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专题｜赵灿鹏：晋惠帝与玛丽王后——肉糜·蛋糕·神圣性的消逝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2026年6月出版，全十册，780.00元

晋惠帝/贾后、路易十六/玛丽王后，这两对帝王伉俪，分别属于三至四世纪的中国与十八世纪的法兰西，关于他/她们，我们最先想到的只是“肉糜”与“蛋糕”之问。在遥远的时空大川之上回望，逐一点拣，他/她们在历史舞台上担纲的剧情非常相似，其人物个性、生理表现、权力谱系，以及历史处境与时代命运，似乎颇多共性，让人感觉惊诧无比。此处不暇细数，那些历史脉络的隐性联结，且让我们留给将来的比较历史学者去谈。

历史啊，有谁会对那些似曾相识的巧合视而不见呢？！

一

法国大革命时期，公元1793年，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妮（Marie Antoinette，通译作玛丽·安托瓦内特），先后被革命者送上断头台。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特别的事件，象征着君王神圣权力的消逝，标志着世俗化时代的来临。

身穿宫廷服的玛丽王后，让-巴蒂斯特·安德烈·戈蒂耶-达戈蒂（Jean-Baptiste André Gautier-Dagoty）绘于1775年。

据说玛丽王后有一句非常无情的话，成为她万恶不赦的罪证，广为世人传扬：当她听说人民没有面包吃的时候，竟然嗤之以鼻：“那就叫他们吃蛋糕吧。”（法语：Qu’ils mangent de la brioche. 英语：Let them eat cake.）按brioche是富含奶油和鸡蛋的高级西点，在法国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奢侈食品。

这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典故之一。读者往往会联想到，早在一千五百年前的中国，有一句意义类似的话。

西晋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晋惠帝司马衷，据说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国政荒乱，人民生活困苦，路有饿莩。他听说以后，就问道：“如果人们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喝肉粥呢？”这句话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言，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

有关史料记载主要见于《晋书》卷四《惠帝纪》：

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

《太平御览》卷九七引《晋书》“饿死”作“馁甚”，文字略异，疑为别本《晋书》。《资治通鉴》卷八三《晋纪》五的记载与《晋书》相似。

因为这句话，晋惠帝竟然获得不朽的名声。宋人陈善称他是“古今天下一人”（《扪虱新话》卷一三），即是空前绝后的意思。明代人喜好议论，孙绪把他评作“天下第一愚人”（《沙溪集》卷一一）；顾大章称他为最“愚瘖而可笑者”（顾大章《诸曹佞台谏说》，《明文海》卷一〇九）。众口可以烁金，何况白纸黑字，在史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即使起晋惠帝于地下，亦恐百口莫辩。

然而事或有不然。先说玛丽王后的“蛋糕”公案。

现代历史学家已经得出结论，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玛丽王后说过那句名言。“那就叫他们吃蛋糕吧”是一个“王室老笑话”，关于其起源的多部漫长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即路易十四的王后玛丽-泰蕾莎（Marie-Thérèse）。有学者指出，卢梭曾在他的自传《忏悔录》中引用过那句傲慢的“蛋糕”的话，而那时玛丽·安东妮只有十岁。人们之所以持久地把她的冷漠无情与烘焙食物联系在一起，应该另有原因。也许是因为她在一个食物短缺、民不聊生的年代，到处展示她用粉末（原料之一为面粉）涂饰的结婚蛋糕发型（英国作家安东尼娅·弗雷泽[Antonia Fraser]于2001年出版的传记《玛丽·安东妮：她的旅程》[Marie Antoinette: The Journey]第九章对此有较多讨论，参见[美]卡罗琳·韦伯著《时尚女王与法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五章）。

德国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在其名著《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作出另一种解释：

维特鲁德·茨格勒（Wiltrud Ziegler）......说，她发现了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那应该是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这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法国人多次经历的——晚餐时间。在皇宫下的广场上有着拥挤的人群，他们向上面的窗户讨着要面包。玛丽·安东妮在餐厅里看到了这些，就开始寻找，但是她没有看到面包，因此就指着桌上的蛋糕说：“如果没有面包，为什么不把蛋糕给穷人们？”

诺尔-诺依曼进一步指出：“当公共舆论一旦变得不友善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每一步、每一句话都会很容易地被转变为武器。”玛丽王后根本没有想到，她为革命民众即时提供了强大的宣传武器。

