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腕的历史瞬间！忠勇老将孤身死战，挡不住体系腐烂的颓势？

1841年2月26日，广东虎门，炮声隆隆。年逾六旬的老将关天培立于靖远炮台之上，拔刀督战，誓死不退。就在他浴血奋战之际，一名军官突然振臂高呼：“事急矣，盍去乎！”（危险了，还不赶紧跑？！）话音刚落，近千名清兵如潮水般涌向台墙，争相逃命。偌大的炮台，瞬间只剩下二十余名士兵（关天培亲兵）。关天培最终力战殉国，而他身后的那支大军，早已作鸟兽散。

这是鸦片战争中令人扼腕的一幕，却远非孤例。从1840年到1842年，清军在与英军的交锋中，临阵溃逃几乎成了常态。在英军的观察中，大角炮台之战，守军“几百几百地从炮弹所打穿的洞中逃走了”；北横档岛之战，“满兵一见我军的移动，大量地飞奔到他们的小船上去了”；乌涌之战，守将甚至事先与英军约定：“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点面子，然后走掉。”

泱泱中华，百万大军，为何面对区区数千英军，竟溃败如斯？连关天培这样的忠勇老将都挡不住士兵逃跑的脚步？当我们翻开尘封的史料，答案远比想象中更为沉重。

古人云：“凡用兵之法，以赏罚分明为第一要务。赏一人而使三军俱有所劝；罚一人而使三军俱有所畏，于是号令之间，可以指挥如意。”军纪是一支军队的命脉，军纪如山则士气高昂，军纪废弛则军心涣散。而鸦片战争前夕的清军，恰恰已经走到了后一种境地。

清朝军队主要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经过近三百年的承平岁月，这两支武装力量早已失去了入关时的虎虎生气。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军队中“游手失业，恒多窜入其中。甚至吸食鸦片，烟瘾难支”。更令人痛心的是军队内部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甚至“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则袖手旁观，哂口微笑。此种积习，深入膏肓，牢不可破”。

士兵的素质更是惨不忍睹：马兵无马，多半不会骑马；炮兵放炮无法准确命中目标；水师水兵“上船即晕船”。时人如此评价这支天朝军队是“民不知兵，官不知兵，即其亦不自知其为兵矣”。一支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兵的军队，如何能指望它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比军纪废弛更可怕的，是逃而无罚。1841年1月7日大角、沙角之战中，逃回的兵丁未受任何惩处。这等于向全军释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临阵溃逃者无罪。果然，稍后的虎门战役中便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溃逃。道光皇帝闻讯震怒，下诏“确切访查不肯点炮即火门透水之兵丁，严密查拿，即行枭首示众，惩一儆百”。负责执行的将军奕山却以“急则性变，诛不胜诛”为由，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

在整个虎门战役中，竟没有一个将领因为临阵溃逃而被处分，这种地地道道的纵容，无异于鼓励全军逃跑。时人李福祥感喟道：“是则不知将兵者何心也？”逃而无罪，战而不赏，军法形同虚设，人情凌驾于军纪之上。当一支军队失去了最基本的赏罚机制，溃逃便不再是偶然事件，而是必然结局。

如果说军纪废弛是清军溃逃的内部病因，那么军民关系的彻底破裂，则从外部环境上注定了清军的失败。

1841年1月至3月，清政府先后六次调兵共一万七千人前往广州抗英。道光皇帝在几乎每一道调兵谕旨的最后，都不忘加上一句“并严饬带兵之员，沿途勿加滋扰”。皇帝亲自叮嘱不要扰民，足见军队扰民已是朝野皆知的痼疾。而事实也果然如道光所忧，这些客兵在赴粤途中胡作非为，“有抢掠人财物者，有殴伤差役者”，各种丑闻不绝于耳。

到了广州之后，情况更加恶劣。外省各路客兵云集羊城，仓促之间安置不下，统帅便令其“自择居民间空舍”。于是，这些士兵“三五成群，撬门挈具而入，随地驻足"，散布于广州内城之中，营官只知按名册登记兵数，却“不知兵所寓何地，同寓何人”，若要集合部队，只能“出小旗，沿街门招呼”。这样的军队，与乌合之众何异？

更严重的是，客兵与当地民众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南海义勇为湖南兵诬杀，引发连锁反应，客兵“乘势四出，放火杀人，较场中尸骸如积矣”。许多客兵对逃难入城的百姓“恒指为汉奸”，肆意凌辱，“领队官置之不问，省民悲苦，迁徙大半”。

如此种种，必然激起广东民众的极大怨愤。官员王廷兰访查民情后得出结论：“民与兵，已同仇敌”，军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百姓心中的定式已然形成，这些兵不是来保家卫国的，而是来祸害百姓的。于是，在广东便出现了令人心寒的一幕：1841年2月26日，中英两军大战于虎门，众多村民在岸边围观，面对清军的惨败，他们无动于衷。次日，英军舰队开进广州内河攻打乌涌炮台，“两岸排列着成千上万的居民，凝视着勇敢的夷人。无疑，其中有许多人是暗地里希望他们成功的。”

更有甚者，不少民众在英军的利诱下甘当汉奸。虎门战役前夕，“城守时有拿获汉奸多名，讯知彼处每日有汉奸十六人，分四班进城侦探”，刺探清军虚实、兵员数额、何处有埋伏等情报，“每日到英军处承报领赏，或一二十起，或数十起”。英军远渡重洋，侵略数万里以外的中国，面对环境陌生、交通不便等诸多困难，却能进退自如，情报工作固然是英方所长，但大量汉奸的带路作用更是不可小觑。琦善在奏折中无奈地写道：“奉旨饬调兵将，该夷亦早得消息。”

毛泽东曾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没有民众支持的军队，就如同无水之鱼。清军的溃败，不是败在英军的炮火之下，而是败在自己种下的苦果之中。

军纪废弛、军民对立，固然是清军溃逃的深层原因，但将帅的带头逃跑，则是压垮清军战斗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在前线，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将领更是比比皆是。1841年2月26日，英军攻打北横档岛时，守岛的清军官兵一见英军移动，便“大量地飞奔到他们的小船上去了”。英军后来发现，“这些勇敢的逃徒们是官员和军官，他们放弃炮台之前，把不幸的军队锁在了里面”。将官跑了，把士兵锁在炮台里等死——这种行为何其荒诞，又何其悲哀。

统帅一心“抚夷”，将官大多贪生怕死，将官既逃，士兵自然群起效仿、一哄而溃。关天培纵有万夫不当之勇，纵有以死报国之志，又如何挡得住自上而下、从将到兵的全面崩溃？他锁住炮台大门，士兵便“夜有扒越台墙而遁者”；他以个人衣物质押换银，每兵赏银元两块，才勉强将士兵劝上阵地。

一个六旬老将，用如此卑微的方式维系着最后的军心，这本身就是对整支军队最大的讽刺。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中清军的临阵溃逃，不是某一个士兵的怯懦，也不是某一场战役的偶然，而是整个军事体系全面腐烂的必然结果。军纪废弛使士兵丧失了战斗的约束，军风败坏使军队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将帅无能则从上到下瓦解了最后的抵抗意志。这三者层层递进、互为因果，最终酿成了关天培式的悲剧，一个人再英勇，也挡不住一支已经烂到根子里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