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7月11-12日，百川论坛——“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2026研讨会在深圳前海召开。在主旨演讲中，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刘晨阳从“两个大局”的宏观视野，深入阐释了APEC“中国年”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理解今年中国办会的战略目标，不能只看当下形势，而应放到APEC自1989年成立、中国自1991年加入这一纵贯30余年的历史维度中去审视，才能看清这一平台之于亚太和中国的不可替代价值。
刘晨阳教授在百川论坛上作主旨演讲（图源：主办方）
APEC扮演着“四个重要角色”
“APEC之所以成为亚太区域合作的主渠道，恰恰是因为它完美契合了所有成员在当时‘尝尽分裂的苦’、转而‘期盼合作的甜’的共同愿望。”刘晨阳认为，在冷战的墙破裂之后，市场的元素开始流通起来，大家的目标一下子从零和博弈、对抗，转变为经济合作。这一特定历史机缘，构成了APEC不可复制的制度底色。
正是基于这一底色，刘晨阳表示，如今APEC扮演着四个重要角色——国际关系的“调节器”、地缘政治的“减压阀”、地区秩序的“稳定器”，以及国际经贸规则的“孵化器”。这些核心特质与独特优势，既是根植于其过去30多年发展进程的深厚积淀，也是众多合作框架所难以替代的。
APEC如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开放是中国参与APEC的第一根本要务”，刘晨阳强调，APEC不仅见证了中国融入区域合作的历程，更成为当前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战略抓手。
展望今年深圳办会，他建议，深圳应以自身40余年积淀的“开放”与“创新”基因，精准呼应APEC“中国年”的核心议题，力争打造亚太创新增长合作的桥头堡。在他看来，成功办会的高层次要求，不仅在于城市形象的展示，更在于能否在会后搭建长效机制，将APEC元素深度嵌入城市国际化发展的总规划，从而真正抓住这一历史性契机。这也正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性”书写了最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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