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淳化阁帖》上的清使遗墨

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内府所藏历代名家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刻，成《淳化阁帖》十卷。这部大型官刻书法丛帖被后世尊为“法帖之祖”。由于原刻木板不久毁于火灾，至今未见可信的宋初祖本传世，现存阁帖均为翻刻本。流传至今的《淳化阁帖》以明刻明拓、清刻清拓本居多，宋刻宋拓本存世极罕，最为著名的有上海博物馆藏安思远藏本、潘祖纯跋本，上海图书馆藏泉州本，故宫博物院藏懋勤殿本等。

然而学界关注不足的是，日本明治太政大臣三条实美（1837—1891，号梨堂）也收藏有一部珍贵的宋拓完本。1911年，东京出版家手塚猛昌从三条实美之子三条公美处借观，征得允诺后，将此阁帖交由东洋印刷株式会社以玻璃版精印，定名为《宋拓淳化阁帖》。其出版识语交代了影印缘由：“故梨堂相国笔翰工丽，世皆知之，而其所爱藏《淳化法帖》在我邦现存阁帖中最为珍本，余耳之久矣。今兹夏请三条公得借观焉，精采奕奕，果不负所闻。因思刷影以传于世，则所裨益不尠。更请于公，公欣然诺之。乃付玻璃版，以颁同好之士云。”

《翁覃谿校勘秘本淳化阁帖》（西东书房，1916）。据翁方纲旧藏、校勘万历肃府初拓本影印

这部《宋拓淳化阁帖》卷末，留存有晚清首届驻日正使何如璋与参赞黄遵宪的两则亲笔跋语，均不见载于二人诗文集，系新发现的散佚跋文。兹依次辑录二跋，并略作考释，据此钩沉这段晚清公使为明治收藏家鉴定法帖的往事。

何如璋跋云：

久未晤教，驰仰日深。昨石崎属官持《宋拓阁帖》来述公言，属璋审定。璋素不工书，安能鉴别古帖。闻公言，徒增惭汗而已。考阁帖初刻虽系木板，在当时已极推重之。流传日远，翻刻日多，顷秦中所存石刻亦残缺，颇失其真。宋拓完本最难得，在中土亦未易多购。细审此本，神完气足，确系旧刻无疑，珍物也。前于绫小路家及迹见学校见公所书额，用笔结构深得古法，超越流辈。女公子六岁能为径尺大字，知其渊源有自。其赏鉴之精自不待言，乃不我遐弃，猥以见询，其谦冲雅度尤不可及，公真盛德君子哉。检旧藏钟《表》一本，亦系宋拓善本，惜不完。呈公览观，与此帖一较之，益可灼然，并乞赐跋数行，藏之以为永宝，想公必见许也。冬寒，伏惟台候万福，不宣。三条相国阁下。何如璋再拜，十月三日。

黄遵宪跋云：

遵宪始至长崎，见三条相国书，为之惊服；及来东京，又闻其收藏之富，赏鉴之精。昨出《宋刻阁帖》见示，宪见题签字知为苏斋先生物。按，苏亝姓翁氏，名方纲，字覃溪，顺天大兴人。十二补□（附）学生，二十入□林□（翰林院），为□□（乾隆）十七□□□（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八□□（年八十二），重宴□□□（琼林，加）二品卿衔，又四年乃卒。国史本传称其精心汲古、宏览多闻，于书画、谱录、词章之学皆能抉摘精审，所著《两汉金石录》直驾洪文惠而上之。其书初法平原，继学率更，当时与刘石庵相国、铁冶亭制府齐名天下，称为三家。是卷锋颖如生，慧眼所鉴必不谬。初归翁氏，今归三条公，殆有神灵为之护持，必使物得所主乎！欢喜赞叹，得未曾有，为识于卷末。大清光绪四年十月黄遵宪敬跋。（原跋有数处墨迹不清，以□标示，括号内文字系笔者根据《清史稿·翁方纲传》及沈津《翁方纲年谱》等资料所作推断）

“女公子六岁能为径尺大字”，迹见花蹊辑刊《彤管生辉帖》（1880）。何如璋、张斯桂、沈文荧、潘任邦、何定求等清使馆人员参与此次雅集

何跋仅署“十月三日”而未系年，黄跋明书“光绪四年十月”。何如璋与黄遵宪同为广东人，有乡谊之亲。黄之参赞一职即由何氏引荐，二人出使期间形迹相偕，故可推知二跋当同作于光绪四年（1878）十月三日。考何如璋使团行迹，自光绪三年十月赴任，十二月二十一日始移寓东京芝山月界僧院临时使馆。月界僧院处都市中而有林栖幽趣，只是地势低湿、空间局促。此后使团四处寻访更合适的馆舍，至次年十月中旬才购定外务省华族会馆，十一月初方从月界僧院迁入新址。何、黄二跋作于十月三日，其时使团尚驻月界僧院，可知跋语当作于此地。

何如璋跋语谦称“素不工书”，而鉴定意见却颇见功力。他考察阁帖版本源流，指出初刻为木板，当时已负盛名。后世翻刻极多，所谓“顷秦中所存石刻”乃指顺治三年（1646）金石学家费甲铸据万历“肃府本”摹刻、立于西安碑林的“关中本”。至晚清已逾两百年，历经风雨，不免残缺，由此更凸显出“宋拓完本最难得”。何氏又细审纸墨神采，断为“旧刻无疑”。他还特意提及此前在绫小路家及迹见学校见三条实美所题匾额，称其“用笔结构深得古法，超越流辈”。尤为有趣的是，何氏还特别称赞其女儿秉承家法，六岁即能书径尺大字。这并非溢美之辞，而是对半年前迹见花蹊携女弟子造访月界僧院临时使馆一事的由衷赞叹。

