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观察｜韩绪：谈审美，需要勇气——数智媒介转型中的审美失序、成因与重建

摘要

abstract

在数智媒介转型背景下，审美由个体经验转向受算法与平台机制塑造的感知结构，“美”的问题由本体追问转为现实条件中的成立问题。文章通过“丑书”“丑玩偶”“丑设计”等现象，指出“丑”已成为可见、可消费的日常审美形态，其成因涉及信息过剩、专业性消解、传播机制放大及社会情绪外化。同时，主流审美的精神向往减弱，审美失序加剧。应通过缓慢、节制、坚守重建审美能力，并警惕AI对判断力的侵蚀，使美回归合宜与分寸，重申其作为时代精神尺度的意义。

关键词 审丑 数智传播 媒介 审美失序 审美重建

有些事物，从古至今都无法让所有人信服地给出定义或结论，但是并不影响人们反复去讨论它。美，就是这样一个话题。美之所以值得被一再讨论，并不只是因为它关乎艺术、设计和生活方式，更因为它始终牵连着一个时代，如何去理解人、如何重拾感受、如何确认价值。也正因此，重谈审美确实需要勇气。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再只是“美是什么”的古老问题，而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美还如何成立”的现实问题。审美不再只是品评对象的外表，不再只是判断某件作品是否悦目、某种风格是否高级，它已经深入媒介机制、日常生活与社会情绪之中。若脱离这些条件空谈美丑，往往只会落入抽象的判断、情绪化的好恶，或者失去现实针对性的道德责难。

一、时代之变与审美之问：在主动互联网与被动智媒体的交界处谈美

关于美的讨论，不应该脱离其时代，恰如石涛所言“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不仅在于艺术创作的形式语言会随时代转变，也在于审美本身的生成机制会随着媒介环境、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而变化。今天我们谈审美时，必须首先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两个大时代的交界：“主动的互联网时代”和“被动的智媒体时代”。

所谓“主动的互联网时代”，意味着个体仍然保有一定的信息主动权：人们需要搜索、选择、比较、判断，才能接近某种内容。尽管信息已经开始泛滥，但主体尚有“主动寻找”的动作；所谓“被动的智媒体时代”，则意味着平台、算法、推荐系统正在接管人们的注意力路径。人们未必主动寻找，却不断被“投喂”、被包围、被塑形。此时，审美经验不再只是个体修养的自然结果，而越来越多地成为技术分发、平台机制与情绪动员共同作用的产物。于是，“美”的问题也从“个人偏好”转向“被建构的感知”。我们今天所喜欢的、厌恶的、反感的、追捧的，很多时候并非出于充分比较后的自由选择，而是在连续不断的推送、模仿、从众与社交认同中逐步形成的。

因此，前文说需要勇气，就在于必须承认：我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以纯艺术、纯修养、纯趣味的方式来讨论美。审美本身已深陷时代结构之中，尤其深陷数智媒介所带来的感受方式重构之中。

二、显性现象：当“丑”成为一种被看见、被消费、被模仿的日常存在

还是从现象说起吧，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今天“丑”的显性现象正在大规模地进入日常生活，并以一种并不羞怯、反而颇为强势的方式占据公共视野。

首先是“丑书”和“丑字”，我把它们归结为：信息超载的大声说话，人人书写导致的恣意表达。汉字书写，本是一个与训练、法度、节制、气息相关的过程，中国、日本分别用“书法”和“书道”来尊称它，但在今天，不见笔墨之间的分寸与涵养，而是“我要说”“我敢说”“我声量大”。字体的扭曲、结构的失衡、粗暴的视觉夸张，是故意以反规范来显示个体姿态，“丑书”“丑字”在某种意义上对应的是一种“拒绝被规范”的表达冲动。它与社交媒体上的高声量文本、标题党、情绪化评论、粗暴立场表态，共同构成了当代审美中“以声量代替质量”的倾向。

