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以爱谈整理国故：学术高墙与人间烟火

陈以爱（蒋立冬 绘）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风暴尚未平息，一群在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北京大学教授，却突然掉过头面向故纸堆，整理起“国故”来。“整理国故”由新思潮阵营的一句口号演变为一场席卷南北的文化运动，又在传播扩大中逐渐变调，成为一场“复兴国学”的风潮。这是众声喧哗、矛盾重重的1920年代，社会风气转换之快令人应接不暇，而中国学术的一大巨变也在其间悄然发生：“考据”上升为学界公认的准则，不同阵营的学者在交锋论辩中形成评判学术的“公论”，共同推动新典范的树立。许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学术观念与文化实践，都能追溯到这场百年前的浪潮。只是学术成熟之时，时局正愈演愈烈，学者在书斋与时代之间，如何自处？

陈以爱教授是率先注意到“整理国故运动”并做系统梳理的学者。1990年代初，胡适研究如日中天，导师逯耀东先生却让她“去看看北大在胡适以外还有谁”，将她从个人引向群体，从聚光灯下引向档案深处。她在北大旧档案室和旧期刊室得见研究所国学门的章程和期刊，那些会议记录和文章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整理国故”运动，是学界此前未曾充分认识的事业。其硕士论文遂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核心，题作《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先后出版繁、简体字及韩文版，在学界受到广泛肯定；博士论文则扩展到全国，勾勒整理国故运动的全貌和变形。博论原题“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今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改题《整理国故：文化运动与考证学风》。全书“总论”提出，北大学人“整理国故”的核心精神，是想推动一场“思想革命”；不意考据成为主流风气后，热烈的学术交锋促成现代学术的成立和成熟。该书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勾勒出学人群体于世变中既想涉入又复抽离的两难选择。即便在大半个世纪以后，这些行止进退仍能引起后世的共情和回响。

陈以爱教授1987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就读，1994年考入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毕业后在“中研院”近史所做博士后研究，同年秋季入台湾地区东海大学执教至今，专研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大学史、五四运动史，著有《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行动的策略：上海三罢始末（前篇）》等。在《上海书评》的书面访问中，她带我们穿梭于1920年代生机勃勃的学术世界，并叩问一种学术传统的世纪追寻。

《整理国故：文化运动与考证学风》，陈以爱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3月出版，456页，108.00元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繁体（台北：政大出版社，1999年）、简体（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韩文（首尔：Ghil Publisher，2013年）。

您曾提到，当年以“整理国故”为题报考博士时，被一位口试委员奚落，说此事若果真这样重要，何以此前无人专门研究？说明整理国故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被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审视。您注意到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集体性浪潮，并写道：“此后谈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整理国故肯定是不能略过的一章。”二十多年过去，整理国故运动的面目有清晰许多吗？

陈以爱：北大学者带动的“整理国故”，是新文化运动在学术领域的深化。它推崇科学化、条理化、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中国过去作一重新研究，最终要把国故纳入欧美近代学科体系。这个历史进程，无疑是中国学术的一大巨变。大家熟悉的“古史辨”，不过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其他诸如标点古籍、导读古籍等工作，迄今依然在进行。对这项学术运动，以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尚未有深入认识，实在是一个遗憾。

对我来说，一个不解之谜是：为什么研究“古史辨”或个别学者的著作众多，却无人把整理国故作为研究对象，作全面而系统的梳理评析？我注意到罗志田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也曾对此表示不解，“整理国故”这样重要的工作，为何只有陈以爱在硕士论文中对它的一个段落作出历史重建？（参见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后来我对此一问题有了一个解释，就是当一个现象是铺天盖地而来，身在其中的人们反倒失去辨识力，更遑论对它能拉开距离作出反思。另一个原因是，数十年来国学方面的论著，数量上远远超过“古史辨”，并无专书能把它们收纳其中，提供后来者专门研究。我的硕论作出基础研究，就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建立，讨论两个主题：一是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在中国的建立，以及与欧日汉学研究者的交流状况；二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如何推动着中国学术体系的转型。博士论文进一步探究整理国故从北大扩展到全国的历程，尤其是关注这场由报刊言论带动的文化运动，如何在扩展过程中变调而远离初衷。同时，还关注整理国故带动的考据学风（时称“新汉学”），如何很快被反对者（被称为“新宋学”）以更严谨的考据工夫，在学术领域中延续着中西文化论战。在我看来，“整理国故”的流风迄未中止，而其起源却是明确可辨。

从博论撰成二十多年来，由于学术史蔚为风潮，加上各种材料的刊布，还出现了一些扎实有据的著作。因此，重要学术机关，如：燕大、清华、南高（东南大学）、无锡国专等，都有了专门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对个人学者的研究，大大填补了原本的空白。可以这么说，“整理国故”乃至“国学运动”的历史画卷上，有许多细节已被具体重现。在研究方法上，新作也致力回归历史第一现场，就是通过阅读报刊杂志，考察学术思想变化的动态过程。不过，对该运动作出整体考察者仍不多见。而我的论点主要有二：一，作为文化运动的“整理国故”，在变调为“国学运动”后，海纳百川，聚拢了怀着不同动机的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它甚至成为官方推动的保守运动。名词不改，底里已换。这一类现象，史不绝书，来者可鉴。不过，国文教科书和历史教科书的改革，最终也造成了长久而根本性的影响。白话取代了文言，古代历史缩短，都对文化认同带来深刻影响。二，考据之学成为“京派”主流之后，不同思想流派的学人，无形之间共同推动了文史之学新典范的建立。

1924年9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合影，前排左起：董作宾、陈垣、朱希祖、蒋梦麟、黄文弼；二排左起：孙伏园、顾颉刚、马衡、沈兼士（主任）、胡鸣盛；三排左起：常惠、胡适、徐炳昶、李玄伯、王充玮等先生。

