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狂虐，十四万大军灰飞烟灭：元朝第二次征日惨败始末

公元1281年，这一年夏天，一支规模空前的舰队从中国沿海和高丽半岛出发，驶向日本列岛。这是元朝皇帝忽必烈发动的第二次征日战争，日本史称“弘安之役”。七年前，第一次征日——文永之役——因准备不足和台风袭击而草草收场。但那一次，忽必烈以为只是运气不好，与第一次征日相比，这次征日的元军规模空前：忽必烈从高丽要来了两万五千名水手和士兵，从蒙古人和金朝降军中调动近两万人，共同组成了四万人的东路军，从高丽出发。又另外从江南地区抽调10万士兵组成江南军，他总共集结了十四万大军、四千余艘战船，志在必得。

然而等待这支庞大舰队的，是远比第一次更加惨烈的覆灭。

一、箭在弦上：使者被杀，忽必烈决意再征日本

文永之役后，忽必烈并未放弃对日本的招降，他接连派出使节赴日，希望以和平手段迫使日本臣服，然而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时宗态度极为强硬——他不仅拒绝“通好”，更将元朝派去的三十人使团全部斩首，只放了四个高丽人回去报信。

使团被杀的消息传回大都，忽必烈勃然大怒。至此，招降之路彻底断绝，唯有武力征服一途。

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忽必烈下令设立“征东行省”，正式启动第二次征日计划。这一次，忽必烈的目标不再是简单的“通好”或惩罚性攻击，而是全面征服日本，江南军甚至携带了锄头、铁锹等农具，做好了长期占领和屯田的准备。

二、两路大军：东路军与江南军的组成

第二次征日的军队分为两路：东路军和江南军。

东路军从高丽合浦港（今韩国马山浦）出发，由第一次征日的原班指挥官带队。统帅是忻都（蒙古人）、副帅洪茶丘（高丽人）和另一位高丽将领金方庆。忽必烈从高丽要来了两万五千名水手和士兵，从蒙古人和金朝降军中调动近两万人，战船九百艘，共同组成了四万人的东路军。

江南军则从庆元（今宁波）出发，值得注意的是，这支军队是由江南签军和南宋灭亡后收编的“新附军”组成——说白了就是江南地区的南宋降卒和签军，共计约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统帅是原南宋降将范文虎，另有女真人李庭、张禧等人辅佐。

而为了应对第一次征日碰到的后勤不足问题，并且蒙古人也不相信新附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按照元廷的规划，东路军负责作战攻坚，江南军则负责在被占领区屯田种粮，以图长久之计，两军约定于至元十八年六月在日本的壹岐岛会师。

忽必烈最初任命老成的宿将阿剌罕为全军主帅，直接指挥江南军，然而阿剌罕行至庆元时突发疾病，死于军中，这一变故将导致江南军在缺乏统一指挥的情况下仓促出发——也为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关于此次出征的总兵力，各种史料记载略有出入，一说东路军四万人、江南军十万人，合计十四万，也有记载称总兵力达十四万至二十万之众。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支在当时堪称空前庞大的远征舰队。

三、东路军先发：攻占对马、壹岐

至元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东路军九百艘战船从高丽合浦正式起航，东路军距离日本较近，很快就抵达了日本海域。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对马岛，接着是壹岐岛，在第一次征日中，对马岛就被元军迅速攻陷，这一次也不例外——东路军登陆后势如破竹，岛上的日军守军虽顽强抵抗，终因众寡悬殊，全部战死：

“二十一日丙辰，来犯对马及壹岐，杀岛民三百余口，惨毒尤甚。岛民乃挚妻孥走匿山中，贼闻儿啼即至焉，至有父母杀其儿避之者。”

两座岛屿接连陷落的消息传回日本本土，镰仓幕府迅速动员了九州地区的全部防御力量，日军总指挥为少贰资能，以其二子少贰经资和少贰景资为辅佐，一线部队总计约四万余人，另有宇都宫贞纲率领约六万西国武士部队作为增援。