其次是“丑玩偶”，如拉布布、“哭哭马”、“老鼠干”等（图1）。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圆润、甜美、和谐的可爱物，而往往通过怪异、夸张、失衡、略带阴郁与荒诞的造型获取吸引力。其成功恰恰说明，今天的消费并不总是趋向“美好形象”，而可能更青睐一种“有态度的怪”“有辨识度的丑”。这类形象之所以流行，一方面是因为视觉疲劳后，人们对常规的“美” “萌”产生了腻味；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怪异玩偶承载了当代人的情绪投射——疲惫、无奈、叛逆、无趣，甚至是一种“我就这样”的心理自我表征。

图1 “老鼠干”玩偶，一款流行的二次元自制周边，特征包括充棉少、做工粗糙及肢体扭曲不平，因外形神似风干老鼠得名，但不含贬义 摄影/@mantisi41

再次是“丑宠物”，如蟾蜍、鬣蜥等。传统宠物审美往往指向柔软、亲近、顺从、抚慰，而这些动物的走红，则显示出一种反向趣味：人们从不舒适、不常规甚至带有陌生性的生物形态中，获得了区别于大众趣味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既包含反传统审美的意味，也折射出个体试图通过“我喜欢别人不喜欢的东西”来确认独特性的心理需求。

“丑用品”也体现出类似逻辑，如部分汽车设计。近年来，一些汽车外观设计以过度锋利的线条、夸张的进气格栅、情绪化的前脸语言，追求强烈刺激和瞬间识别。“丑建筑”亦然，形式拼贴、符号堆叠、异质混杂、猎奇夺目，往往以“抢眼”为首要目标，而忽略了空间伦理、环境关系和长期观感。（图2、图3）这些设计固然可以被解释为品牌差异化与年轻化策略，但也说明，今天的很多设计不再试图以比例、克制、整体感来建立耐看的秩序，而更倾向于制造第一眼的冲击。

图2 安徽马鞍山郑蒲港CORPUS人体博物馆，入选2022年“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 图片来源/网络

图3 庞德虫（Bond Bug）是一款双座三轮跑车，由英国雷利安特汽车公司（Reliant Motor Company）于1970—1974年生产，以未来感十足的楔形玻璃钢车身和创新的整体掀起式座舱盖闻名 图片来源/网络

至于“丑言语”，如今年春节出现的“踏马”和经典的“草泥马”等，则说明语言审美和底线同样在下沉。它们并不只是粗鄙，而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情绪压缩包，兼具发泄、戏谑、结盟与反讽功能。但问题在于，当这类语言大量侵入日常表达，人们的感受力会被一并粗化，语言之丑，最终会反过来塑造心灵之粗。

三、隐性缘由：为什么“丑”会在今天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症候

“丑”的流行并非偶然，我尝试去找寻它的成因：

第一，物品的泛滥改变了美的稀缺性条件。当代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过剩，商品过剩、图像过剩、信息过剩、表达过剩。过去，美往往与稀少、难得、精工和时间有关；今天，物品的无限复制、图像的无限生产，使得“好看”本身迅速贬值，于是人们只能通过更怪、更丑、更偏、更反常的方式来争夺注意力。

第二，在“人人都是艺术家”口号怂恿下的专业性消解。个体表达权的普遍释放，本意是创造力的民主化，但副作用是专业门槛与审美训练被普遍怀疑。只要敢表达、能表达、会传播，似乎就足以成立。这种语境下，审美不再是长期训练的结果，而被简化为即时情绪的可视化呈现。

第三，全球化、自媒体的放大和传播，加速了边缘趣味的主流化。任何局部的、圈层的、异质的审美都可以在平台机制中迅速扩散。过去需要专业系统才能进入公众视野的形式，如今可以在短视频、社交媒体、表情包、二创文化中瞬间破圈。传播速度越快，越依赖冲突和夸张，越难容纳细腻与深味。

第四，对美、对好、对端正的腻味与反叛。当一种主流审美长期占据道德高地和文化中心之后，它会自然引发反感。精致会被理解为虚伪，典雅会被误读为做作，端正会被指认为乏味。于是，“反美”便成了一种姿态，“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秩序、权威与高雅的一种挑战。