那么，晋惠帝呢？那个流传千古的“肉糜”之问，究竟其真实的意涵是什么？

现代语用学与话语分析理论的研究表明，每一句话都有语境，语境有多个层次（言内/言外、显性/隐性、静态/动态、目的/情境、知识/信念、心理表征/社会关系等），十分复杂。简而言之，语言的意义必须在具体的语境结构和社会因素中理解（参见Teun A. van Dijk,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其中第三、四章是核心部分）。我们想知道，晋惠帝提问的环节是怎么样的，时间、地点、场合，谁在说话，谁在听，用什么语气，其始末根由如何？但是史书的记载其实不很清楚。西晋去今久远，史籍大都亡佚，除了前引唐修《晋书》记载以外，未见有其他史料可作证明（清人汤球等辑《九家旧晋书辑本》《众家编年体晋史》皆不载此事）。《晋书》所记，似乎过于简约，意义较为模糊。

晋惠帝还说过另一句傻话，是在做太子的时候：

帝又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晋书·惠帝纪》）

他在皇家园林听到虾蟆的鸣叫声（虾蟆为青蛙和蟾蜍的统称，此处疑为青蛙），就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这些虾蟆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

《太平御览》卷四九九引王隐《晋书》有较详细的记载：

谶书有虾蟆当贵。惠帝在宫时，出问左右：“此鸣是官虾蟆，为私乎？”贾胤对曰：“在官地中为官虾蟆，在私地中为私虾蟆。”于是世间遂传此语。

《水经注》卷一六《谷水》引《晋中州记》的细节更多：

惠帝为太子，出闻虾蟆声，问人为是官虾蟆、私虾蟆？侍臣贾胤对曰：“在官地为官虾蟆，在私地为私虾蟆。”令曰：“若官虾蟆，可给廪。”先是有谶云：虾蟆当贵。

居然要给虾蟆发放俸禄，真是天真之极。晋惠帝立为太子的时候不过九岁，继位时三十二岁，作储君的时间甚长。这种问答，如果出自一个孩子，虽然可笑，也很可爱，对于未成年人，原不必加以苛责。

王隐《晋书》载“于是世间遂传此语”，可知“虾蟆”之问，有一个辗转流布的过程，经过口耳相传，会有变形走样的可能。而“肉糜”之问的前因后果，就不太清楚，现在流传的“段子”，已经是掐头去尾的简约版本（由此可以表明，唐修《晋书》与旧本《晋书》相比，有删略不当之处）。

翻检群籍，我们发现明代学者杨慎（字升庵，1488-1559）有一个论断：

《晋书》载惠帝闻蛙鸣，问为官蛙私蛙，见饿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眛甚矣。及荡阴之败，兵人引嵇绍斩之，帝曰：“忠臣也，勿杀。”绍血溅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数年，何其怎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虚或实，必居一于此矣。（《太史升庵文集》卷四七《晋惠帝》）

晋惠帝统治时期发生毁灭性的“八王之乱”，在永兴元年（304）荡阴战役中，百官及侍卫逃散，晋惠帝身边的近臣嵇绍（他是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之子），舍身捍卫君主，不幸为乱兵射杀，“血溅御服，天子深哀叹之”（《晋书》卷八九《忠义·嵇绍传》；《水经注》卷九《荡水》引卢綝《四王起事》记载较详）。此处史书所记，表明晋惠帝具有正常的价值判断，其言行合乎人情道理。前后不过数年之间（晋惠帝发问“何不食肉糜”，《资治通鉴》系于元康九年［299］），同样一个君主的表现，何以有如此显著的差异？杨升庵因此得出结论，历史记载有的真实，有的虚妄，言下之意，是说“何不食肉糜”之事，或许并不可信（吕思勉亦以为《晋书·惠帝纪》所记昏愚之事不足信，参见氏著《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三章第一节）。

杨升庵是明代最渊博的学者。在嘉靖初年惊涛骇浪的“大礼议”之争中，他作为反对派的中坚人物，受到皇帝的严厉惩罚，被流放到云南西部边境的永昌卫（今保山市），终生戍边服役。长达三十五年的流放生涯，远离学术文化中心，历经艰难困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勤学苦思，具有强烈的批判思维，真是令人钦佩。