由于元军第一次征日撤退时遭遇了暴风雨袭击，损失惨重，日本朝野认为是神风天佑，因此路径依赖之下，日本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祈神活动，由天皇和镰仓幕府的实际掌权者北条时宗带头。

更关键的是，在第一次征日之后，镰仓幕府用了整整五年时间，在博多湾沿岸修筑了一道西起今津、东至箱崎、全长约二十公里、高2米、底部宽3米的石坝——“元寇防垒”（日本人直到今天，仍然会祭祀这个防御工事），这道石坝将成为元军登陆的最大障碍，其建造目的就是为了把元军堵在狭窄泥泞难以行军的滩头，以取得半渡而击的效果：

“筑砂石为垒，高丈余，险外易内，难攀附而易骑登。”

四、冒进博多湾：登陆受阻

按原计划，东路军应在壹岐岛等待江南军会师后再一起行动，但忻都急于争功，无视原有的作战部署，不等江南军到来，便于六月初率东路军分两路直扑博多湾，想从此地登陆。

元军先是派出一支小舰队前往长门海域，用以迷惑日军，吸引并牵制日军的注意力，使其无法支援大宰府。然后剩下的东路军大部队则于六月六日开入博多湾。

然而到了博多湾后，眼前的景象让元军大吃一惊——整个博多湾沿岸都被石坝封锁，元军因情报准备不足，战略执行失败，面对日本人的沿海防御工事，军队一直无法大规模上岸，被堵在岸边和船上元军曾多次尝试冲滩，但当他们踩着海水和泥泞的海滩艰难前进时，都被依托石坝防御的日军击退。

更要命的是，日军经过七年的准备，早已不是文永之役时那支仓促应战的军队，他们的弓箭经过改进，威力已经大了很多，能够更好的穿透元军铠甲，九州武士的战斗力也比第一次时更强，开始不那么看重一骑讨（单挑），而是由多个武士组成小队，以战斗群的方式作战，东路军在博多湾屡战屡败，始终无法在滩头站稳脚跟。

无法攻下博多港的元军只得新找没有防御工事的登陆地，派遣的侦查部队探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也未筑石坝后，东路军转而前往志贺岛锚泊。

六月七日早上，元军登陆志贺岛，但却发现志贺岛其实也不咋样，很狭窄，不适合大兵团作战，而且仅在退潮后才有海滩可连通陆地，但这已经是元军能够找到的最好登陆地了，元军只能奋力抢夺海滩，但此时日军已经赶到了志贺岛附近进行防御。双方交战连连，在海滩上连日征战，对于元军来说，抢滩登陆战实在是难打，面对日军的进攻和小部队偷袭不断损失士兵，军中水土不服，又爆发大疫，死者三千余人，后勤供应还很是困难。战争不利的情况下，元军不同将领之间还矛盾重重，沟通不畅，一直无法形成合力。

最终在无法取得优势的情况下，东路军最终决定率军撤退回壹岐岛，与江南军会师，然后共同作战。

但东路军虽然停止了攻势，日军却不愿意停战，主要是他们在此地的士兵太多，兵粮供应不上，只能贸然进攻元军舰队。

不过日军的战斗意志还是挺不错的，他们乘坐小船，以蜂群的形式舍生忘死的战斗。虽然日军的船只比较小，但是数量很多，动作灵活，能够迅速包围一艘元朝军舰发起袭击，然后在其他元军船只到来之前，烧船离开，取得了一些小战果。元军被袭扰的不厌其烦，但最终还是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将船只锁连起来，环绕在船队外部形成一圈，“舳舻十里，以锁联之，为圜营外向”，抛石机、床弩等远程武器随时待命，用投石机和床弩等远程武器远距离轰击日军，抵抗住了日军骚扰，据日本方面记载：

