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温岭县委书记勤勉坚韧早逝壮志未酬

李先导，又名李仙桃、李先涛，1907年7月出生，浙江温岭县横河乡湾下村人，农民家庭出身，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28年12月15日晚，海门“浙保五团”派兵包围并搜查了六中，时任中共临海县委委员兼任六中支部书记的李先导等五人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被国民党浙江省高院以“妄图反革命而阴谋暴动”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年。

八年多的铁窗之苦，摧残了他的身体，却没能改变他的信念。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先导刑满释放回家，改名李满城。此时，中共党员梁耀南、李哲甫等人从外地回到温岭，李先导立即与他们接上关系，并很快地组织起“东南乡抗日宣传队”。

10月31日，“温岭县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青战团）成立，李先导将“东南乡抗日宣传队”改编为温岭县青战团东南乡六分团，在县工委和县委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

12月，温岭县“临工委”成立，梁耀南任书记，李先导任委员。

1938年5月，温岭县工委改为县委，梁耀南为书记，李先导为组织部长。7月，县委在城关镇召开会议，进行改选，由李先导接替梁耀南任县委书记，负责全面工作。

8月，李先导等人组织和领导青战团开展“驱仇运动”。仇即仇复，又名仇禹卿，是国民党温岭县政府教育科长，是温岭封建复僻势力的代表人物，也是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绊脚石，曾威迫40多名青年教师退出青战团。

青战团在新任县长李元接任的当天，织了700多人请愿队伍上街游行示威，坚决要求罢免破坏抗战的仇复，并派代表与李元等人开展针锋相对地斗争，终迫使李元将仇复等人解职。驱仇斗争的胜利轰动全县。

为了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县委于1938年10月至翌年3月，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

首先，举办了抗日骨干训练班，即青战团干部营学习班，参加的对象均是青战团各分队的骨干分子，共30来人。

由李先导、王之景、韩先绶等人讲授《当前的形势》、《统一战线工作》、《辩证唯物主义大纲》、《论持久战》等政治理论课。在学习期间，还举行了几次街头宣传和夜间野战训练。

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温岭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扩大。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却惊恐不安。

12月10日，国民党温岭县政府遵照上峰指令，以“组织庞杂，不合规定”为借口，下令取消温岭青战团组织。

是月下旬，李先导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听取青战团领导的汇报，然后讨论研究对策，决定在1939年元旦，发动全体青战团团员，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请愿斗争”，要求县政府收回成命。

元旦这一天，各区乡的青战团团员汇集在城关，在县委委员、宣传部长王之景等人带领下，700多名青战团团员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通过城区大街向县政府所在地进发。

他们扛着大幅横额，手拿标语旗，边走边散发《告全县同胞书》，高呼“我们要爱国，我们要抗日，还我青战团！”“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由于军统特务、国民兵团副团长张晓崧等人的极力破坏与阻挠，谈判未成功，青战团被迫解散。

为了粉碎张晓崧一伙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诽谤与攻击，1939年2月4日李先导在横河乡动员和组织了40名爱国青年参加抗日志愿军。

李先导亲自主持召开“欢送抗日志愿军光荣入伍大会”，并挥笔书写会议横额和标语，热情鼓励青年要刻苦学习，勇敢杀敌，抗战到底，报效国家，为家乡人民争光，并委派李言定负责带好这班人。

4月，张晓崧串通张翰庭等人，以“汉奸通匪”等罪名先后抓捕了韩先授和梁耀南兄弟俩。李先导和李安素等人不顾敌人的威胁，冒着被捕的危险，竭尽全力进行营救。

他们一面组织乡民联合呈状，发动各界进步人士及10多名乡镇长出面担保，提交了一份有200名青年签名的请愿书，证明梁氏兄弟没有通匪汉奸行为；一面挽请张心柏等开明人士出来做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向省、地国民党要员黄绍雄、邢震南、凌云、李立民等人（国民党主战派）呈述请愿。经过李先导等人的不写努力，梁耀南、梁耀东被宣判无罪解保释放。

六七月间，台属特委在黄岩城关召开了台属地区党的代表会议。会上李先导被选为出席中共浙江省党代会的代表。此事发生了变故，上级党组织因对他被捕后的一段经历不尽了解，存有疑虑，取消了他的代表资格。

梁耀南、梁耀东被捕以后，横河乡乡长职务就被张翰庭门下的王厚田取而代之，李先导在横河乡的工作受到限制和刁难，只好转到长屿乡任乡事务员，继续开展党的活动。

李先导对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比较重视。早在抗战初期，他就注意在宣传队、青战团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曾先后发展李安素、梁益春、李言定、陈亨记、戴维民等人入党。在他领导下，两年时间，全县发展了150多名党员，建立了22个党支部和5个区级组织。

是年冬，温岭的国民党顽固派——县长皮嗣襄、县党部书记倪志强和张晓崧等人，加紧推行“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在温岭大搞白色恐怖。他们在城关小南门外架设电台，设立发报机，搜查共产党的情报。

我党的公开活动受到限制，李先导被迫辞去长屿乡事务员的职务，隐蔽在该乡共产党员李光辉家，转入地下活动。台属特委为了加强仙居工作的领导，决定调李先导去仙居担任县委组织部长。

1940年2月，李先导离开温岭到达仙居，化名为李大雄、李长惠，以高迁育秀小学校长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李先导对名利与地位从不计较，考虑的只是如何做好党的工作。他在仙居一年半时间，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经常上山下乡，深入基层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同时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一年多时间，发展了100多名党员，建立了西区、南区两个区委和20个党支部。

在李先导等人发动和领导下，仙居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1941年7月，组织上决定调李先导到临海大石河头小学任教。临走之前，他还找了几位同志谈话，并向颜乃借了十元钱作为路费。

后因身体不好，又调到离家较近的椒江北岸道感堂小学教书。1942年春，他肺病复发，再也不能坚持工作，只得回家休养。

李先导生活十分艰苦朴素。无论是当共产党的组织部长、县委书记，还是当国民党的校长、公务员，总是严以律已，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或借公济私。为了解决革命经费的困难，他省吃俭用，不喝酒，不吸烟，出门不坐车，不住旅店，连买面小镜子的钱都舍不得。

1942年5月，李先导病重在床，差人将他寄放在北岸朋友家的行李拿回来，他妻子看到行李中居然还有3双半新旧的草鞋，不禁潸然泪下。

李先导病重在家之日，正当温岭白色恐怖严重之时。他家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一华里之外的“天师府”张翰庭等人的严密监视。

他在家养病期间，既不能到外面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又不能请医生看病治疗，整天躺在黑暗的床上，眼睁睁地看着病情一天天恶化。面对这一切艰险困苦，他没有丝毫怨言和懊悔，有所遗憾的就是革命尚未成功，未能亲眼看到为之奋斗的新社会、新世界。

7月下旬，一个雷雨交加沉闷的傍晚。李先导感到自己生命快要结束了，将妻儿唤到身边，一一作了嘱咐，给孩子留下最后的教诲，然后带着对未竟事业的憧憬离开了人世，时年35岁。

李先导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温岭县从事党的活动和担任县委领导职务时间最长的共产党人之一。他的生平并不震天动地，光彩逼人，他那种谦虚严谨，一心为公，勤奋工作，顽强拼搏的精神，却感人肺腑，令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