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美国社会曾长期默认一种男性成长路径：离开父母家、找到工作、建立自己的生活。但如今，越来越多男性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女性在就业人数上已是历史上第三次超过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也降至多年来低点。这一趋势正引发经济学家的强烈担忧，其现实影响可能持续多年。男性与父母同住的概率几乎是女性的两倍。一项新研究指出，这种情况对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尤其不利，因为与受过大学教育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拥有工作的可能性更低。
美国企业研究所机会与社会流动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温希普表示，这一问题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如今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面临的劣势可能比彭罗斯研究起点所在的20世纪60年代更大。温希普对《财富》表示：“如今，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比上一代少得多，因此我们更应当关注今天这部分男性。他们比前几代人处境更不利，因为现在年轻成年人中拥有学士学位的比例已升至大约40%，而过去远低于这一水平。这令人担忧。”
她说：“一些地区住房成本更高，并不是因为人们挣得更多、从而推高了价格，而是因为供给受限，原因在于地理条件，比如湖泊、海岸线。那里的住房之所以更贵，只是因为更难建设。长期研究男性收入变化的温希普表示：“如果住房成本更高的城市没有更多男性与父母同住，反而会让人意外，因为从定义上说，那些地方本来就更难负担。”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会员与消费者调查研究主管布兰迪·斯诺登表示，数据支持这一判断。她在接受《财富》采访时提到该协会2026年《代际趋势报告》称：“婴儿潮一代仍是近期购房者中占比最大的群体。最近有四分之一的婴儿潮一代购买了多代同堂住房。这使他们既能照顾年迈父母或亲属，也能容纳搬回家中的成年子女，或者那些从未离家的子女。”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25岁至45岁男性与父母同住的比例几乎翻倍，从7%升至如今的12%。女性这一比例也有所上升，但维持在7%。而这种影响之所以对男性更明显，很大程度上与子女有关。彭罗斯发现，当她单独考察没有大学学历且家中没有孩子的女性时，她们的模式与男性几乎完全一致。
温希普谈及这一发现时说：“这并不让我太意外。因为如果你看到的是20多岁甚至30多岁还住在家里的成年人，那基本上就是同龄人中处境最不利的一群男性。所以，他们在找工作和保住工作方面存在其他障碍，也更可能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这很合理。”30岁出头、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中，每5人就有1人与父母同住，而且这一比例到40岁时仍然偏高，约为14%。在那些住在家里且未工作的男性中，有四分之一从未有过任何工作经历，而1980年这一比例为五分之一。
彭罗斯说：“有人反驳我说，也许这些男性只是把父母家当作重新起步的平台。但情况似乎并非如此。这些与父母同住的男性，已经完全脱离了劳动力市场。”她表示，分区限制和建设约束不仅推高了城市生活成本，也在无意中压低了那些最无力承受高住房成本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她在报告中写道：“限制住房建设的政策，通过抬高独立生活的价格，无意中削弱了劳动力参与率。”
她还表示：“我们思考住房政策时，也许只是在考虑可负担性，但这同样关系到人们能否处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位置。那些能让纽约等城市住房更便宜的政策，应当会提高男性，尤其是没有大学学历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温希普认同这一判断。他说，纽约和旧金山这类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往往也是就业机会更多的地方，但高租金构成了一把双刃剑。
他说：“这说明问题背后确实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限制住房建设规模的土地使用规定和分区制度。不幸的是，往往正是那些经济最有活力、配套资源丰富、也更有利于促进向上流动的城市，存在这些分区问题。这绝对是政策制定者应当审视的领域。”如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数已是历史上第三次超过男性。随着女性收入高于男性同类群体，她们在家庭中承担的劳动也更多。温希普呼应了此前一些研究的看法，表示人们日益远离传统婚姻价值观，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男性，看到眼前这种局面，你不会觉得未来自己需要为一个家庭负责。他们也并不真正知道，在这个自己不再是主要养家者的新世界里，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会推动他们减少工作，甚至可能与父母同住。婚姻确实是这里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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