“我船轻且小，莫不为之破碎矣！前后斫营者千万人，咸战殁”（《八幡愚童训》）。

之后东路军全军退到壹歧岛，而日军则紧追不放，与元兵恶斗连日，日方殊死战斗，此时日军的战斗力比七年前强了很多，元军打头阵的是高丽人，被日军重兵击退，甚至击杀了元军将领康彦、康师子，一度力挫高丽军，但随着更多元军参战，日军很快战败。

而面对海上的进攻，元兵“登船楼，发炮火“，打得日军伤亡惨重，统帅少贰资能（日军中绝对的大人物）率兵数万防战于壹岐、濑户浦，但最终和儿子一起负伤战死。据日本《镇西要略》记载，元军舰炮威力巨大：

元人“登船楼，发火炮，我兵披靡，多死创。”

这次之后，日本人才算消停了，退出壹岐岛。

五、会师：十四万大军齐聚日本海域

江南军方面，五月时，在得知日本平户岛守军均调至大宰府防御后，元军统帅阿剌罕将会师地点从壹岐岛改为了平户岛。六月初，江南军派出先遣舰队前往壹岐岛与东路军进行联系。

而正在此时，元军出现了重大变故，征日的元军总指挥阿剌罕早不死晚不死，突然这个时候病死了，忽必烈连忙任命阿塔海接替指挥，但江南军的统帅范文虎等人认为先遣舰队早已发出，日军应当已经知道了相关军情，此时不能再拖了，再拖战机就没了，因此在阿塔海尚未到职的情况下，就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了。当阿塔海赶到出发地点时，范文虎早已率军出航。

七月，十万江南军、三千五百艘战船终于抵达次能岛和志贺岛附近，与东路军会和。

两军会合后，元军士气一度大振，十四万大军、四千余艘战船聚集在日本近海，场面蔚为壮观。然而会师之后，元军面临的困境并未缓解，元军虽然攻下了九州大陆边上的平户岛、鹰岛等地，肆意屠杀当地日本人，但在继续尝试登陆作战时，博多湾的石坝依然坚不可摧，日军在岸上严阵以待。

元军实在找不到一片适宜登陆的土地，因为元军对日本的情报非常欠缺，短期内根本无法找到合适的登陆地，而元军将领之间还矛盾重重，各军难以协调，只能继续死磕。

江南军主帅范文虎原本就是南宋降将，其他将领根本看不起他，指挥系统从一开始就处于半瘫痪状态。东路军内部也好不到哪去，指挥官洪茶丘和高丽将领金方庆互相看不顺眼，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士兵们的士气愈发低下。

元军将领们吵吵闹闹，个人有个人的想法，纷纷乱乱，原本按照之前制定的军事计划，元军在两军会和以后，应该立刻开始进攻日本的太宰府，直捣黄龙，但却因为将领间的沟通不畅和天气恶劣，耽误了最宝贵的时间。

结果到了八月初一，还没等元军进一步行动，台风来了。

六、八月一日：灭顶之灾

至元十八年八月一日（日本历闰七月一日），一场突如其来的超级台风袭击了停泊在日本近海的元军舰队。

台风对元军造成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关于这场台风的威力，汉文史料留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即船只密集停泊、用绳索相互连接——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

连左副元帅阿剌帖木儿都溺毙，很多元军船只被毁，将士们抱着木板才侥幸游回岸边被岸上的人救起：

“秋闺七月甲子朔，飓风大作，海水簸荡，贼船皆覆没破坏。左副元帅阿刺帖木几以下溺死者无算。流尸随潮汐入浦，浦为之塞，可践而行。海中积尸，观之如岛”（《元寇纪要》下）。

台风持续了整整四天，元军战船在狂风怒涛下互相撞击，纷纷倾覆沉没，元军船毁人溺，师丧大半，据记载，仅江南军就有四千余艘船只沉没，东路军的九百艘战船也损失大半。只有江南军张禧所部和也速䚟儿所部由于事先做了准备，损失不大。台风过后，张禧和也速䚟儿率部救援落难元军，落水的范文虎被张禧救起，最后众部队勉强在临近的岛屿上设立一个临时营地。