第五，从众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的从众更多是向上模仿，是对更高标准、更好生活方式的学习；今天的从众则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向平与向下，即与同侪保持一致、与群体情绪同频、与低门槛的快乐迅速接轨。审美不再承担提升作用，而越来越多承担归属作用。

第六，复杂心理动因的层层叠加：调侃、戏谑、寄托、移情、不满、发泄、反叛、恣意、自暴自弃、唱反调快感和对主导权的挑战。可以说，很多“丑”的流行其实是社会情绪的可视化。它不是单纯的形式选择，而是个体情绪的外化载体。人们并非真的认为某种东西优美，而是在其中看见自己的处境——焦虑、委屈、无力、反感与自嘲。

第七，不深究的、安逸舒适的快乐，最终构成一种时代性诱惑。复杂很累，比较很烦，训练太慢，判断太难，而“随便看看”“觉得开心就好”则更符合算法时代的消费节奏。久而久之，人们并非没有审美能力，而是丧失了调动这种能力的意愿。

四、从“主场”到“广场”：主流审美的塑造、失效与精神向往的消淡

主流审美曾经的作用，是一种向上的仰望，是礼制与伦理的规范，是大众审美的养成源泉和标杆。中国传统文化中，制和礼，是不可逾矩的，如官阶、制式、文书、建筑、冠服、车马、仆役、伎乐，无不体现审美与秩序、身份与伦理的深刻关联。这里的“美”不是任意而为，而是嵌入制度与教化之中的。

近现代以来，专家给定的国际流行色、全国性协会举办的展览、专业报刊推介的优质作品等等，也在不断提供审美范型、判断尺度和公共教育渠道。主流并不等于僵化，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为大多数人提供一个可以向上学习的对象、一个“更好”的参照。

小时候，母亲并不反对我看电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电视节目的制作是精心的，中文系毕业的她常说：“纪录片如《动物世界》值得看，里面的解说词很优美。”我曾经“抄袭”了宋世雄的女排比赛解说词：“女排队员发球时，手臂里仿佛蕴含着无穷无极的力量”，这一美妙的句子在第二天语文课上得到了老师的狠狠表扬。好的电视节目、好的解说、好的报刊，曾经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一代人的语言、节奏和想象力。审美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通过日常媒介、家庭教育、公共语言等形式，一点点渗入人的感受结构之中。

然而，主流的不再，也是不争的现实。少数作品影响大多数人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返，“主场”变成了“广场”。过去有中心舞台，有共同收看的节目，有反复打磨的文本，有被广泛承认的语言范本；今天则是人人开麦、处处发布、实时更新。广场化的好处是开放、平等、多元，坏处则是标准悬浮、注意力碎裂、噪声上升。没有稳定的参照系之后，人们很容易把“热闹”当作“丰富”，把“没有高下”误作“多样”。

今天的问题，还不仅在于主流平台的失效，更在于向往之消靡，品位与格调的松动。孟子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孔夫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吾道一以贯之”，这些并不是迂远的古训，而是在提醒我们：人的精神世界需要正气、需要节制、需要贯通。再看辜鸿铭《春秋大义》中的君子之辩，其中关于中国人精神的判断尤其值得深思：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孩童般精神和成熟头脑的人。这里所说的，正是审美与人格之间的深层关系。审美若只是技巧与偏好，则不会如此重要；正因为它与人的气质、修养、情感秩序相连，所以向往一旦消退，审美也会随之塌陷。

五、尝试与美相连接：慢、微差、节制、坚守与对AI的警惕

若要重建审美，必须尝试与美重新相连接。

首先，美常常与“慢”相关。“慢”能带来精致的、熟化的、有琢磨感的东西。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是约7小时的歌剧，中国的宋词也需要慢吟，好的东西往往不会在最短时间里把自己全部交代完。它需要沉浸、停顿、反复、回味，需要感受逐渐打开的过程。互联网时代的不从容，恰恰破坏了这种审美生成机制。据一位新闻老记者回忆，焦裕禄事迹的报道，是经历半年时间的反复打磨才最终见报的。记者自豪地回忆说：“每个标点符号都经得起严格审读推敲”。这种对语言、对事实、对分寸的敬重，正是美得以生成的时间条件。没有“慢”，就很难有真正的熟度和火候。

