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风云——全村的骄傲（第一章）

引子

川渝的冬天总是雾蒙蒙的，远处的山峦隐在灰白色的水汽里，像一幅被水洇湿了边的水墨画。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蓉城。

平原上的银杏叶正黄得耀眼，而对于五十二岁的王有福来说，这个秋天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留恋的颜色。

他在一个四级单位总经理办公室里坐定的时候，窗外正飘着细雨。

办公桌是前主人留下的，桌面光洁，干干净净，连一张多余的纸片都没有。

他把自己的茶杯。

一只用了快十年的旧搪瓷缸子，放在桌角，缸身上“先进工作者”的红字已经斑驳得只剩下半个“进”字。

从北方那所985毕业，他是整个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

老家教育条件很差。

所在高中，每届约200人参加高考，本科升学率约5%。

第一年高考刚上本科线，不甘，复读1年，第二年考取名校985自动化专业。

村里人送他到镇上的汽车站，他爹揣着借来的三百块钱，塞进他军绿色帆布包里，说了一句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有福啊，出去了就别回来。”

他确实没回去。

不是不想，是不能。

那些年里，他从技术员做到副处长，从副处长做到总工程师，从总工程师做到厂长，又从厂长跌落到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主任工艺师。

命运像一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故障的机床，你以为它运转得好好的，忽然间就崩了刀，把你精心加工了大半辈子的零件生生毁掉。

而现在，他又坐回了总经理的位置。

虽然是组织部序列之外的企业聘用岗位，虽然头顶上还有一位董事长。

但王有福心里清楚，这大概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不是往上爬的机会，而是证明自己的机会。

证明那些年里他所做的一切，不是疯狂，不是胡来，不是某些人口中的“霸道”“张狂”和“目中无人”。

他把搪瓷缸子里的水添满，拧紧盖子，靠着椅背闭了一会儿眼睛。

耳朵里响起的，是几十年前东北火车站的汽笛声。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火车。

第一章 少年初长成

一九六八年，王有福出生在某县城以外三十里的一个山村里。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嘉陵江一条支流的两岸，通往外面的路是一条泥巴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

王家是村里最普通的那种农户。

父亲王德厚种了一辈子地，母亲刘桂兰除了操持家务，还要养鸡喂猪，农忙时下田，农闲时上山砍柴。

家里三个孩子，王有福排行老二，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

小县城，历史上出过不少读书人。

三国时候的周群，唐代的李淳风、袁天罡，都跟这里有渊源。

但那是古时候的事了。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和川渝盆地里千千万万个农村一样，贫穷是最普遍的现实，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却也是最艰难的路。

王有福从小就不是那种让人省心的孩子。

倒不是调皮捣蛋，而是他太有主意。

五岁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锅匠，一边干活一边给围观的孩子们讲故事，讲的是《三国演义》。

王有福听得入了迷，听完不过瘾，追着补锅匠问后来呢？

补锅匠说后来的事书上都写着呢，你自己去看。

他不认字。

从那天起，他就开始缠着村里唯一一个读过私塾的老先生认字。

老先生姓赵，当年的成分不好，文革时挨过批斗，胆子变得极小，轻易不肯教人。

但架不住王有福每天天不亮就去帮他挑水，挑了整整一个冬天，老先生终于松了口，从床底下翻出一本翻得稀烂的《千字文》，一字一句地教他。

这件事后来被王有福的母亲知道了，气得拿扫帚追着他打了半条街。

不是气他读书，是气他每天天不亮就往外跑，家里那担水没人挑了。

刘桂兰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但她认一个死理：

读书好，但读书不能当饭吃。

家里那么多活，少一个人手就得多饿一个肚子。

王有福挨了打也不吭声，第二天照样天不亮就出门，先把水挑满缸，再去老先生家。

老先生看他这样，叹了口气，说：

“你这个娃儿，心太野，将来要么有大出息，要么摔大跟头。”

上了小学以后，王有福的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

但在那个年代，农村小学的“最好”实在算不了什么。

一个学校五个年级，加起来不到一百个学生，三个老师，其中一个还是民办的，上午教书下午种地。

教数学的朱老师自己连二元一次方程都解不利索，到了高年级，王有福开始自学课本，遇到不懂的地方，就翻山越岭去找镇上的中学老师问。

镇上有初中，但没有高中。

上完初中要考高中，就必须到县城去。

一九八三年，王有福以全镇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县第一中学。

这是当时全县最好的高中，但即便如此，这所学校的高考本科升学率，在那些年里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五。

