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国时代”的考古学探索：从崧泽遗址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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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介绍马家浜文化的时候，已经提到，马家浜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崧泽文化是以上海市的崧泽遗址为典型遗址命名的，所以这一篇就从崧泽遗址说起。

提到崧泽遗址，很多文章都称它是“上海之源”，称崧泽文化是上海先民创造的最早的文化。其实说崧泽文化是上海最早的文化是不准确的。因为就在崧泽遗址，崧泽文化的地层之下还叠压着马家浜文化的堆积，说“崧泽文化是上海之源”，那其下面的马家浜文化是什么呢？不过，说崧泽遗址是上海“考古之源”倒是十分准确，因为正是崧泽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才开启了上海考古工作的实际进程。

01 出人意料的发现

崧泽遗址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崧泽村，在中心城区东5公里处，青平公路从遗址的北部经过。这里地势低洼，河道纵横，村北有一个长宽各约90米、高约4米的土墩，称“假山墩”。1957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考古调查时，发现这一遗址。

崧泽遗址发掘现场

说起这个遗址的发现，真有些歪打正着。当年最早到青浦县（现为青浦区）做考古调查的考古工作者是黄宣佩和孙维昌，前者后来担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后者后来担任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

据黄宣佩和孙维昌先生口述，当年他们重点去了青浦的福泉山和崧泽两个地方。到崧泽，是因为县志记载，崧泽村的假山墩有晋人袁崧的墓。在此之前，因为上海成陆较晚，所以一般人认为上海无古可考，黄、孙二人觉得上海能找到1600年以前的遗迹也很了不起，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在青浦展开调查，却不料发现了崧泽这样一个6000年前的古文化遗址。

崧泽遗址出土的陶壶

这个遗址于1957年被发现后，次年，上海市出版局饲养场在附近挖掘鱼塘，又发现了鹿角、陶片和石器。1960年，上海市文管会在这里进行试掘，在假山墩上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1961年夏天，上海市文管会进行第一次有计划的发掘，发掘面积458平方米。此后，1974～1976年、 1994～1995年以及2004年，上海市文物考古部门多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2004年在崧泽遗址还发现了比较完整的被誉为“上海第一人”和“上海第一房”的马家浜文化晩期的男性头盖骨和房屋基址。

崧泽遗址出土的陶盉

遗址以假山墩为中心，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30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发掘得知，遗址堆积由下到上依次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春秋战国时代遗存，而以崧泽文化的堆积最丰富。根据这些考古工作成果，1987年出版的《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也是上海第一部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基于这两次发掘所提出的“崧泽文化”的命名，也得到广泛的认同，成为第一个以上海的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崧泽遗址出土的玉镯

崧泽遗址中层，也就是崧泽文化的遗迹，主要是墓地。发现的136座墓葬是一处氏族墓地，按墓位分布，有东北、北、西北、南和西部5个墓群。其埋葬方式与黄河流域挖土坑埋葬的习俗不同，是将人体平放在地上，堆土掩埋。人骨仰身直肢，头向东南，周围放置数件生前使用的石斧等石器和鼎、豆、罐、壶、杯等陶器。有的人骨口内含玉，颈部佩戴玉璜，手臂上有玉镯。崧泽遗址下层是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的村落遗址，在下层发现了石斧、夹砂红陶釜、陶箅以及泥质红陶豆、盆等器物。

02 崧泽文化的特征与经济社会情况

以崧泽遗址为典型遗址命名的崧泽文化上承马家浜文化，下启良渚文化，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目前发现和发掘的崧泽文化的遗址以太湖为中心，东至上海青浦境内，南到钱塘江沿岸，西至太湖以西，北达长江沿岸，甚至远至长江以北。太湖东部和东南部遗址分布最为密集，是崧泽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尽管崧泽遗址因发现得早而成为典型遗址，但就整体而言，它在崧泽文化的众多遗址中级别并不高，只能算是史前人类的一个普通村落。

崧泽文化是以原始稻作农业为基础的文化，该文化发明了先进的石犁，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常见的还有镰、斧、锛和凿等。箭头等狩猎工具少见，狩猎可能已退居次要地位，不过猪等家畜的驯养和采集应该仍是重要的辅助生业。

崧泽文化的石犁 图源：张家港博物馆官网

崧泽文化的陶鼎 图源：张家港博物馆官网

崧泽文化的大口缸 图源：张家港博物馆官网

崧泽文化的陶器造型多样，朴素美观，制法上采用手制轮修，器壁比较匀称。由于已能控制烧成火候，陶色除夹砂陶仍为红色以外，泥质陶大部为灰色，部分器表附黑衣。

纹饰盛行压划编织纹、镂刻圆形和凹弧边三角形的镂孔，也有彩绘的红褐色宽带纹、波浪纹等图案，还有以锯齿形堆纹为饰的。

崧泽文化的竹编纹带盖罐

崧泽文化的剔刺纹镂孔陶壶

器形极为丰富，除鼎、豆、罐、壶、盆外，还有澄滤器、碗、盏、勺等。鼎以扁铲形或凹弧形的抱腹式器足为主，豆的高把常作多节形，罐、壶的器壁习见折腹、折肩折腹或瓦棱腹，一些杯、壶的花瓣形圈足极具特征。

