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东西确实在退潮了

有些东西确实在退潮了。

先说两个新闻。

第一个来自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里提到一个数据，湖北2026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2740名，2025年是5799人，缩减了52.8%，近乎腰斩。

江西从2023年的7821人降到了今年的1190人。

河南地方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今年招1117人，比去年少了51.3%。

广西、湖南的公费师范生招生同样在缩减。

第二个来自经济观察报，《超级中学神话落幕》。

衡水那边，一所依托衡水二中创办的民办学校——安平志臻学校，6300万元贷款逾期超过一年，银行申请拍卖学校股权，今年7月还有大额借款到期。

这背后是一整个模式的退潮，高峰时全国近50所衡水系的民办分校，现在陆续摘牌更名、债务违约、股权冻结。

两条新闻背后，其实隐藏着的是同一个推手：学生变少了。

而《中国教育报》去年10月刊发的一篇文章，把这个拐点的时间表又往前拨了三年。

按照此前的普遍推算，高中适龄人口见顶应该在2032年。

逻辑很简单：新生儿数量见顶于2016年，孩子15岁进入高中，所以2032年左右高中生源达到峰顶。

但这个推算是基于历年统计公报里的出生人口数据。

教育部采用的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修订后的数据——普查年份是全面调查，非普查年份靠抽样推算，两者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

修订后本世纪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不是2016年，而是2012年。

2012年出生的孩子到2029年满17岁。所以峰顶从2032年提前到了2029年。

三年之差，传导到各个环节就是连锁反应。

生源减少的链条并不复杂：孩子3岁上幼儿园，6岁上小学。2021年幼儿园在园人数开始减少，2024年小学在校生开始下降。

2012年出生人口见顶，2029年高中生源见顶。

2012年之后出生人口持续下降，2032年前后大学生源也将见顶。

北师大科研团队的预测是，到2035年全国将有约150万小学教师、37万初中教师过剩。

不过一切都比此前预想的来得更快。

教师岗位的收缩已经在数据里了。

湖北缩了52.8%，江西从近八千人压到一千出头，河南公费师范生计划砍了一半。

但供给侧还在增加——普通本科教育学门类毕业生五年扩大了30%，专科教育与体育大类扩大了34%。

当年为应对入学高峰扩招的师范生，正在和缩减的编制形成剪刀差。

广西师大2026届的一个师范生放弃了公办编制考试，转去民办中学。

他身边的同学有的进了保险、销售、文创行业，有的全职备考等下一次机会。

师范院校自己也已经在调头，压缩传统师范专业，增设人工智能、新能源材料等新工科方向。

衡水系的故事则是同一个趋势在另一个维度上的展开。

2013年后衡水中学联合地产企业创办衡水一中，模式的核心是两条腿走路：跨区域掐尖高分生源，绑定学区房开发实现地产套利。

高峰时全国近50所分校分布在11个省。两条腿先后断了。

2021年公参民整改，公办学校不能再输出师资和品牌。

2022年衡水一中更名泰华中学，各地分校陆续摘牌。

2024年跨省招生全面叫停，外省生源渠道被切断。

2025年衡水主城区民办高中普惠生招生计划同比缩减45.2%。

生源缩水直接冲击学费收入，叠加房地产下行，当年靠重资产建校形成的大额贷款开始违约。

从扩张到收缩，不到十年。

教师缩编和衡水退潮，本质上是同一件事从两个侧面展开。

缩编是供给端的主动收缩，衡水是商业模式的结构性瓦解。

共同推手是学龄人口减少，共同约束是财政账本在收紧。

这个共同的约束，也解释了为什么学生少了但小班化教学并没有发生。

因为逻辑上成立，账本上不成立。

教育经费是按学生人数拨付的，学生少了，经费就少了。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增长2%，增速明显放缓，过去十年年均增长在5%到8%之间。

政策层面要求“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翻译过来就是学生少了，供给也要跟着缩。

小班化教学本质上是增加生均投入，属于增福利，而目前的财政方向是降成本。

据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多地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对小班化教学的反应高度一致：无甚兴趣。

实际上，各方都在按这个逻辑调整。

国家层面，“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小学已经出现合并或改成初中的案例。

高校层面，本科生继续扩招，职业院校不提扩招只提提升办学能力，民办教育被要求“引导规范”——背后是担心学校亏钱出风险，还有一个方向是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多招留学生。

教师层面，一个可见的趋势是小学老师向中学甚至高中流动，以解决小学教师过剩而中学师资暂时不足的矛盾。

不过如果只是谈教师行业，就窄了。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人口减少影响的不是某一个行业，而是所有的行业。

因为人既是需要就业的生产者，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消费者。

教育行业的收缩只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

这不是等人口降下来人均资源变多的问题——人本身就是资源、本身就是生产力。

所有经济活动、所有“资产”的底层，都是足够多的人在工作、在消费、在缴社保。

很多人曾经想当然地觉得等人口少了竞争就不激烈了、资源就宽裕了，但一个经济体里少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双重身份的人口，资产价格、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都会跟着缩水。

教育只是先被推到前面而已。

对学生和家长来说，学历贬值的确定性已经不需要讨论。

大学生从二十年前的几百万人扩到现在上千万，不稀缺的东西要不上价，除非自己把自己弄成稀缺的。

好岗位在急剧缩水，竞争只会更激烈。

对于大多数普通学生，大学文凭的“稀缺性”会越来越弱，但这几年真正长出的能力会越来越重要。

方向上，倾向于技能积累——做有手艺的蓝领或个体户，比低薪伪白领要强。

对家长来说，最大的陷阱是路径依赖。教育投入既是投资也是消费，投资的是生产要素的提高。

但当教育产出的人才和内卷氛围并不对等，当上面没有空缺时学历只是筛选工具而非跃升原因——这笔账就需要重新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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