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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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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漫天雪
历史周期律说的是,历史上王朝兴衰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其规律性、普遍性和迅疾性在历代王朝中反复出现。
所谓规律性,是指新王朝初期通常呈现繁荣景象,但随着统治时间延长,统治者容易自满、奢靡,政权逐渐走向衰落,最终被新王朝取代,这种治乱兴衰循环往复。
普遍性,是说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没有一个朝能完全跳出这一规律。
迅疾性,是说有些王朝寿命十分短暂,如秦朝15年、隋朝29年,兴亡迅速;另一方面是说,往往因为一些历史偶然和很小的事件,人们往往并不认为这会对王朝的存续造成影响,但却迅速引发王朝的系统性崩盘。
然而所谓的历史周期律,真的是一个规律吗?
并不是。所谓的规律,必须是一种因果关系,任何情况下都有效,才称得上规律。发现9999只天鹅都是白色的,认定“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此后发现了1只黑天鹅,这个规律就是无效的。
历史周期律,除了告诉你,历史上的王朝,总是有交替兴衰、治乱循环这个现象之外,没有任何触及因果关系的解释。它还不如杰文斯的商业周期“太阳黑子说”,它至少还告诉你,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与欧洲经济危机的周期高度重合,由于太阳黑子影响气候和谷物收成(原因),所以波及了欧洲的贸易与信用(结果)。尽管这是一个错的离谱的因果关系,但是毕竟还在试图建立因果关系。
更重要的是,历史周期律给历史进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似乎有一种超越人类的神秘力量在主宰着这一切。同时,又是一种历史决定宿命论的基调,它让人们接受命运,反正就到这个周期了,两手一摊没办法,似乎这一切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就像潮汐一样,除了接受,无能为力。
就这样,它让那些真正导致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逃脱了道德拷问和责任追究;人们放弃了对造成衰败的原因的追问,从历史中什么也没有学到。
然而我们知道,历史总是由人创造的,短期看,那些手握大权的人和他们的集团,决定着政策走向;长期看,总是民众的观念在决定历史进程。
一切事物都受因果律的支配。在经济学看来,所谓的历史周期律,从来没有什么神秘的因素,更不是什么亘古不移的客观规律,而都是人的行动的结果,是错误的经济政策的结果,它绝对是“事在人为”的。
以汉代为例。
汉朝在统治初期,刘邦“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这不过是古老的自然法的重申: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伤人者和抢劫者依法治罪。其余凡是秦朝的严酷政令,一律废除。
其核心是什么?就是保护产权。有恒产者有恒心,民众产权有保障,才能降低时间偏好,安心生产和积累财富。
汉初实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朝廷减少与民争利,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迅速改善。到了汉文帝,经济达到顶峰,税率为“三十税一”,即3%左右,国家总体和平安宁,经济得到了发展,财富累积,国库充盈。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汉文帝甚至放弃了国家铸币垄断权,实行市场自由铸币,由市场来选择交换媒介,这就是放弃了通过征收铸币税掠夺民众。同时,各诸侯王国拥有治民权,掌握地方行政、司法;财政权,自行征税、铸钱、煮盐,不向中央上缴赋税;军事权,拥有王国军队,可自行调兵。
因此在当时,中国已经实现了地方竞争,民众“用脚投票”,是实质上的“联邦制”、地方自治,即权力的去中心化。它是通往自由与繁荣的方向。
这就是汉代初期兴盛的经济学解释。
而汉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发生在汉景帝时期。
通过经济学对历史的重构,并没有什么“文景之治”,汉景帝不是“有德之君”,正是他违背了民意,平定所谓“七国之乱”,用军事强权扼杀了中国的权力去中心化、地方自治的进程。
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建立,民众丧失了用脚投票的权利,压迫和剥削程度日益加深。集权,与自由和繁荣,是天然的对立物。
到了汉武帝,穷兵黩武,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很快就耗尽了前朝积累的财富,国库空虚。他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创设了“算缗令”、“告缗令”,成倍增加财产税,并鼓励告密,横征暴敛。同时又搞出了盐铁专卖,酒类专营,对粮食等生存物资搞均输、平准,由国家垄断,低买高卖,与老百姓争夺口粮。凡是能国有化的,他都统统国有化了,民间经济活力被彻底杀死,老百姓由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这就是汉朝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任何不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历史分析,都无法触及根本。理论在逻辑和时序上先于历史而存在,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历史。经济学是历史学家的武器库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武器,缺失了这个终极武器,那些所谓的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不过是一种宣传。这样的历史学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宣传部。
我们从汉代由盛转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兴盛,是正确的经济学思想实践的结果;衰败,是错误的经济学思想实践的结果。因果关系清楚明了。只要一直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就不会有什么周期律。而任何思想和政策,必然总是从某个人的脑子里蹦出来的,它不可能无中生有,所以那些构思出错误的经济理论、实施这种错误的经济理论的人,对王朝的衰败和人民福祉的损失负有历史和道德责任。