文化运动

您考察了“整理国故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及条件，使得学者能够在象牙塔外引领一场一呼百应的文化运动？

陈以爱：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扩大和流衍，实在是1920年代的重大文化事件。1920年代，也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也剧烈变动的十年。想要理解整理国故运动，便须认识1920年代。老实说，这是难度很高的工作。时至今日，我仍不敢说自己的理解就已充分，只能说又往前推进一步而已。

大体上说，整理国故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物质条件，和五四运动时期相续相承而无太大变化。那一个年代，是教育家、大学教授、学者文人声光最为显赫的时代。从晚清代表人物梁启超，到民初新学巨子胡适，几乎成了全民偶像一般，被报刊记者疯狂追捧，是大中小学生的崇拜对象。对于这种现象级的文化状态，很值得追问一声：为什么？时代背景是：民国成立之后，和平迟迟不来。伟人信用破产，军人使人失望。大家对政治灰心之余，迎来“学者”的黄金时代。社会上有一种崇拜学者、教育家的心理。这种学人崇拜，又受到商界及西人推波助澜。彼时的英雄人物，不是政治人物，而是中西教育家、大学校长、学者教授。杜威、罗素、黄炎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甚至五四一代学生如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等，都受到社会尊重。尤其那些留学西洋的教授，几乎享有“国人导师”的权威地位。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学人才声价下跌。本来就成名过速，名实难免不符。到了1930年代，“现代知识”显得空前紧要。那是《独立评论》的时代，专家取代了通儒；空谈“文化救国”，已不合时宜。此时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这种专家，以专门知识受到尊重，成为国家延揽倚重的人才。

就学术史意义来说，1920至19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在外患日益加深的危局中，确实涵育出人文之学的黄金时代。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学人的生存空间横遭挤压，从容论学之风难再维持。我们不能不承认，过度艰难的环境，过度富裕的生活，都不利于学术和思想工作，有时甚至可以扼杀之。北京原先的理想环境，以机关林立为前提，使不同背景派别的学人，都可以拥有一隅茶座，与三五友人论学争辩。等到战火全面爆发，中止了这一切场景。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里的惋叹，仿佛写着文化的挽歌，一幕接一幕，追念回不去的七房桥世界，北京古城的形形色色人物，乃至宜良古寺的写作生活……他为旧世界留下纪录，仿佛纪录片似的。我正是通过这些日常性纪录，得以想象那个消失的世界，且仿佛走近茶座一侧，听见他们争辩一般。

这场“趋新”的文化运动扩大后，却逐渐变调走形为“复古”的风潮。在这个过程中，学界、商界、政界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陈以爱：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中，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本来就难期一致，也不必一致。因为需求不同，传统各异。不同界别的人，所面对的挑战也不同。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握手言欢，是近代史常态。就胡适的看法，1920年代下半期，“复古”风潮的发生，主要是国民党人造成。执政后的国民党人，对文化态度一反从前，由批判变为复古。戴季陶和叶楚伧的逆转，正可以作为代表。把两人前后说词对照，能令人哭笑不得。此外，不能忽略出版界的角色。不过，在时代激流之中，中国近代出版机关，包括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牟利以外，大体上都是“趋新”。更何况五四以后，“学生界”（受过五四洗礼的新生代）与旧文人，大有“权势转移”（借用罗志田先生语）之变化。由于社会心理已经大变，严格而全面的“复古”心态，已经难占主流。因此，那些“古色古香”之物的再流行，当视为反映新生代的一种怀旧心理。怀旧者仿佛古董收藏家，把国故拿来装点门面。那些与古物为伴者，则视此为谋生工具，而非自视“圣贤之徒”。当然，中间肯定有例外。但时代主流在彼不在此，则可以断言。

《国学季刊》创刊号封面，鲁迅先生设计，蔡元培先生题字。

五卅之后的革命洪流中，激进青年对国学研究者愈发不满，认为国家危亡之际“无聊的考据”没有用处。顾颉刚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下写出了《北大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提出学术研究应当有其相对独立的范畴，不应总是随着社会和政治运动目标的转移而不断易其重心，您指出这“不啻是一篇‘学术独立’宣言”。其实，提到“学术独立”，许多人第一时间想起的大概是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整理国故运动的内部思想脉络上来说，顾颉刚这一“独立宣言”处于何种地位？它对于中国学术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是何种意义？

陈以爱：近人谈到“学术独立”，各有不同脉络和意涵，得具体分别来看待。较陈寅恪更早，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从康德之说，认为“学术”本身就是目的，不应沦为政治等其他范畴的工具和手段。他这话不仅针对张之洞等显宦，也批评留洋的革命志士。到了陈寅恪笔下，“学术独立”有新的意涵。他写《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9），所强调的“士”之“独立自由”，是针对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和党化教育而言。到了《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1931），所提出的“本国学术之独立”，是为汉学已失其正统而深致感慨。所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1929年《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是后在《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1932），所愤慨的是中国已成欧美学术“殖民地”。三次谈学术独立，指涉和重点有异。至顾颉刚“学术独立”之说，则是北伐时期面对部分青年的压力，他们不但视治国学者为反动，甚至连读书人都视同反革命。在这种激进思潮下，“学术独立”之说，是为学术争取空间。整体来看，学术研究的“独立”空间，是要学者去争取和维护的。不只是言论上呼吁，更在实践上坚守。正因为“学术独立”容易受到挤压或挑战，才需要一再有人去提倡和维护。后来牟宗三提出，“学统”的建立，是中国现代化的要素之一。就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新汉学”或“新宋学”阵营，都维护了根基未稳的“学统”。他们思想上尽可争执，但都认可以学问为根底。对此王国维早已提出一种新态度：“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及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矣。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国学丛刊》序）当这种态度被一个学术社群所认同，并在行为上表达对这种信念的支持，且代代相承相续，则“学统”于焉成立。