为什么元军的船只如此不堪一击？

答案在于船只本身的质量，第二次征日所用的战船，很多本身就不是海船，大部分是从南宋水军缴获的内河船只。南宋水军的主战场在长江、汉水等内河流域，所用的船只是平底船。这种船在风平浪静的内河尚能胜任，但吃水浅、缺乏破浪能力，根本不适应海况，在大海上的抗风暴能力极弱。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长崎县鹰岛附近海域发现的元军沉船残骸中，至今没有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这意味着这些船都是为内河航运设计的平底船，当日本海的飓风袭来时，这种船几乎只有倾覆一个结局。

此外，高丽建造的九百艘战船质量同样堪忧，元廷也曾下令在江南各地建造海船，但因民力艰苦，大部分造船计划中途废止，最终出征的船只中，绝大多数都是仓促拼凑的内河船——这等于让一群旱鸭子去闯太平洋。

而且元军的将领还没几个懂水战的，不懂航海常识，不了解如何应对台风，没有将战船分散开来应对风暴，结果就是损失惨重。只有江南军的张禧所部和也速䚟儿所部将战船疏开（相隔五十步）锚泊，以避免在台风天战船在风力和海水推动下互相碰撞。

七、将领弃逃：十余万士卒被遗弃孤岛

八月五日，风势稍歇，此时摆在元军将领面前的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留在日本海域孤注一掷，还是撤退回国？

经历过这场被日本人称之为“神风”的大台风之后，虽然元军还有很多士兵活着，结果不等元军进行整备，重新制定军事计划，很多在陆地上天不怕地不怕的元军将领们害怕，如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人在心有余悸之下，看到台风掀翻了船，二话不说爬上船，带上自己的亲信就跑了。

看到有人先跑了，那些本来还计划再战的元军将领们也迅速心理崩溃了，虽然有将领要求破釜沉舟决死一战，但是绝大多数将领们都选择了逃亡。据《元史》记载，大将张禧曾建议破釜沉舟——“士卒溺死者大半，其脱者皆壮士也，曷若乘其无回顾心，因粮于敌，以求一逞”。意思是说，既然已经损失惨重，不如让幸存者没有退路、就地取粮，拼死一搏，作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许能登陆成功，但已经丧胆的范文虎等人拒绝了这一建议，而选择了立刻撤退。

元军将领们将战马、物资和武器装备等等，都丢在了海岸上，各自收集幸存者乘坐仅剩下的四百多艘船只逃跑。此时，平户岛尚有被救起士卒四千人无船可乘，范文虎命弃之不顾，张禧却不忍，他将船上的七十五匹战马弃于岛上，冒着超载沉没的危险，将这四千士卒艰难带回国。有学者认为，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仅有四万元军得以回归大陆。而且元军舰队在撤退路上还碰到了日军的拦截，一支殿后的元军舰队仅有少量逃走。

到这里，各方史料都还算是比较清晰，相互之间还能够对得上，互相印证，但是接下来的故事就不太好讲了，因为我翻阅大量资料，发现各方的资料开始有了很大的不同，甚至有大量相互矛盾的地方。

首先，虽然各方史料都记载了仍有大量元军被遗弃在了一些海岛的海滩上，他们想要在岸边砍伐树木修理船只，结果被日军重兵围杀，但是在人数上各方史料却有很大的出入，比如元朝史料记载，己方丢了十万人：

“官军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壶岛，移五龙山。八月一日，风破舟。五日，范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海船坐去，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无食无主者三日。众议推张百户某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方伐木作舟欲还。”

