，是在大众点评排行榜上发现这个古籍修复体验项目的。从事中医行业的她在上海短期学习，次日就要回苏州。下午2时30分，三人到齐，高自港先“上课”。半小时的讲解后，三个年轻女孩开始动手修补《康熙字典》，眼睛紧盯着泛黄书页，手上忙碌着，时不时轻声讨论，遇到“疑难杂症”便向高自港求助。闲谈中，小汤还“传授”了不少中医知识给两位同桌修复的搭子。

三个女生“组局”体验修古籍。施晨露摄

“缮书局”这个“局”字，有“组局”的意思。“在复旦学习的时候，我们也是像这样围坐在修复台边，一边做手里的修复作业，一边聊着天。”高自港说，“发起这个项目，初心很简单——想把修书带来的专注于此的心流体验，以及大家围坐一起修书的欢声笑语，带给更多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

去年12月项目发起以来，“缮书局”的体验者大多是“95后”，有人喜欢手工，有人想亲近传统文化，也有退休的老人和带孩子来体验的家长。“如果问AI哪里可以体验古籍修复，已经有了我们的介绍。”高自港说，“不少体验者周末专程从周边城市赶来，甚至还有一位常居美国，回国时特意为了这个项目跑了一趟上海，提前半个月就预约了。”

“缮书局”用于修复体验的古籍多不具备文物价值，是从旧书网站等各处收购而来的。要找适合体验的书页也是门技术活儿。“采购古籍时，我们会挑选破损类型单一、破损程度适中的。对初学者来说，最容易修补的破损类型是虫蛀，用到的技法也是最基本、有代表性的，可以在短时间内接触到核心的知识。其他类型的破损，如水渍、霉蚀等，就涉及更复杂的操作了。”高自港介绍，古籍破损的程度也要“刚刚好”，“破得不多也不少，刚好两个小时能修完，那样最好。如果破损程度太大，可能修几个小时都修不完。”

动手修古籍。施晨露摄

这一天下午，三个女孩埋头修复，直到天色渐暗。小张完成时，时间已接近18时30分。“如果早知道要修复这么久，可能被吓跑了。”小张笑道。“我这一页都是马字旁的。”小顾举起自己修复完的成品，“马年大吉，非常棒”。

体验者修复好的一页。施晨露摄

高自港为三个体验者递上专门设计的文件夹和贴纸，贴纸上的图案是用于古籍修复的不同工具。“这个竹启子是做什么用的？”对照着桌上的实物，三个女孩发出轻轻的惊叹。

古籍修复体验现场。吴禹霏摄

体验者收到古籍修复工具小贴纸。施晨露摄

不只是工作

高中时，因为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高自港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本科学化学的她，考研时发现古籍修复方向专业，“进了这个专业，才发现化学背景在研究纸张、研究写印材料方面很有用。”

修复有很多手上功夫。高自港生性好动，活跃在攀岩协会。“一开始，其他人不看好我，觉得我坐不住，很难做好需要耐心的事。但在学习过程中，我发现，喜欢一件事物，是会改变一个人的。”

2022年，高自港从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毕业。同届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的毕业生17人，除了一部分入职图书馆、博物馆，继续从事相关工作的不算多。

因为“喜欢”，毕业后做过创业活动策划、进口品牌运营的高自港，最后还是选择回到古籍修复领域，发现合适的场地以后，立马着手开展古籍修复体验项目。

提到复旦这个“招牌”，高自港坦言：“其实我不想将复旦学历露出。但如果一开始不将复旦专业作为卖点，可能没人会注意到我们。其实，我们也担心自己做得不好，给学校和老师丢脸。老师们关注到了我们的实践，了解我们的近况，还在朋友圈转发我们的体验项目，介绍说这是自己的学生。”

“有压力，但更多的是来自老师的鼓励，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新鲜的方式传播古籍修复技艺。”高自港说，“老师还会担心我们——一方面可能遇到竞争，另一方面，做这行的确很难养活自己。”