考证学风

您写到1920至1930年代学术领袖的更迭：五四以后一度光芒万丈的胡适，“星光日渐黯淡”，而王国维的声名日益拔高，乃至被推为“近代学者第一人”。胡、王在学界声望的升降，如何反映出北平学界主流风气的变化？或者说，考证学风是如何“胜出”的？

陈以爱：胡适和王国维的学术声望升降，我认为有绝大意义可言，绝不只是一组研究个案而已。在政治上，王国维是前清遗老，代表老去、落伍，甚至“反动”的一代。在学术上，却是最前沿的，是最精密、最能用新材料得出新结论的学人。当北京学界对王国维的评价不断升高，相对地对胡适的评价却是开高走低，乃至成为一种时代主流意见，我认为代表学术界的独立和成熟。也就是说，学人抛开政治立场、文化争论，就学术论学术，并形成共识。即便在新文化阵营之内，胡适自豪的《诗经》新注，也受到学生辈的挑战。更无论梁启超的考据之作，受到四面八方批评。及至1930年代，北京学术界的公论，集中表现在伦明一句话上：“十余年来，故都言国学者，靡不曰王静安，几如言汉学者之尊郑康成，言宋学者之尊朱子也。”（《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这句话分量很重，代表了北京学界的共识。

考据学之所以有益“学统”，是因为学术研究的进步，需要一套可供依循的准则，甚至可予复检的程序。考据学的合理性，在于它尊重证据，其推论可以检证。它有一定的科学性，又接得上清代朴学。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是能超越分歧，就材料论材料，就证据摆证据的学问。其结果是，王国维纵然被认为思想守旧，却被新旧两派学人共同推崇。又例如，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虽不被旧派学人认可，但王国维仍肯定他考证《红楼梦》《水浒传》之作，“犁然有当于心”。就心理层面来说，胡适作为“新汉学”的始作俑者，既然靠考据学上位，自不能不维护其运作。否则，就是明显“双标”，如何能够领袖群伦？杨树达的日记里，便称许胡适面对批评时的雅量。试想想，如果学界不走此道，新派骂老派保守落伍，旧派骂新派洪水猛兽，那就是各摆立场，不可能有任何交集了。

具体说，考据学风的形成，也有赖学术机关的建立，学术基金的资助，中外学术的交流。北伐结束后，北京不再作为都城，物价降低生活舒适，养活了一批大学师生。加上外来访客的消费，都为学术研究添砖加瓦。考据之学离不开材料，离不开对材料的细致考辨，这些都以书籍流通和闲情逸致为基础。下焉者固然可能迷失在旧籍中而玩物丧志，上焉者却也能从故纸中领悟盛衰之由兴亡之理。对王国维来说，考据之学也不是终点，仍是要达到经世之用。他在《殷周制度论》（1917）提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样的绝大历史论断，哪里是象牙塔里的书生想得出来的。可见他大半生虽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却始终关切时代变革的性质和去路。

最近赵刘洋先生的书评对当年考证学风的形成提出一些商榷。他认为，考证学派能够成为民国学术主流，除时代思潮和代表性学者取得重要学术成绩之外，也和他们掌握大量学术资源有重要关系。在您看来，那个时代的“学术公论”和“学术资源”之间，有什么关系？

陈以爱：赵刘洋先生的看法，自然有他的道理。例如1930年代，美国退还庚款而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便是中国人获得的重要学术和教育资源，杨翠华教授对此有专书研究。其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等重要机关，都从中获得经费补助。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人，则因掌握资源分配权，不免被外界视为“学阀”。此外如陈垣担任辅仁大学校长，有一定人事任命权，也算是一方山头，能养活一群人。不过，像王国维一介书生，生前死后都无权势可言，却被北京学界日益推崇，不也说明学术公论的存在，可超乎各种现实因素之上吗？之所以能如此，考据学的客观性，自然是一重要因素。域外学者的品评，如伯希和、内藤湖南等的推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认为学界缺乏公论的，也不乏其人。辅仁大学教授余嘉锡，便经常满腹牢骚，借笺疏《世说新语》来指桑骂槐。又如清华教授杨树达号称“汉圣”，在校内却有强烈边缘感，日记中频繁记录别人的赞美来自我肯定。惟依然有尊重学术的人，如胡适、傅斯年、陈垣等，扮演主持风雅的角色。北大先后聘请汤用彤、钱穆为教授，便是“容忍异己”的例子。及至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1948），虽有人认为过程仍有不公，但余嘉锡和杨树达都当选院士，不也反映“公论”犹存吗？当然，“遗珠之憾”不可避免。但钱穆在《国史大纲》出版后撰写时论，又不再返北京大学而远离学术中心，也可能是导致落选的原因。我一直有个看法，战火全面爆发，学人内迁后，生存空间大大缩小，使从容论学兼容异己之风衰竭消散，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当学术界开始酝酿形成一套检验、评核学术成果的标准，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代表的报纸副刊，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陈以爱：近代报纸副刊兴起之后，以城市人口为阅读对象，对知识的传播和思想的变化，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1920年代以来，报纸副刊对学术研究的推进之功，配合杂志版面的读者通讯，有助检验和评核学术成果。先是如《新潮》的傅斯年和罗家伦，以犀利的书评大受欢迎。而顾颉刚把《古史辨》集结成册前，也把论辩文字在《努力周报》之《读书杂志》先行刊布。1928年以降，天津《大公报》乃至《中央日报》副刊，更礼聘著名大学教授主编，催生了许多高水平作品。我在书中举过的例子，是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被胡适痛批为“《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1933年12月30日胡适日记），可是陈寅恪的几篇重要文字，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审查报告》《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便都在《学衡》和《文副》刊布，对“北大派”形成压力。我们还能从吴宓、浦江清、朱自清等人的日记，看出编辑团体的考量，甚至是内部的争吵。就如《文副》阵营对书评应否署名，各有不同意见。主编吴宓，承受较多外界压力；年轻人，倒是无所畏惧。这些学术论争，引发大众好奇心；对学术纪律的建立，也有一定监督作用。吴宓找来的写作班底，是清华大学高材生或助教，像张荫麟、赵万里等人，“初生之犊不畏虎”。至于张荫麟和北大历史系主任朱希祖的往复论辩，更长篇累牍地占用《文副》好几期版面，使马衡有该刊“专攻击北大派”之说。不过，一篇高水平的书评，的确可以反映学者学力。北大资深教授执笔应战，你来我往，也抬高了批评者的地位，并使人正视刊物的作用。1930至1940年代，天津《大公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尚有《图书副刊》，也刊出过大量书评。不过，内容开始流于形式化。当然，其中也偶有佳作。回来说报纸副刊，其实是读者和作者共构了那个空间。那些高水平的书评文字，代表和形塑了高水平的阅读品位。而报刊书评文字的形式化，则反映学术研究的规格化。