而日方自己的记载，却是只见到了几千号元军：

“漂流免死者，尚数千人，皆至鹰岛，缮修坏船七八艘，将逃归”。

而不管元军到底在日本丢下了多少人，日军还是集结起了数万人的可用兵力，此时日军士兵皆认为日本有神助！因此士气高昂。此战，日军分成了三个梯队：由第一梯队在岛屿的东滩登陆并建立阵地，吸引元军注意力与火力；第二梯队趁第一梯队与元军交战时再抢占一片滩头，扩大登陆场面积并为第一梯队提供掩护；第三梯队则汇入第一、第二梯队的阵地，对元军形成包围；最后日军还准备了一支预备队防止情况失控。此外，还有日军舰队在海上巡逻，消灭任何靠近岛屿的元军舰队，等到海面上的元军被消灭后，这部分军队也将登陆，加入地面战场。

八月七日上午，日军很快就攻上了岛，期间日军虽然也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元军在绝地之下根本没有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他们在岛上的各个防御工事相继失守，剩下的元军终被压缩到栋原、中川原一片狭小区域内从事最后抵抗，但很快又被击败，之后大面积的投降了日军（一说大约两三万人，一说几千人，还有的说只有千余人）。只是投降并不意味着安全，很多人迎来了屠杀。被俘者中，“尽杀蒙古、高丽、汉人，不杀新附军而奴之”——蒙古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被处死，而南宋降卒（新附军）则被留作奴役。

由于日方的史料更加真实一些——“杀伤溺死甚多，请降者千余人，悉斩之”，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此时滞留在岛上的元军根本不可能有十万人，日军其实在人数上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要不然十万元军不可能一天就全部战败。

而关于元朝此次征日的伤亡数字，《元史·日本传》记载：

“诸军船为风涛所激，大失利，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

现代史学家们认为，元朝第二次征日的真实损失情况，并不是像《元史》上说的那样在日本连续遭受厄运，丧师十之七八，损失了十万人，这个数字是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因为还有其他史料显示有的元军部队全军而还，而且很多将领都是全须全尾的回来了，不像是损失惨重的样子，日方也有资料显示己方只抓了几千名元军俘虏。

并且范文虎逃回元朝后，还没被怎么追究原因，他向忽必烈报告说：“初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他将失败归咎于台风和部下厉德彪、王国佐等人。

令人意外的是，忽必烈并未严惩范文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范文虎甚至被提拔为中书左丞。这或许是因为忽必烈自己也清楚——中途易帅，无人指挥、船只质量低劣、指挥混乱、大军各行其是、将领贪生怕死、情报缺失严重、不占地利，问题远不止范文虎一人。

第二次征日的失败，其实也并未彻底粉碎元朝征服日本的野心。此后忽必烈仍念念不忘，但在大臣们的劝谏之下，和要镇压各地起义，再未组织过大规模的对日远征。而日本方面，两次“神风”拯救了国家。镰仓幕府将这两场胜利归功于神明的庇佑，进一步强化了“神国”意识，这种意识在此后数百年间深深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走向。

在整场战争中，日本方面即使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但却也损失惨重，勉强抵挡住了元军，己方多名重要统帅被阵斩，多地被元军烧杀成白地，元人王恽在《秋涧集》里称，两次征日过程中，元兵前后杀、俘日方达十几万人之巨：“我师既捷，转战而前，所杀获十馀万人。”仔细想想，以元军那种作战风格，肆虐日本多地，怎么可能少杀人呢。

回顾元朝第二次征日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这场灾难绝非偶然。

从战略层面看，忽必烈在不了解日本海气象规律的情况下，选择在台风频发的夏秋之交发动远征。从战术层面看，两路大军缺乏统一指挥，东路军贸然出击、打草惊蛇。从装备层面看，用内河平底船去闯外海，无异于以卵击石。从将领层面看，范文虎等人在关键时刻弃军而逃，将士卒遗弃在异国孤岛。

十四万大军、四千余艘战船，最终葬身于日本海的惊涛骇浪之中。这场灾难不仅是元朝军事史上最惨痛的失败之一，也是人类航海史上规模最大的海难之一，日本海海底的沉船残骸，至今仍在无声地诉说着七百多年前那个夏天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