光绪四年四月五日，东京著名女教育家迹见花蹊携女弟子六人造访清国使馆。迹见花蹊所辑《彤管生辉帖》（1880）详细记录了这次雅集，并收录她为此行所绘之图，自题“携女弟子挥毫于清国公使馆图，时戊寅清和月”。据名簿所录，同行的六位女弟子中，首位即是“从一位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公长女智惠子”，年仅六岁，为其中最幼者；其余五位皆以“花”为学名，分别为花香、花萼、花翠、花云、花山。是日，六龄智惠子当场挥毫书写“凤鸣”二大字，笔力遒劲，字高于人，在场清使为之惊叹。何如璋即席赋诗一首相赠，诗序云：“三条惠子，年六龄耳，书‘凤鸣’二字，笔甚遒劲，字高于人，为之惊诧不已，书一绝赠之。”诗曰：“腕力千钧笔有神，书成凤诺墨痕新。聪明那得人间有，知是天孙现化身。”蒲生重章批注道：“余亦尝观其书，做如是看。”何如璋《袖海楼诗草》又有《花蹊女史工诗，善书画，于戊寅夏携女弟子六人见访，皆龆龀美材。即席赋诗相赠，因次韵答之》一首，还有分别赠予六位女弟子的一组诗作。雅集当日，何如璋将六首诗书于扇面，背面由使馆随员潘任邦、沈文荧、何定求作画。副使张斯桂也参与了这次雅集，亦赋诗一首相赠：“新栽桃李满庭除，桃李秾时尚读书。红粉两行陈学士，绛纱一帐女相如。谩薰兰麝熏班马，不羡鸳鸯羡蠹鱼。更有余闲添画稿，丹铅点染写芙蕖。”《彤管生辉帖》上还留存有黄遵宪题辞“浓艳丰郁，神韵标格，兼而有之。人与花比此文耶，文比人与花耶”，以及何如璋题辞“神韵标格俱佳，女史得此序，足以传矣”。

由此可知，何如璋十月三日跋语中提及“女公子六岁能为径尺大字”，所据正是半年前亲见智惠子挥毫之印象。既然三条氏父女皆有如此深厚的书法修养，其赏鉴之精自不待言，爱藏之帖也必为珍品。跋末何如璋将自己所藏钟繇书迹的宋拓本呈请三条实美比较鉴赏。因《淳化阁帖》卷二收有钟繇《宣示表》《还示表》等作品，两相对照即可辨析真伪。他恳请三条氏题跋，流露出一种以法帖鉴藏为媒的知音之感。

黄遵宪跋语开篇说“始至长崎，见三条相国书，为之惊服”，亦可与使团赴任行迹相印证。何如璋使团于光绪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抵达长崎，日方外务卿寺岛宗则此前已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禀告使团赴日事宜。推想使团抵达长崎时，日方曾送呈三条实美亲笔公函。进驻东京月界僧院后，中日文人往来频繁，黄遵宪更因文名卓著，“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王韬《日本杂事诗序》）。黄氏于交游中闻知三条相国“收藏之富、赏鉴之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三条实美派遣属官石崎氏持帖请二人鉴定。

《宋拓淳化阁帖》上的何如璋、黄遵宪墨迹（东洋印刷株式会社，1911）

黄遵宪根据帖上题签，识出此本为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大家翁方纲（号苏斋）旧藏。彼时日本文人对题签“苏斋”了解不多，黄氏遂以大半篇幅详述翁氏的生平及书法、金石学成就：翁方纲字覃溪，乾隆十七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书法融合颜真卿、欧阳询，与刘墉、铁保齐名；所著《两汉金石记》，黄氏认为已超越南宋洪适《隶释》。黄遵宪如此详加介绍，意在借翁方纲的鉴定权威来确认此帖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金石学家和收藏家，翁方纲与《淳化阁帖》渊源极深。他一生经眼、鉴藏、校勘过的阁帖版本甚多，堪称乾嘉时期阁帖版本研究的翘楚。除三条实美藏本外，翁氏还珍藏过一部万历肃府初拓本，并以之为底本，动用乾隆内府本、宋拓《大观帖》等珍本进行逐字校勘，朱笔圈识，批校至数百处。1916年，东京西东书房将这部翁方纲批校本精印出版，定名为《翁覃谿校勘秘本淳化阁帖》。

翁氏两种阁帖相继东传，其辗转之迹已难详考，但大体不出翁方纲身后、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文物大量流往东洋这一时代背景。黄遵宪跋语中“初归翁氏，今归三条公”一句，恰可作为这一时代风潮的缩影：翁方纲当年在苏斋中题签、校勘的珍本，不过数十年间，即已易主东邻。帖上苏斋题签墨痕犹新，而故物已越海他属。何、黄二跋一析版本、一述递藏，为这宋拓珍本留下的，已不仅是一则鉴定意见，更是一段近代文物流转与文人交游的文献旁证。百余年后展卷重读，犹令人感慨系之。

从翁方纲旧藏题签到三条实美珍藏，从何、黄公使赏鉴到手塚猛昌东洋影印，这部《宋拓淳化阁帖》的传世历程串联起乾嘉金石学的余晖、晚清中日文人的笔墨交往，以及近代文物复制技术的传播。当人们观赏影印本上苏斋题签与何、黄手迹时，感受到的不仅是法帖的精采奕奕，更是一段以文物为纽带的跨越时空的文化因缘。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