陈寅恪先生的几篇重要文字都在报刊上刊布，图为《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9月5日刊登的《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

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

您从中国传统学术内在的“汉宋之争”脉络来理解整理国故运动，指出1920到1930年代北平学界的风气变迁，乃至在更长的时间段落里，可以视为“汉宋之争”的变相。而您大学时就读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1930年代的京派学术世界，传承的正是“汉宋兼综”的学风——既重考据，又不废义理。能否谈谈您所亲炙的师教、所亲历的学风、所听过的学林掌故？

陈以爱：自从1949年钱宾四、唐君毅、张丕介等先生在香港成立新亚书院以来，再到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中大新亚以文史之学著称，在大半世纪培养众多学子，我只是其中之一。2016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编辑出版《贯古通今，融东会西——札根史学五十年》，记述或访问了旧日师长，李广健和我合写一篇《众色成文，绚素有章：逯耀东师和他笔下的三位老师》，主要以逯师和他亲炙的业师为范围，这里再补充一些其他层面。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校名为钱穆先生所建议。右图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圆形广场和水塔。

我觉得一所学校如其能形成风气，应当注意三个要素：人、制度、风气。我入新亚时，已是1987到1991年，那是改制后的中文大学。中大改制的精神，是要在大学和书院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协作系统。此后，一个学生既在大学里修课，又都寄籍于某一书院。新生进入哪个书院，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我们入学后，发现校、院各成风气，各院又都自有特色。

在校方规划下，知识传递和思维训练，主要由专业科系承担责任。历史系和重要通识课程（凡三学分者），都设置了“导修课”（tutorial），由助教（硕博士研究生）主持，引导学生讨论和批改作业。导修课大约十五人一班，学生分为四到五组，各就不同主题报告及展开讨论。每次上课前三天，小组得提交书面文字，课堂上再口头报告，由另一组评论，其他人则自由参与讨论。这种设计的精髓，是要学生检验成说，唯真理之是从。检验学说的标准，是检视论据、论点、论证过程。每一次题目，由助教设定，多属争议性课题。要求学生阅读的，也都是名家之作。这种课对学生帮助极大，引领学生进入学术规范，形塑学生的知识人格，对我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书院方面，承担文化传承和人格陶养责任。如新亚就设有双周会，大一到大四都得参加，每学期自选若干场次出席。每场分别邀请各门专家（多为校内老师）讲述：教育理想、文化精神、书院历史、学科要旨等主题。记得我大一时参加的第一讲，主题是“大学的理念”，讲者金耀基先生，讲的是他那本名著内容。其他像是刘述先、唐端正、杜维明等先生，也都是双周会的演员。每讲之后，一般留半小时，给学生提问，气氛也总是活泼，绝无冷场。每讲前，还有一套固定仪式，就是起立唱校歌。校歌印在一张纸上，上面是钱宾四先生的手迹：“山巖巖，海深深。……”“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真是既庄严，又动人。我作为新亚学生，很快感受到师长珍视的书院传统，他们通过不断地述说“新亚精神”，特意形塑学生的价值认同。

新亚院徽及校训“诚明”

钱穆先生手书新亚校歌

至于历史系大一必修课，是“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由书院老师开设。中国通史，是苏庆彬先生讲授（牟润孙先生弟子，另开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西洋通史，那年由科大卫老师代授（他是联合书院老师）。犹忆中国通史第一次导修课，读本为《国史大纲》引论。那篇不长的《引论》，全面检讨近代史学主要流派，写来痛快淋漓，却看得我汗流浃背。卷首“温情与敬意”五字，更终身难忘。大二，要选修“史学方法”“中国史学史”或“西洋史学史”，三择一。“史学方法”开课老师，是许冠三先生（那时刚出版《新史学九十年》）。“中国史学史”老师，是逯耀东老师。“西洋史学史”老师，忘了是哪一位。但学长们老气横秋地提点：“史学方法”先不必修习，将来写过论文再来补不迟。“中国史学史”嘛，“老逯”有他的独到见解，却不可不修。

那时一班不过十几人，上下届全都认识，学长对新生的指点，是很有权威的。尤其助教，等于半个老师。在新亚学长口中，《国史大纲》是必读书，此外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乃至陈援庵弟子《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也须细读。就治学领域而言，新亚以中国古代史为尚，特别重视学术思想史。我兴趣本来在中国近现代，不久竟转念想治中古史或史学史。其中，主要还是受了逯耀东老师的影响。后来学位论文请逯老师指导，写朱希祖与北京大学历史系早期历史，其实算是“史学史”的题目。