二

晋朝的开国历史，展卷即是黑暗的政治波澜。司马懿父子三人，权谋狡诈，无所不用其极，终至于实现“篡夺之志”。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云云，成为流传千古的典故，岂偶然哉。

传说东晋明帝时，向大臣王导请教本朝开国历史，听到前代各种残酷政治手段（特别是司马昭弑君杀害高贵乡公曹髦之事），不禁羞愧难当，“以面覆床”，不忍视人，感叹说：“如果这样的话，晋朝的国祚怎能长久！”（《世说新语·尤悔》，又见《晋书》卷一《宣帝纪》）后赵国君石勒亦曾云：

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

当时持有这样看法的人，可能不在少数。阴谋权诈成为晋朝政治诸层面的主线，埋下了政治文化极不稳定的因子。

但这个还不是关键，更为重要的是帝王权威的下移，以至于神圣性的消逝。（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二说：“唯至于晋惠帝之时，有天子而无之，人欲为天子而不相下，群不知有天子，而若可以无天子者。”此论精彩。）

即使有关晋惠帝心智愚暗的记载不尽合乎实情（刘驰《六朝士族探析·晋惠帝白痴辨》、朱子彦《晋武帝传》第九章根据精神病学原理，结合史料分析，指出晋惠帝并非白痴，其身体及精神状态基本属于正常），但是从他在位十七年间的实际表现（俗语云“路遥知马力”，这个时间长度足以说明问题），可以看出他的政治能力欠缺，是一个资质平平，甚至低下的男子，缺少韦伯所说君主所必须具备的“奇理斯玛的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一种天赋的感召力。

早在晋惠帝即位之前，有关其智力与政治能力的高下，在西晋朝廷之上，有过旷日持久的质疑与争议（相关史料数量颇多，很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史载“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晋书·惠帝纪》），已经事先破坏了他的公共形象，预示了糟糕的未来。

太熙元年（290）四月，晋武帝驾崩，晋惠帝继位，改元永熙，立妃贾氏为皇后。这一年皇帝三十二岁，皇后三十四岁。下距五胡乱华，中原鼎沸，前赵攻陷洛阳，不过二十年的时间。

蔡东藩《两晋演义》插图

这一对正当盛年的夫妻，绝非撑持大厦将倾的西晋王朝的理想人选，他/她们即将要扮演的，是为祖父司马昭，甚至是为曾祖父司马懿量身打造，连他们的父亲、晋武帝司马炎都不堪重负的角色（这里借用法国史家弗朗索瓦·孚雷撰写的路易十六传记的语言，参见《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人物卷》，商务印书馆，2022年）。

我们回过来说晋惠帝的婚姻。婚礼于泰始八年（272）举行，新郎十三岁，新娘十五岁。

从最初走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贾后在舆论中就似乎显得一无是处。请听晋武帝尖刻无比的评语：“贾公女有五不可......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晋书》卷三一《后妃上·惠贾皇后传》）性格不和淑，生育能力不足，貌又不美。如此怎么办呢？

贾后原生家庭的亲子关系颇不正常。她本名南风，父亲贾充是晋朝佐命功臣，其前妻为大臣李丰之女，李丰在反对司马氏的政变中失败被处死之后，贾充离婚，再娶郭氏，所生长女即贾后。郭氏“性妬忌”，生子黎民，年方三岁，被乳母抱在怀里。贾充回到家，孩子开心大笑，“充就而拊之”，郭氏以为乳母与丈夫有私情，“即鞭杀之”，孩子思念乳母，发病而死。后来又生一子，周岁以后，乳母抱着孩子，“充以手摩其头”，郭氏产生疑虑，又杀乳母，“儿亦思慕而死”（《晋书》卷四○《贾充传》）。此事亦载于《世说新语·惑溺》，“充就而拊之”作“充就乳母手呜之”，余嘉锡《笺疏》引周祖谟曰：“呜之者，亲之也。”余先生认为，《世说新语》《晋书》所载郭氏之妒悍，“或晋人恶充父女者过甚之辞也”。此说很有道理，但仍不能抵消晋武帝“贾家种妒而少子”恶评的真实涵义。