什么叫百分之五？

就是每届两百多个学生参加高考，能考上本科的，也就十个人左右。

王有福进高一那年十五岁，住校，每个月回家一次，背一袋米、一罐咸菜，就是一个月的生活。

宿舍是二十个人一间的大通铺，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要死，但他不在乎这些。

他在乎的是，他发现自己的成绩在班上只能算中上等，那些县城里的孩子，底子比他好太多，英语更是他的死穴。

初中时候的英语老师自己发音都不准，教的是一口“川式英语”，到了高中根本接不上茬。

高一的第一次期中考试，王有福考了全班第十八名。

他把成绩单看了三遍，然后叠好，压在枕头底下，一句话没说。

从那天起，他开始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作息：

早上五点半起床，去操场边上的路灯下背英语单词；

晚上十点半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做数学题，一直做到手电筒没电。

他的英语课本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每一个单词旁边都标注了密密麻麻的音标和释义，有些地方纸都被磨穿了。

高二那年，他的成绩追到了全班第五。

英语虽然还是拖后腿，但至少能考及格了。

高三那年，他卯足了劲，觉得自己能行。

一九八七年的七月，他走进了高考考场。

考完最后一科出来，他在校门口站了很久，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不是轻松，也不是紧张，而是一种隐隐的不安，好像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分数出来那天，他挤在学校的公告栏前，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终于在本科线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不是最末尾，但也没高几分。

本科线上，但这意味着他只能去那些别人挑剩下的学校和专业。

他不甘心。

复读的决定是在一个闷热的下午做出的。

王有福回到家，把成绩单递给他爹。

王德厚不认识字，让女儿念给他听。

听完之后，老头沉默了很久，最后问了一句：

“你想咋个办？”

“我想复读。”

“复读要好多钱？”

“学校说复读班不要学费，但生活费还是要的。”

李德厚又沉默了很久。

家里就那几亩地，一年到头刨去口粮和税费，落不下几个钱。

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帮不上忙；

小儿子还在读初中，正是花钱的时候。

复读一年，意味着家里要多养活一个只吃饭不挣钱的劳力，还得搭上每个月的生活费。

但王德厚没有说不同意。

他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皱巴巴的几十块钱，这是他攒了大半年的“棺材本”。

他把钱数了两遍，递给他儿子，说：

“只有这些了，你省着点用。”

刘桂兰在旁边抹眼泪，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王有福接过钱，手有点抖。

他从小到大，几乎没见他爹主动给过谁钱。

他爹是个闷葫芦，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话，但那次他说了一句：

“你要是明年还考不上，就别回来了。”

复读那一年，王有福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不只是努力，他是拼命。

每天早上四点五十起床，比高三的时候又提前了四十分钟。

英语是他最大的短板，他就把高中三年的英语课本全部背了下来，不是背课文，是背整本书。

从封面到封底，每一个单词，每一条例句，每一个语法注释，全部背下来。

复读班的班主任姓刘，教了一辈子书，见过无数复读生，但像王有福这样的，他还是头一回见。

有一次晚自习，刘老师在教室里转了一圈，看到王有福正在背英语课本的附录。

那是语法索引，密密麻麻全是术语和页码。

刘老师站了一会儿，没忍住，说了一句：

“王有福，附录就不用背了吧？”

王有福抬头看了他一眼，很认真地回答：

“万一考了呢？”

刘老师后来跟别的老师说起这件事，笑着说：

“这个娃儿，要么成大事，要么这个脑子啊。”

一九八八年的夏天，王有福第二次走进高考考场。

这一次，他考了全县第三名。

全县第三，这个成绩足以让他走进任何一所他想去的大学。

班主任刘老师激动得在办公室里拍桌子，说这是他教书二十年来带出的最好的成绩。

但填志愿的时候，王有福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他没有选择那些名声显赫的综合性大学，而是填报了东北某所985，自动化专业。

“为啥子去那么远的地方？东北啊，零下几十度，你受得了吗？”

刘老师皱着眉头问他。

王有福的回答很简单：

“这个学校的自动化专业，是全国最好的。”

他没有说的是，他选这个专业，是因为那个补锅匠讲的三国故事里，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他想造东西，想造那些能让天下人刮目相看的东西。

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天，王德厚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整天的旱烟。

他不懂什么大学，也不懂什么自动化专业，但他知道一件事：

他儿子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他一辈子都想象不到。

刘桂兰连夜给他赶了一床新棉被，又把家里的老棉袄拆了重絮，生怕东北的冬天把他冻着。

八月三十一号，王有福背着行囊，从县城坐汽车到了蓉城，又从蓉城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到了东北。

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