陈垣先生在励耘书屋里，照片出处：《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

中大新亚书院，被外界视为“新儒家”大本营。但是，历史系师生对哲学大多保持距离，走“义理自考据出”的路。学长们以明季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为大忌，一直向我们强调“实事求是”，“无一字无来历”，“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重要性。历史系对中文系的硬功夫，毋宁说更加尊重。副修中文的学生特多，以加强古典学修养。对社会科学理论，则鼓励修习之余，也常警惕架空之病。其时严耕望先生已然退休，却仿佛精神象征一般，提供沉潜治学的典型。而逯耀东老师的课，则时时提醒我们莫失“学术独立的尊严”。

此外，新亚书院有导师课，学英国导师制度，也有中国书院遗风。在师生闲谈之下，隐寓人格教育的意味。书院上下学期给学生分配一位导师，师生（学生大约四人）定期聊天。其实一学期只见上几次面，很难说能有多大作用。我大一上学期的导师，是苏庆彬先生。他不善辞令，开的书单却好，有罗尔纲《师门五年记》、钱穆《学籥》，其他的忘了。书都不厚，代表不同学风。苏师要我们兼读，可见无门户之见。那本《学籥》，当时注意者少。我读来不全领会，印象却颇好。及至读博士班时取出重读，感觉顿异，倾服之至！其中《学术与心术》一篇，即是《新亚学报》发刊词（1955），更几乎熟读成诵。后来写博论，实即以钱文提示的线索，考察近代学术风气及流派。后来翻阅《素书楼余渖》，始知钱先生本人极看重此文。连眼界甚高的牟润孙先生，也推崇此文为“我国学术史上开新学派划时代之大文字”（《海遗杂著》）。不过，钱先生欣赏章实斋“为学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之见解。在我的感受上，新亚师长确实强调“兼容并包”，要求学生广泛阅读，择善而从。

钱穆先生参加新亚校庆，照片出处：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

大一下学期另一位导师，是逯耀东先生。后来知道，逯师来自台湾大学（最初师从劳榦先生），在新亚研究所读硕士时，从牟润孙先生治学。后来被台大录取为第一届博士生，从沈刚伯、姚从吾、李宗侗等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大学四年，我听过逯师所有课程——“中国史学史”“史记”“三国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获益最深的，还是听他谈学林掌故。钱宾四、顾颉刚，史学二陈、牟润孙、鲁实先、沈刚伯先生的佳言懿行，无不令人心向往之。逯师文史兼优，上课能把人带入情境。“读书，要读出书背后的人！”“触类通旁”（以上钱宾四先生语），“竭泽而渔”（援庵先生之教），“古事今情”（陈寅恪先生语），“量才适性”（沈刚伯先生语），都是反复提起的金句格言。或许因为在新亚，他提得最多的是“宾四先生”，其次“援庵先生”“寅恪先生”。最有趣的是，逯师身材魁梧，声量宏大，提及诸先生大名，却总是弯着身鞠躬。我选择以史学史为领域，并以近代学术史为范畴，与此有直接关系。当时还内心窃喜，没想到“掌故”可以成学！

1998年，逯耀东教授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举办之荣退演讲会，照片出处：黄清连编《结网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

由于新亚的耳濡目染，后来写硕士论文，便主动找了钱宾四先生《国学概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细读。因此，我对近代学术思想史的观察和思考，可以说依着钱先生的眼光来理解。硕论关注中国学术体系的转化，也是钱先生反复思考的重大课题。惟追随逯师到台湾地区求学后，方知台大、政大风气迥异于此。这给我一种亲身体会：新亚学风和文化关怀，与台北绝非一路，自成一格。

总之，中大新亚的制度设计，师长的诚恳态度，令我相信人文的价值，传统的力量。就学统来说，中大师长对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也有一种溢于言表的亲切，甚至自视为学脉所自。“守先待后”，继往开来，也是师长的信念，这些都在有形无形之间，影响了我往后的研究旨趣、方法和选题。

在这样的起点上，治近代学术史似乎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但您后来的研究主题有些跨度，转向了五四运动史。最新作品“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三部曲”（《动员的力量》，2021年；《行动的策略》，2025年；《协商的艺术》，即将出版）受到学林关注，提出了“东南集团”作为一个政、学、商、报各界复合体的概念。我注意到在二十年前的《整理国故》中，您的眼光已然由北向南，观察到一个“江南学圈”——以南京（柳诒征等与中央大学）、苏州（章太炎及章氏国学讲习会）、无锡（唐文治及无锡国专）为核心的学术圈，首次把他们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特点的群体来探讨，并指出他们对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国学”应有影响。从“江南学圈”到“东南集团”，能否谈谈您对“南北”问题的思考如何成型？以及您如何逐步扩展学术视野，从学术文化史通向政治史和社会史？

陈以爱：初次留意学术文化与地域空间的关系，记得是在博士班修习经济史的课上，那是陈慈玉师的近代中国经济史。某次读到一篇文章谈东亚地区的商业网络。我灵机一动，觉得学术文化史大可从地域面考察，于是写了一篇《“整理国故”运动的普及化》发表，算是这方面的尝试之作。