崧泽文化的澄滤器

近时在浙江嘉兴的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特殊造型的陶塑引起考古界的关注，如大坟遗址出土的人首陶瓶，雀幕桥遗址、南河浜遗址出土的塔形壶、鹰头壶、鸟型三足盉、六足陶龟、兽面钟形壶及形制各异的器盖和器座等。这种现象是属于地方特征、还是属于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目前还不清楚。

崧泽文化的人首陶瓶（正面与侧面） 图源：嘉兴博物馆官网

在玉器加工方面，崧泽文化的居民已经掌握了治玉的技艺，玉器已有较多发现，常见的器形主要有璧、璜、琀、镯等。

崧泽文化的玉璜 图源：张家港博物馆官网

崧泽文化已经产生贫富分化和王权。张家港东山村的崧泽文化遗址中，发现面积为85—95平方米的大型房址，房址的柱洞分布显示是一个方形房子加一个圆形房子的配套组合，圆形建筑类似于厨房、仓储，方形建筑里可能还有空间区域的分割，整个房屋等级明显比较高。与这样的大房子配合，附近的墓地则发现了陪葬品质精量大的高等级大墓。

崧泽文化的组合炊器，上为陶甑，下为陶鼎 图源：张家港博物馆官网

在嘉兴南河浜遗址还首次发现了崧泽文化的“祭台”，并显示 “祭台”有一个较为长期的形成过程。前面说过，良渚文化是由崧泽文化发展而来的。良渚文化的“祭坛”被认为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南河浜遗址祭坛的发现，为良渚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03 崧泽时代与古国王权

崧泽文化时期是长三角地区文化圈逐渐形成的关键时期。崧泽文化高等级墓地、大型房址、红烧土祭祀广场以及大型墓葬与小型墓葬实施分区埋葬等重要遗迹，显示出崧泽文化存在有高于一般聚落的稳定的政治实体，专家认为其社会已经进入古国阶段。

东山村90号墓的随葬品放置情况

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首次揭示出一批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级大墓，并且高等级大墓与同时期小墓实施分区埋葬，是目前所见长江下游乃至国内史前社会阶层明显分化的最早例证。最近的发掘还首次揭示出了崧泽文化晚期高等级大墓，填补了环太湖流域该时段大墓的空白，进一步彰显了东山村遗址在崧泽时代从早至晚的长期兴盛与发达。

东山村崧泽文化时期的祭祀场所是面积约100平方米的红烧土祭祀广场，广场周边分布有若干埋有较完整陶器和玉石器的祭祀坑，广场的年代为崧泽文化早期。人为构筑一个广场进行祭祀礼仪活动，是社会发展复杂化的高度体现，是文明化的重要特质，为文明化进程研究增加了新内涵。

最形象地说明这一点的，是被严文明先生称为“崧泽王”的东山村90号大墓。这座墓不仅是东山村遗址发掘的9座崧泽时期大型墓葬里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崧泽文化中随葬品最多、等级最高的墓葬。该墓在墓坑四个角落堆放陶缸、陶鬶、陶壶、陶豆等器物，璜、镯、玦、管等19件玉器组合则按照某种佩戴方式放在墓主人身上，墓主四周有经过精细打磨的5件石钺。

崧泽文化的石钺 图源：张家港博物馆官网

这些石钺磨制光滑，刃部未见使用痕迹，中间均有圆形穿孔，除材质不是良渚文化的软玉，形制已经与良渚文化的玉钺极为类似。一件石钺所在的土面上还有数道朱砂痕迹，推测这件石钺的圆孔两侧曾绘制有图案。这一随葬品规格，显示墓主人的身份很高贵。

崧泽文化时期氏族中最具权势的成员，不仅使用丰富的玉器随葬，还拥有象征军权、王权的石钺，其身份已经属于古国时期的“王”了。不仅如此，90号墓墓主人头部右侧发现一件铁质含量较高、刃部有疤痕的石锥，身边搁置着一个打磨用的砺石。考古学者们推测这是一套琢制玉器的工具，表明其拥有治玉权，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以石钺为代表的军权、王权加上治玉权带来的财富、地位，这样的人不是王，又能是什么呢？

崧泽文化的石锥 图源：张家港博物馆官网

李伯谦先生认为，东山村在崧泽文化时期已经进入到“古国”阶段，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从原先考古界认为的距今5500年到4500年，提前至距今6000年左右，意味着中国古代社会在更早的时间里，已经开始发生由较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社会的重大转型。

崧泽文化的猪首匜

在长三角地区，除崧泽文化过渡到了良渚文化外，其他同时期的文化都没有延续到良渚文化时期，北到淮河北岸、西至鄱阳湖、南达闽北、东到舟山群岛诸沿海地区的广大地域都被良渚文化居民所占据，可见马家浜-崧泽-良渚这一谱系的文化是何等强劲。其实，其强劲的势头在崧泽文化时期就已显露出来了，因此认识崧泽遗址、研究崧泽文化，对于研究长三角地区的早期文明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