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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笔会主席迪纳乌·孟格斯图上任仅7个月便宣布辞职，导火索是该组织公开反对针对以色列的文化抵制。一个以捍卫自由表达为使命的百年组织，因为“抵制是不是言论自由”，再次把自己撕成两半。
孟格斯图7月9日通过邮件确认辞职。他说，这个决定并非轻率作出，自己已经在董事会工作约10年，但没有进一步解释去向。美国笔会随后证实他已经离任，同样没有公布接任者。
孟格斯图辞职前，美国笔会刚刚发表一篇名为《无声的暂停》的长文。文章采访了30多名以色列和犹太作家、出版人及经纪人，称他们在加沙战争爆发后遭遇出版拒绝、活动取消、网络围攻和职业孤立。
文章把一条真实而尖锐的行业现象摆上桌面。
耶路撒冷文学经纪人黛博拉·哈里斯表示，她过去每年通常能把5到10部以色列文学作品卖到美国。2023年10月7日以来，一部都没有卖出去。有些合作多年的编辑不再回复，还有编辑直接要求她不要继续推荐以色列作家。
一些受访作家称，他们被建议删掉小说里的犹太人物，淡化以色列背景，甚至不要在书封介绍中写明自己的国籍。还有出版从业者拒绝为以色列作者做宣传，迫使出版社临时更换团队。
美国笔会把这种现象称为对自由表达的威胁。
真正点燃孟格斯图辞职的，是文章对文化抵制的明确表态。
美国笔会承认，作家有权参加抵制，也有权宣传抵制。但该组织同时强调，自己反对文化和学术抵制，因为这会阻断文学、艺术和知识的跨国交流，并伤害被抵制机构及所在国家人员的表达权利。
这套说法听起来像在两边找平衡：你有抵制的自由，我也有反对抵制的自由。
孟格斯图不接受这种平衡。
他认为，美国笔会一边声称保护抵制者表达意见的权利，一边又把抵制本身描述成对自由表达的威胁，实际上仍是在“保护一部分权利，却不保护另一部分权利”。对一个以自由表达为招牌的组织而言，这种做法在他看来“不合道德”。
争议背后是席卷欧美文化界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
2024年秋季，超过7000名作家和文化从业者签署承诺，拒绝与被他们认定为参与压迫巴勒斯坦人，或者对相关行为保持沉默的以色列出版机构、文学节、媒体和经纪公司合作。声明写的是抵制机构，不是抵制作家个人。
问题出在现实操作。
美国笔会采访的多名作家称，机构抵制落到出版市场后，很难始终划清机构与个人的界线。一本书可能只是作者来自以色列，或者书里出现犹太人物，就失去出版、宣传和参加文学活动的机会。
抵制者则认为，文化机构不是与政治无关的真空。部分以色列出版机构、大学和文化项目接受政府资金，或者被指参与粉饰占领政策。拒绝与这些机构合作，是非暴力施压手段，不等于禁止个人写作。
双方争夺的已经不是一本书能不能出版，而是谁有资格定义“自由”。
美国笔会认为，文化抵制会堵住作品传播的通道。孟格斯图认为，一个自由表达组织不能以保护交流为名，否定巴勒斯坦支持者选择抵制的政治权利。
这场冲突并非突然发生。
2024年，大批作家指责美国笔会对巴勒斯坦作家和记者遭遇的伤亡、压制反应迟缓。数十名文学奖候选人退选，数百名作家拒绝参加活动，最终逼得美国笔会取消年度文学奖典礼和世界之声文学节。
孟格斯图当时没有退出。他留在董事会，并公开表示，美国笔会需要承认错误、修复关系。
2025年12月，他被选为主席，同时担任董事会主席，原定任期两年。他上任时把“修补和重建”与作家群体的关系列为任务，尤其希望争取那些认为美国笔会没有充分支持巴勒斯坦作家的人。
七个月后，他选择离开。
美国笔会刚从上一轮抵制中恢复，2026年的世界之声文学节也已经重新举行。主席突然辞职，让这个百年组织再次失去最重要的政治缓冲者。
孟格斯图的离开不会结束争论，反而把问题推得更尖锐。
抵制一所文化机构，是公民在行使政治权利，还是在堵住别人的表达渠道？
拒绝出版一名以色列作家，是反对以色列政府，还是把国家行为算到个人头上？
一家自由表达组织可以保护抵制者说话，却公开反对他们采取抵制行动吗？
美国笔会没有给出让所有人信服的答案。它最新的答案，先让自己的主席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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