及至写博士论文，与外界鲜少往来，完全是闭门造车。那时外子广健应徐泓教授之邀，转到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任教。我们初次入山，就被日月潭迷住，甚愿在此隐居一生。不料迁至埔里镇溪南后独学无友，只能细读起王国维、陈寅恪、钱宾四、余嘉锡、牟润孙诸先生之作。用今天的话说，陷入一种忘我的“沉浸式阅读”。那时在牟润孙先生《海遗杂著》指引下，对近代学人的品评意见，乃至于汉宋分际，有了更多的体会。读到陈寅恪先生著作，注意到他讨论历史现象，特重家世门第、人物籍贯、地域文化的关连性，这都是近人比较忽略的层面。他又论及汉末大乱后，学术中心不在京师太学而在家族门第，也令人眼前一亮；又说安史乱后，长安与河北已成两个文化世界，也很立体生动。这不禁使我寻思，当在近现代史中更多考虑地域空间问题。

牟润孙先生，照片出处：《海遗丛稿（初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及至考察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和扩大，发现北京、上海，乃至南京、苏州、无锡等地，都因传统不同而自成风气。于是，提出“江南学圈”一词，作为博士后课题申报。不过半年后转到东海任教，研究重心也有了转移，就没有再深究下去。我有一个模糊想法，就是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有三个城市，分别代表三个世界：北平的学术世界，南京的政治世界，上海的商业世界。这三个城市的气氛，居民的趣味倾向，都截然异趣。坦白说，那时我对“海派”有些偏见，也不熟悉。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会聚焦上海和南京，对这两个城市有更深研究。

当我持续考察胡适及北大学人的教育建制和社会活动后，发现中国教育界显然存在了南北问题，甚至有时可说南北之争。恰好吕芳上师移席东海历史系，我和他有较多聊天请益的机会。一次他邀约刘维开教授、唐启华教授和我，四人在“中研院”咖啡座叙谈。我们都关心政治史、学术史的边缘化，以及旧有理论架构失去说服力后，一时尚无新说可以取而代之，未来近代史研究将何去何从？从中国历史脉络的重大问题出发，形成自己的考察重点和问题意识，大致上是当日聚谈的共识。不久，吕先生召集“领导人和领导风格”研讨会，我便以《“五四”前后的蔡元培与南北学界》为题；后来，再写一篇《五四运动初期江苏省教育会的南北策略》；都是以南北问题为焦点，重新考察五四运动前后的学界动向。后来吕老师问我是怎么转到“政治史”来的？我简答以：“因为我是跟着历史人物走，他们走到哪儿我就研究到哪儿。”历史人物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使所谓“政治史”“社会史”“教育史”的专题研究，过分缩限了我们的思考和阅读，以致未能如实地认识人物，也因而无法如实地理解历史。我一心“跟着”历史人物研究，不作任何设限，就发现了一个更为丰富的世界。

由研究江苏省教育会的广泛社会活动，到决心采用“东南集团”一词，来概括一群结合“政（治）—实（业）—教（育）—报（业）”运作的社会精英，是我研究历程的另一次突破。本来从关键人物入手，尽可能内在地理解他们的思维世界，是我从事研究的基本动作。故当聚焦于江苏省教育会之后，我顺着这群才智之士的思路，来考虑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种种问题，便不能不意识到他们的全面布局。我强烈地觉得，只从教育史来把握他们，显然是远远不够充分的。又因为我对史料——尤其那些读不懂的史料——怀有强烈的兴趣，把它们视为攻坚的对象，务求读懂读透其内外涵义。而幸运得很，那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面世，其中收录1919年5月22日黄炎培、蒋梦麟等（含沈恩孚眉批）致胡适的密函，详细分析应对五四局面的各种策略。里面提到“老巢”，说“北方亦要占据”，又说可负责筹款，甚至把北大“新派移南”等语。这封信仿佛一道强光，却和我所知格格不入。所以，面对这样具体而难解的史料，引领我一步步走入五四前后的世界。一旦锲而不舍，便可从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渐渐重建他们身处的历史情境，得悉他们眼前面对的挑战之性质，得以理解并重建五四前后的言说和行动世界。

从北大国学门到整理国故派，再到“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您的选题总是围绕人物群体展开，尤为重视人际关系网络的重建，并且立论在细密的史料爬梳与清晰的考证基础之上。能否谈谈选题的考量？近代史料浩繁，如何才不致陷入史料的迷宫之中？

陈以爱：人物群体研究，是我研究历史的入手。至于选择什么课题，则是另一个问题。从学术史和自身经验便能知道，研究一个不重要的课题，和研究一个重要课题，耗费时间其实差不多，所以择题得慎重。一路下来，我研究北大、整理国故运动、五四运动，似乎都是一些大学者、大课题，甚至可以称为老课题。可是，这些课题至今依然没有清晰的图像，为什么？我认为这涉及下列基本难题：一，是否史料不够？如何找到更多史料？如何系统地解读史料？二，是不是功力未足？尚未作出具体而透彻的研究？我更会追问：谁是这段历史的关键人物？他们做事的目的和办法是什么？存在哪些盟友和对手？历史上的重要课题，往往是历史上的节点，也就是有着枢纽位置。它们材料往往比较丰富，可以前后上下来比对证实。对研究者而言，正可作为练手的习题。当然，过度复杂的课题，对新手来说太过困难，就需要老师把关和提点，否则肯定难以驾驭。当年我的硕论题目，在看完档案后，范围原拟增改为：北大历史系和研究所国学门。逯师只冷冷一句：太多了。我忍痛把历史系割舍，逯师说：这还差不多。