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得到深刻的教益(不像历史周期律那样毫无意义的念经):要想避免周期律,逃离治乱兴衰的循环,唯一的道路就是民众要有基本的经济学素养,要有支持自由放任和自治自立的思想观念,对一切集权化的、管制和干预增加的经济政策和呼吁,都要坚决反对,由此才能走向繁荣幸福之路。如果民众总是信奉集权化的管制和干预,希望朝廷有所作为,那么就会陷入衰退的深渊之中。
须知只要产权有保障,奉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资本积累就必然节节攀升,经济就只会越来越进步繁荣,民众生活水平就会越来越高,这才是自由市场的自然进程。总是各类权力的干预,破坏了产权和资本积累,阻断了这一进程,才导致了衰退和所谓的周期。
这跟我们当下社会舆论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认知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正确地认为,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政府大幅度地退出经济领域,产权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即“有效市场”的结果,那么就会支持自由放任和放松管制,经济就会进一步繁荣;如果你认为,这是“有为政府”的结果,那么就会呼吁更多的管制和干预,衰退就会来临。如何认识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面对未来。
不要再说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这种混账话。这二者是尖锐对立的,权力每增加一份,自由市场与繁荣就衰减一份。
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不论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对个人福祉的改善,都至关重要。不能把同时发生、先后顺序、相关关系当成因果关系。归因问题也直接决定了民众对某一事件的态度和行动策略。任何时候,揭示某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准确地归因,才是把握规律性的正确途径。一个没有揭示因果关系的规律,不是规律,只是经验和断言,是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原因的解释。
就像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主流经济学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都是神秘的废话,它们都没有进行原因的解释,而只是现象的描述。
与历史周期律相似的,还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它是指,新兴大国的崛起引发了守成大国的恐惧,最终可能导致冲突或战争的现象。这个概念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分析,他指出雅典的崛起使斯巴达感到威胁,从而导致战争的不可避免。
跟历史周期律一样,它也是一种现象描述,没有给出正确的因果关系解释。
同样地,它反而给所谓的“守成大国”的侵略行为和扩张冲动,披上了结构性宿命论的道德外衣——这是个“必然规律”,而不是人为的结果;不是我们太高调了,而是到了这个阶段,非要打一仗,把“老二”收拾了才行。
但是在经济学看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毫无规律性可言,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避免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在国内和国际上奉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扩展国际劳动分工与合作,造福老大老二双方国民,而不是“必有一战”。
导致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恐惧的原因,根本的在于守成大国的压力集团主导经济政策。国内压力集团与权力结盟,出台对自己有利、对消费者和整体经济不利的政策,寻求各类特权和保护。由此,其国内生产结构扭曲,资源配置错乱,生产能力下降。这本身是国内干预主义造成的恶果。
为了掩盖干预主义的恶果,也为了维护政商集团的利益,这种国内干预政策就会延伸到国外,即限制自由贸易。只有不允许新兴大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国内,才能维护其国内压力集团的垄断地位。如果允许新兴大国的商品进入他们国内自由竞争,其国内干预政策就失效了。所以,国际上的自由贸易,要求国内首先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这就是国内干预政策导致对外贸易管制的经济学解释。
那么,新兴大国之所以“新兴”并成为“大国”,正是因为相对于那个守成大国,在经济政策上更加自由,由此激发了强大生产动能,否则它不可能对守成大国形成竞争和冲击力。这个时候,新兴大国一旦认为自己的实力足够对抗守成大国,就会设法打破前者设定的规则,甚至不惜一战。商品进不去,军队开进去。
所以,是国内干预政策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两个大国推向了对抗的境地。贸易战是一种战争哲学。
因果关系搞清楚了,那么破解它的办法也很清楚,那就是任何一国,都要放弃干预主义这种战争哲学,推动国际劳动分工与合作共赢,让各类要素自由流动,这个时候,新兴大国的崛起对于守成大国来说,就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机遇,是提升双方生产优势和改善双方国民福祉的重大利好。须知任何一国的经济条件改善,不仅对于本国,而且对于任何一国都有利,它意味着劳动分工可以扩展了,自由交换的范围增加了,可选择的财货增多了。
经济学把这个因果关系告诉大众了,它的使命就已经完成。如何选择,总是个人的事、大众的事。任何科学都是这样。你们选择服从于经济学原理,那就迎来繁荣与和平;你们选择违背它,那就走向衰败与战乱。无论如何,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它一直在那里,做出错误的选择,将毁灭的是繁荣幸福、甚至众多的人类生命,并不会毁灭经济学。
历史并没有规律,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的行动领域没有常数,总是大众观念决定了历史走向,它有时候十分偶然。所谓历史的必然规律,要么是一种经验性的总结,并没有客观必然性;要么就是一种断言,一种辉格史观,并没有逻辑支撑,历史并不是沿着某个路径线性进步的,它经常发生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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