“缮书局”目前主要通过小红书平台推介，从内容策划宣发，到浏览、咨询，最后到店体验消费，每一步的转化都不容易。“去年项目刚推出的那个月和最近这个月是高峰期。不过，我算过，一年到头扑在这个项目上，努力做营销、授课，可能收入也就几万元。最难的是找合适的场地，我们也希望能和更多社会机构合作。”

“缮书局”目前有3位讲师，除了高自港，还有两位同校同专业的毕业生江澜、吴纹祯。除了古籍修复体验项目，“缮书局”也接手古籍修复业务。吴纹祯经营自己的修复工作室，开设了小红书账号“不律旧书诊所”，其余二人有暇时也会在她的工作室做修复。

“刚毕业时，我接手过修复一本书，花了二十天，每天工作八小时。事后算下来，时薪才11元。”高自港说。就像古籍修复体验很难设定标准时长，体验者超时是常有的情况，修复一本书同样有很多不可预测之处。“按每页收费，看起来修一本书也不便宜，但对初级古籍修复师来说，收入并不高，更多的还是‘为爱发电’。”

对高自港和两位同伴来说，“缮书局”这个项目不只是一份工作。“做得很有动力，加班也很乐意。有一次，我们上午下午各办了一场体验活动，晚上又临时加了一场。三场都是我授课，其实蛮累的。如果换作别的工作，就算给我加班费，我也不愿意。在这里，看见大家专注地听我讲课，学习修复，渐渐能够自己上手，我觉得很有意义。”

学员动手修复古籍。受访者提供

让古籍修复被看见

古籍保护是一项长远工程，涉及人文、科技、非遗、审美等诸多领域。2014年11月，复旦大学成立全国首家“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并设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2015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复旦大学传习所揭牌。面向社会招生、重视“口传心授”的传习所，与大学教育结合，形成了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的复合模式，让古籍修复领域传统的“师父带徒弟”有了与现代教育结合发展的新的实践可能。

不过，作为毕业生，高自港也坦言，古籍修复从“入门”到“出师”，可能需要5到10年，她自己也还在路上。那么，几个小时的体验项目又能带来什么？

“读研时，我会在朋友圈发自己修复的成果，有朋友问我，哪里能体验修复？”当时，高自港就萌生了创办面向大众的体验项目的想法，“说传承或许够不上，但我觉得，传播也很重要。”

在高自港看来，古籍修复体验项目一方面满足年轻人的兴趣与需求，在渐趋稳定的运营中探索市场模式，另一方面，或许能成为专业古籍修复人才寻求社会岗位的一种尝试。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曾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的毕业生“流失非常可惜”，“有些学生希望留在本地，但本地可能提供不了那么多相关岗位。”

“毕业生都去图书馆、博物馆也不现实，能不能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修复中心’？一边继续进修，一边上手实践。”高自港畅想着，未来“缮书局”项目有更理想的发展，或许能成为古籍修复专业在校生、毕业生的一个基地。

“我们需要更多有良好专业背景、职业操守的讲师加盟，希望借这一项目发展，为更多古籍修复人才创造岗位。”对师资和未来授课、体验模式，高自港都有进一步规划，“我们目前的理论讲授还是偏科普性的，未来会升级，争取讲得更深入。有些体验者想进一步系统性学习，我们也会开设6节课的古籍修复系统入门班。”

高自港很喜欢来自体验者的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反馈。有人说，修书的时候“心很静”，很喜欢这种感觉；也有人说，修书的时候“很刺激”，手上小心翼翼，内心风云翻滚。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花点时间放松下来，专注于当下。了解古籍保护的意义，感知古人藏书、护书的心意。”高自港说，“我们被更多人看见了。每次收到满意的反馈，还有‘希望你们做大做强’的祝福，都让我们再次确定，这件事值得一直做下去。”

高自港在课上示范教学。吴禹霏摄

高自港在课上示范教学。吴禹霏摄

原标题：《复旦毕业生发起，当上海的年轻人爱上“组局”修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