史载贾后为太子妃时，“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其残酷程度，较其母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作为心理分析的古代素材。惠帝即位以后，当时出现许多有关贾后的绯闻，对贾后进行人身攻击，说她与太医令程据等有私情，包括与美貌的洛南小吏私通，言之凿凿，活灵活现。这些故事内容未必都是真实的，但它们会败坏名声。洛南小吏的自述中说，贾后“年可三十五六”，可见贾后的声誉与形象，在她成为皇后不久已经被完全破坏。史书中关于她的记载，对她的性格所作评论，“妒忌多权诈”“性酷虐”“暴戾”“荒淫放恣”，几乎完全是负面的，充满恶意。

晋顾恺之作《女史箴图》摹本残卷，大英博物馆藏，题诗是大臣张华讽谏贾后的作品，主旨为规诫宫廷女性遵循道德礼教。

《女史箴图》摹本残卷局部

贾后具有强劲的政治手腕与决策能力（参见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庭网络》第四章第三节；季社建《西晋五十年，二六六至三一七年历史现象考述》第七章，亦以“元康年间的宁静世道与诡谲朝局”为题，指出贾后在用人、治事、理政方面的特别长处），但从政治伦理角度衡量，则有较大的缺陷。（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说：“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对于政治家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激情与判断力都要有切实的方向，责任感又从何说起，所以她不能如武则天那样，开创自己的时代。）而晋惠帝的愚暗庸碌，贾后的酷虐邪恶形象，成为西晋后期政治图景中的不信任底色，贾后专政所造成的政治混乱，与此种因素密切相关。

试以当时皇帝诏令的非正常运行问题为例。整部《晋书》中出现“矫诏”的语例有四十六处，数目居“二十四史”之最。这些记载所涉及的史事，主要发生在晋惠帝统治期间，并且沿及东晋时代，成为一种负面的政治文化遗产。

历朝历代几乎都有权臣窃取国柄，出于阳谋或者阴谋，冒称皇帝诏敕号令天下的情况，但一般都不得已而为之，视之为非正常方式，不敢明目张胆地运用，维系政治秩序的“忠义”等儒家正面价值，犹起着相当的制衡作用。在西晋后期历史中，大量“矫诏”事例的出现，当事者心知肚明，公开明白宣示。此处除了表明帝王权威与神圣性的消逝（东晋门阀政治“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与此不无关系；语序是王在马前，似可注意，参见马以谨《再论“王与马共天下”》论文），也反映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价值体系正在崩溃（《晋书》卷九四《隐逸·董养传》载其言曰：“天人之理既灭，大乱作矣。”以君臣大义为念，正可为此处下一注脚），所谓礼崩乐坏，就是这个意思。

三

晋惠帝经历政局变幻之频繁，亦为历史中所仅见，我们从贾后被杀以后，继主中宫的羊皇后的悲惨人生，可以见出端倪。

马骀编绘《美人百态画谱》里的羊后

羊皇后名献容，所处为西晋政治最混乱的时期，在走马灯式变幻的权力场中，自永康元年（300）至光熙元年（306），凡六年之间，迭经废立（立-废-复-废-复-废-复-废-复），“忧逼折辱，终古未闻”（《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其身世之无常，可以说是创下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项纪录。

这个苦命的女子，史书中也称她为“一枯穷之人”，处于覆巢危卵之下，命垂一线。毕竟天道恒常，无往不复，羊皇后否极泰来，竟然因祸得福，后半生有一段奇遇，得以善终。

史载：

洛阳败，没于刘曜。曜僭位，以为皇后。因问曰：“吾何如司马家儿？”后曰：“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贵为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尔时实不思生，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爱宠之，生曜二子而死，伪谥献文皇后。（《晋书》卷三一《后妃》上《惠羊皇后传》）

刘曜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前赵的国君，“身长九尺三寸”，须髯“皆长五尺”，“善属文，工草隶。雄武过人”，“自比乐毅、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是文武双全的英雄人物。反观《晋书·惠帝纪》，关于人君的相貌（堂堂），不见只字记载，惠帝的男子气概，当远逊斯人。刘曜问羊皇后：“吾何如司马家儿？”白话直译就是：“我比起司马家的小子怎么样？”其志得意满，溢于言表。比什么呢？——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当然修齐治平都有，“始知天下有丈夫”，也许还有亵玩的意味。

