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来源：经济日报）
转自：经济日报
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启动、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创设推出、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再添增量举措、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升级……2026陆家嘴论坛一系列金融开放重磅政策密集落地，清晰勾勒出我国金融开放的进阶轨迹：从早期通道式、数量型的规模扩张，转向深层次、制度型的质量提升，中国金融开放正稳步迈入规则重构的深水区。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如何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守住安全底线，如何通过规则重构培育制度竞争力，成为新阶段金融开放必须答好的核心命题。
制度型开放的标志性突破正在多领域落地，中国金融开放的“含金量”持续提升。
外汇市场方面，新增6家全国性银行获得授权直接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相关平台累计成交量突破2500亿美元。此举既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基础设施、提升市场流动性，为纾解两地汇差套利问题提供了市场化解决方案，更从底层重塑了人民币资产定价机制，是布局人民币全球定价权的战略举措。
货币合作层面，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的创设具有重要意义，该工具允许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以高等级债券为质押，直接获取人民币资金，操作标准化、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回购利率与境内政策利率挂钩，打通了政策利率向离岸市场的传导通道，从制度层面夯实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基石。
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在于将风险防控内嵌于制度设计，实现开放节奏与管控能力的动态匹配。我国金融开放的渐进式路径，本质上就是在开放收益与风险可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这也是我国金融开放行稳致远的关键。从国际经验看，金融开放的风险往往不在开放本身，而是在开放过程中的制度真空和监管滞后。不同于通道型开放重视规模扩张，制度型开放更强调规则的系统性与可预期性，将风险防控贯穿全过程。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从通道打开转向制度接轨，意味着我国的金融开放不再是单点突破的政策红利，而是体系化的制度竞争力构建，其背后是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治理逻辑，是“以开放促改革、以监管保安全”的实践深化。
统筹开放与安全，要以系统思维完善制度供给、夯实治理能力。监管部门的部署已清晰体现这一思路：证监会一方面持续拓宽开放维度，加快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落实QFII制度优化方案并推动其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支持香港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多维度提升外资配置中国资产的便利度和风险管理能力；另一方面扎紧监管篱笆，健全跨境监管协调机制，强化信息共享和日常监管，坚决打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在开放中维护市场秩序。国家外汇管理局围绕“四个深化”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推动从渠道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从业务便利转向主体便利，从外汇管理转向本外币协同，从汇兑环节转向全链条管理服务，同样是将开放与风险防控一体设计的制度安排，为下一阶段高水平开放勾勒了清晰路线图。
面向未来，推动制度型开放走深走实，仍需保持战略定力，重点在3个方向持续发力：
一是深化制度对接，对标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金融监管透明度、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投资者保护等领域加快改革，提升规则的一致性与可预期性，将短期开放红利转化为长期制度竞争力，吸引更多长期“耐心资本”配置人民币资产。
二是补上能力短板，依托离岸交易、跨境投融资等开放试点，推动国内金融机构提升全球资产配置、风险管理、做市报价能力，培养复合型国际化金融人才，夯实高水平开放的微观主体支撑。
三是筑牢安全防线，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丰富逆周期调节工具储备。完善跨境监管协调机制，与主要金融中心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安排，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在持续扩大开放中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开放的力度决定发展的高度，安全的底线决定前行的远度。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不断在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中提升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必将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更加持久强劲的金融动能。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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