又当年初入学术思想领域，常见的研究方法，是对单一人物进行研究。其中，胡适研究便是典型例子。学者习用的史料，主要是个人文集；写法方面，偏重概念史。对于语境还原，不十分重视。当然，这受到材料限制。可是1980年代以后，学人传记资料出版增多，书信日记等都进入了视野。其中，尤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出版，提供从事群体研究的可能性。旧日民国报纸杂志纷纷重印，也使处境化研究渐成主流。我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时，得见《北京大学日刊》缩印本（十六巨册），从头到尾读了三遍，奠定日后研究的基础。又搜集报刊杂志、传记资料，并利用北大档案为材料，突破了过去学术史的藩篱。近年研究五四运动，更令我赞同傅斯年的观点：史料类型的积极扩充，是研究突进的关键因素。适逢其会的近代史材料大量刊布，为研究增添了丰富的多种面向。如果不能善加利用，未免辜负时代给予的机遇。

不过，就近现代史研究而言，报刊杂志的重要性仍当居首。我在台湾读研究生时，各大学和研究机关风气渐开。“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的开架，对文史学生来说尤为幸事。至今我记忆深刻的是，初次走进傅图的旧期刊区，拿起那些半世纪前的民国刊物，在逐册翻开逐页展读目录之时，顿时对半个世纪前的热点题目，获得亲切无比的整体认识。这种直接阅读的亲身体会，是我从香港到台湾读书的日常生活，也奠定对民国学术史的基本认识。博士后期间，应邀到台北胡适纪念馆整理胡适晚年藏书，更使我对学者的阅读生活及学术交锋有更深一层体验。

当然，细读有份量学者的著作，依然是重要灵感的来源。记得读到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时，见他强调：“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说众人创作时，“各竭其才智竞求超胜”。令我揣想：古人诗作也好，学术著作也好，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一种动态、相互介入的过程。换言之，人们向来都在大小语境中写作，而作品往往反映远近两个层面。所谓的大语境，指时代处境；小语境，指学术社群。远近层面，指的是“古事今情”之对照互映。对我这样做近代史的人来讲，近代学人的古史研究，往往有远近两层的思考。如果把他们的著作读回其著作时代，便可视为“局内人”的近距离观察，乃至是“局中”之论。这种认识和接近近代史的途径，成为我做政治史、社会史的重要资源。

学术与思想

与1920年代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转向考证学风以后，学者似乎失去了对普罗大众的影响力。您在书中引用了顾颉刚1931年的一个观察：他出门考察才发现“文化中心实在上海”，这里出版业云集，担负着输送文化于各地的责任；而北平学者“足不出北平城外”，对上海一地的思想潮流早已隔膜，此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已经成为席卷青年学生的最新思潮。林同济更讥讽学者把占着各大学、研究所的学报、专刊而“凭高作态”；寄身香港的钱穆也曾在情感激越下谴责当年北平学者“与时代脱节”，以致无法发挥领导社会的作用。您如何看待学术“专业化”和“公共性”之间的张力？

陈以爱：学术和时代的关系，太近或太远都是问题，这里有分寸的把握，也有个人不能掌控的部分。一般来说，学术专业化的代价，是公共性的降低。顾颉刚便深深感慨，《古史辨》一上来热闹非凡，一旦越考越细之后，公众就失去耐心，只想知道结论。罗振玉对王国维也说过，学术性和销售量适成反比，无可奈何。此外1925年以后，社会上对立气氛加深，也使人们更加谨言慎行。热心肠而关心世局的钱穆，以《国史大纲》面世为分水岭，此后发表的诸篇时论，就为他招惹了不少敌人。战后，他无意再返北京大学，宁可去江南大学执教，便是要远离是非圈子。1949年，钱氏南下香港办学，更长期受台湾地区主流学界排斥。在此时期的种种不愉快，港台故老多能言之。至于退守寡言如陈寅恪，虽备受胡适和傅斯年等人推崇，却自言“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罕有的一次例外，是他1932年为清华大学出国文试题，引来轩然大波后，为应付舆论而发表《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借机对胡适及其推动的中学国文改革作出严厉批评，但没有收到实质效果。二十年后，陈寅恪依然要用“附记”方式，揭出当年“对对子”公案底蕴，说明他内心针对的对象是“胡适之”（上联为“孙行者”）。这样一种笔墨，绝不能以个人恩怨解释之，实在是文化立场的迥异，不能不明白以告世人。

倘在和平年代，专业化和公共性的张力，虽然不可避免，而可适度缓解。解方所在，即是公共平台的建立。前面说到报纸副刊的作用，我想许多人都有经验：在我们成长阶段中，往往从报纸副刊或学人随笔，获得许多有趣味的学术和文化滋养。这些早年读物，在似懂非懂之际，默默形塑我们的知识品味和文化关怀；甚至对我们进入研究所后的选题，也起着个人未必自觉的潜在指引。回想当年在香港的中学和大学年代，《明报》和《信报》副刊和月刊，使我开始接触到许多文史学者的名字。到台湾后，更感受到《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副刊的权威性，它们经常刊载名学者的重要文字，有时篇幅还相当的长。如今回想，昔日港台报人和大学教授的公共写作，似乎延续一种“士大夫（或称：知识分子）精神”，由此养成的读者群体，维系着几代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感。时至今日，这种公共舆论的形成，文化素养的维系，仍要仰仗两个重要机制，一是报刊及其网络公共平台（如《上海书评》），一是大学中的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过去二十多年，我和一些朋友在大学校园中的努力，就是深耕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挑战和困难自然很多，甚至挫折感十足，却也未后悔。

《整理国故》有一节以民国学界瞩目的《水经注》案争议为中心，围绕“尊戴（戴震）”和“攻戴”两派，指出学者们看似“纯学术”的考据背后，暗藏着思想的交锋与对垒。胡适作为“尊戴”的一派，耿耿于怀二十多年，到1940、1950年代还要来重审此案，您对他着墨尤多。这部书稿完成于2002年，此后四年您都在台北参与胡适故居藏书的整理工作，随后写出《胡适的〈水经注〉藏本的播迁流散》一文（载于《九州学林》4卷4期、5卷1期），侦探破案般寻找胡适藏书的下落，写出一桩曲折动人的“案外案”。在这个过程中，您对胡适重审《水经注》案的心境、心态，有什么新的体悟吗？