蔡东藩《两晋演义》插图

永嘉五年（311）洛阳失陷，“（刘）曜、（王）弥等遂陷宫城......幽（怀）帝于端门，逼辱羊皇后......”（《晋书》卷一○○《王弥传》），“迁（怀）帝及惠帝羊后、传国六玺于平阳”（《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史书不知何以单独表出羊皇后一人，或有讥其失节的意味。《晋书》卷五《怀帝纪》记“（刘）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卷三一《后妃传》上有《怀王太后传》，而不载怀帝后妃，似为阙略，当有不忍言者。（《太平御览》卷一三八引臧荣绪《晋书·梁皇后传》：“怀帝即位，为皇后。永嘉中，没胡贼。”）

羊皇后的一番话，不无委曲求全之意，而其中自有真切感受。十年之间，东西播迁，南北飘蓬，苦难无尽，濒临死境者，再三再四。不然，又如何呢？

羊皇后遇见她的“真命天子”刘曜，获得了美满的爱情。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这好比成人闯入童话故事一般，令人难以置信。）他/她们在一起生了三个儿子（《晋书·后妃上·惠羊皇后传》作“生曜二子”，不确），刘熙为皇太子，刘袭封长乐王，刘阐太原王，家庭幸福，尽享荣华富贵。

不仅如此，羊皇后成为前赵皇后，且获得政治活动的空间，成为沟通关陇汉人士大夫的桥梁（参见路洋《十六国汉赵政权皇权体系构建研究》第四章第二节）。“时曜妻羊氏有殊宠，颇与政事”，“羊氏内有特宠，外参朝政”，都城长安发生地震，史家也怪罪到她头上，说是“阴有馀之征也”（《晋书·刘曜载记》）。羊皇后前半生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饱经历练，富于政治经验，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羊皇后于前赵光初五年（322）去世以后，刘曜不听从大臣的劝谏，予以厚葬，为她建显平陵，亲临现场规划安排，费用以亿计算（刘曜同时为其父建永垣陵）。此举造成虐政，亦足见其深情所系。再往后，刘曜前妻所生子刘胤归来（此前在内乱中流亡），其文武才略，受到刘曜器重，几欲行废立太子之事，经大臣劝阻，“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宠，哀之不忍废，乃止”。刘曜和羊皇后，感情深挚绵长，堪称传奇，虽然苦涩，这是一个曲折的浪漫故事。

羊皇后沦陷于异族，她和刘曜的爱情纪事，由传统政治文化的立场看来，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也许说是“耻辱”更为恰当。（明人黄淳耀《陶庵全集》卷九《羊氏女》诗以“遗秽青史”责之。蔡东藩《两晋演义》第三十二回：“羊氏曾为中国皇后，乃委身强虏，献媚贡谀，我为中国愧死矣。”参见刘洁《试析西晋惠羊皇后的悲剧人生》论文。）这种“不正经”的内容，竟然会以浓墨写入史书，令人费解。本来可以将编纂方式作调整，比如隐藏在书末的《刘曜载记》里，不那么引人注目，也可将就，但是放在全书列传之首的《后妃传》，系以“惠帝”标签的《惠羊皇后传》里，就引人注目，再加以“深描”刻画，岂不闻俗语云“夺妻之恨”乎？晋朝天子颜面何存。按照传统正史的书写方式，“洛阳败，没于刘曜”之后，纵使不用曲笔（写“不知所终”四字），亦可用“事见《刘曜载记》”六字，迂回加以掩饰。史传全文收录刘曜与羊皇后的一番对话（臧荣绪《晋书》已然如此），不知出于什么考虑？

唐修《晋书》的时代，在晋朝过去二三百年之后，无须避讳禁忌，较少曲笔回护，据事直书是其优点。唐太宗亲自撰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论赞，提出明确的批评意见，就有为全书设立基调之意。这在历代正史中是较为罕见的。《晋书》广泛采录别史杂书，史传多见奇闻异事，有些近于芜杂不经之谈。也正因为如此，考文论世，管窥蠡测所及，从细节处见精神，以至于字里行间，透露出“缙绅先生难言之”“不雅驯”的真相与隐私（于溯称之为弱文献、弱干预环境下的佚事型史料，它具有多元的口径、复杂的视角、戏剧的情节、灵活的形态，可以抵抗糟糕的文献环境，利用弱干预的时机，把社会记忆输送给后人，参见氏著：《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第四章，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此种历史书写方式，看似与《史记》遥相呼应，比较《汉书》以降的正史传统方向有所偏离。这是《晋书》特别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