其次，要关注微差，不带偏见，空着一颗心，多去感受和接受。生成式AI所能抓取和辨识的，是极少数典型与极端，比如在画风上，只能抓取梵高的《星空》、蒙克的《呐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但无法、无暇也无心区别埃德加·德加与亨利· 德·图卢兹-罗特列克两人画作的微差，同样表现主题是“舞女”，画家身世、心量、意趣的差异都蕴含其中。换言之，AI更擅长“强烈风格”，却不擅长“微微妙处”，而真正成熟的审美能力，恰恰要能在不显山露水之处发现差异，在看似相似之物中辨认高下。

再次，不纵容个体之欲。今天很多审美困境，根源并不在“审美自由”本身，而在于欲望被视为天然合理，只要我喜欢，便无须解释。事实上，审美从来都与节制有关。日本侘寂之美、北欧冷淡之风，看似风格不同，实则都包含克制、留白、约束、分寸。它们不是欲望的任意放大，而是欲望经过整理后的形式呈现。

破坏需要勇气，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坚守与保存同样需要勇气。现代社会常常歌颂颠覆、创新、解构，却容易轻视整理、校勘、守护、保存的价值。一百多年前，王国维和罗振玉两位先生著《流沙坠简》，可谓新文化运动的“逆行者”，连新文化悍将鲁迅先生都不得不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这说明，真正有分量的文化工作，很多时候并不耀眼，甚至极其缓慢，但它维系着一个文明判断自身的根基。审美也是如此，不仅要敢于创新，更要懂得保存、坚守。

最后，我们在“被动的智媒体时代”，一定要慎待AI。数据偏见、信息茧房、AI“投毒”，已经不只是技术问题，而会成为审美问题。一个人长期被同质化内容包围，就会误以为那是世界的全部；一个模型长期在偏置数据中训练，就会不断强化刻板印象和风格表面。AI可以辅助创作，但不能替代人的判断；AI可以生成形式，却不能自动生成分寸、德行与价值。

六、合宜之美与礼的尺度：美不是刺激的胜利，而是恰当的完满

让我们回到一个更为稳固的理解上：美是恰当、合宜的，即标，即制，即礼。若据此来理解，美首先不是强刺激，不是快速夺目，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情绪爆破，它更多是微妙的、深沉的、缓慢释放的；不仅是快、不仅是直接、不仅是凸显、不仅是冲突反差、不仅是隔绝排斥，更不是放弃周正。换言之，美并不拒绝新异，但它反对粗暴的新异；美并不否认个体，但它拒绝欲望无限制地凌驾于秩序之上；美并不取消差异，但它要求差异被安放在恰当的位置 。
对美的追求，是对人类极限创造的认可和褒奖，是对生而为人的礼赞。美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让生活更愉悦，更因为它让人不满足于粗糙、仓促、低配和随便，让人愿意在形式中守护精神，在感官中训练心灵，在日常之中维系某种向上的可能。 要讲透“美”这个事物，即便有勇气也还是很勉强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即孤立地、架空地讨论美丑是行不通的。今天的美丑，已经不能脱离媒介机制、商品逻辑、情绪结构、社会心理和技术条件来谈。也正因此，今日谈审美，需要勇气：它要求我们在喧闹中重提分寸，在广场中重建标准，在速度中重返缓慢，在表达泛滥中重新理解克制，在技术狂欢中守住人的判断。唯有如此，“美”才不至于退化为表层偏好，而依然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尺度，继续完满着人的生活。（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汉字传承与创新设计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ZD26）

韩绪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原载于《美术观察》2026年第4期）

来 源 ｜《美术观察》

编 辑 ｜贾毓秀 段熙资

责 编 ｜王怡航

审 核 ｜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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