陈以爱：我写博士论文时发现，在1920年代那场“尊戴”公案后，胡适多少以“当代戴震”自居。2003年，我应邀整理胡适纪念馆内中日文藏书时，有机会阅读胡适的《水经注》校本及研究残稿。当时感到胡适这一长达二十年的研究，显然有十分复杂的新旧交织的因素。于是，尝以“胡适考证《水经注》案的心路历程”为题，想要借此探究胡适晚年心境。其间，又曾以“与王国维的幽灵搏斗”为题，拟勾勒胡适面对王国维论述的竞胜心理，其中涉及两人早年对中西文化的歧见。后来偶然造访北京大学图书馆，顺道查寻胡适带不走的《水经注》校本，很庆幸在北大图书馆特藏室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室陆续有所发现，并涉入及澄清了胡适夫妇与次子思杜的家庭悲剧。于是，对于胡适当年仓促离开北京的经过，思杜留下为父亲保存藏书的旧事，写进《胡适的〈水经注〉藏本的播迁流散》一文。与此同时，也推动台北胡适纪念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合作，最终出版了《胡适藏书目录》四册（2013）。邹新明先生为《藏书目录》所撰后记，对这段合作因缘作了详细的叙述。

顺带一说，在整理胡适晚年藏书时，他在学人著作上的批注，特别引起我的兴趣。这些学人包括：王国维、陈寅恪、张荫麟、冯友兰、钱穆等先生。从“胡批”可知，他对王国维敬意很深，批评之词也最为严厉。我向馆方建议，这些眉批应尽早影印面世，可惜迄今未能做到。我还注意到，胡适藏书中有关朱子者不少。我发现他对朱子由衷尊敬，而且隐然以当代朱子自许。后来重读《胡适口述自传》，发现胡适以朱子的继承者自居，印证了我博士论文中的见解。

《胡适藏书目录（全四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3164页，1680.00元

《整理国故》的结尾写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文化状况，1980年代的“文化热”之后是1990年代的“国学热”，与您所研究的1920至1930年代间“思想”和“学术”的轮番登场遥相呼应。您在写作时，心中的问题意识是否与现实有关？您认为两个时代的“思想淡出，学问凸显”有何异同？

陈以爱：1980至1990年代，中国发生从“文化热”到“国学热”、从“思想史”到“学术史”的转折。我从1987年入香港中文大学就读以来，真正亲身体验了这个过程和变化。那时内地流行的丛书刊物，很快成为中大学生读物，几乎可以说是同步阅读。之后，旧书重印和史料新刊热潮，更直接促成“学术史”的黄金时代。回想这些热潮发生，大致有几个背景：一，通过旧书重印，重新理解近代中国的世界。二，民国学人身影未远，而典型犹存，提供人格典范。三，提供视野及方法，有助寻找学术研究途径。这些看似“复古”之举，其实是面向“未来”。若用我那本书结论用语，即是“寻找一个学术研究的传统”。当年旧书重印热潮中，质量很高、影响特大的，当属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和朱维铮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这些经典名著的重印，提升了品味，设定了标准。指示途辙，真是功德无量。那时，几乎人人都对学术史深感兴趣，各路高手大显身手，对初入学林的年轻人而言，得到很多学习和观摩机会。而直接阅读前辈学人著作，更是受益匪浅眼界大开。这些得益有三方面：一，从前辈学人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习得运用及解读材料的本领。二，前辈学人对中外历史的看法，即便不全然正确或充分，依然对后人深具启发性。三，前辈学人的士大夫意识，使其研究往往有当代层面关注。若把这些转化为近代史课题，则有助理解中国近代的根本变迁。我们看看学有所成的当代学人，几乎都做过或关心近代“学术史”，便可从中得到消息。

不过，正如“思想史”不能没有具体内容，“学术史”也不能老是架空地说。近代中国的复杂问题和巨大变迁，还需要从政治、社会、商业、经济等面向去考察。新旧材料纷纷面世之际，我们这代人更不应停留于少数人的眼光，满足于言论界的片面意见。换言之，经过“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启迪，接下来应当学习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挽起袖子来整理错综的史料杂丛。历史学徒都应当会同意，所有重大问题的考辨，都必须以具体现象为基础。宏观和微观的眼光，也必然交替着不断推进。王国维说得好：“天下事，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国学丛刊》序）学术研究是一代接一代的长跑，前辈学者都已尽了他们的努力，现在且看这代人要交出什么样的成绩单。

学风转换的同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在上世纪末迎来了全盛时期，您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如今又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近来似乎“重返政治史”成为一种现象。其他专门史也成为学人研究的课题，特别是新兴领域（环境史、情感史等）应时而出，您对历史研究领域，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风气有什么新的观察吗？

陈以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学术史风行一世，有特殊的时代背景；近年“重返政治史”，也自有其合理性。更何况中外史料丛出，各种数据库陆续架设，许多课题都可以有新的理解，或者有重新讨论的可能。但基于种种原因，近现代史研究仍处于“粗胚”阶段。好多重要人物、重大课题、重大事件，不能说已经弄明白了。五四运动是一例，新文化运动又是一例。这种学术研究的荒疏状态，对后学投入造成重重障碍，也因此富有挑战性及无限可能。不过，研究前景仍存在消极因素，包括：评鉴机制的不合理，导致后学过早缩短视野；期刊字数的限制，使研究严重套路化。如果这些因素不及早调整，恐怕只能获得虚假的繁荣。不过，我愿借王国维的话作结：唯“豪杰之士能自树立”（《人间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