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兴尧谈邓拓（陈泊微）

上世纪90年代某日，我在人民日报北区宿舍小区的路上，看见一位老先生手提布兜，身穿一套干部服，踽踽独行，没有人跟他打招呼。我走近几步一看，这不是报社图书馆老馆长谢兴尧吗？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经过了文革这么多年，他还活着呀？谢兴尧一直顺着北区宿舍的大道向东北方向走去。

我像新发现一件出土文物似的，马上去告诉报社的老同事黄植，黄植已经知道了谢兴尧搬到北区宿舍19号楼来了。黄兄说，老馆长很希望我们这些老同事去看他，顺便跟他聊聊往事。

谢兴尧（1906-2006），陕西南郑人，中国史学家、藏书家。北京大学文科史学系毕业，长期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是该领域早期开拓者。1949年后任《人民日报》社编辑及图书馆馆长，期间建立以地方志为特色的珍贵藏书体系。

1926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师从朱希祖等学者。1931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女子第一中学、北京大学等校。曾整理故宫军机处档案等原始文献，发表《洪杨卮谈》系列文章，并编撰《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等专著。晚年著有《堪隐斋随笔》和《堪隐斋杂著》等作品。

由黄兄约好以后，我们几位老同事一起到谢老的住宅去看他。谢老一见来的都是报社的老同事，非常高兴。大家坐下后，他就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聊起他这些年来的经历。

谢老此时已80好几了，独身一人，住在一套不足6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身边只有一位老保姆王嫂照顾他。屋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本来按他的级别，报社可以再给他一套房，但他害怕搬家麻烦，就没有要。

他安于寂寞和清苦，为自己的房子取名为“堪隐斋”。就在这套小房子里，他先后写了两本书：一本名为《堪隐斋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本名为《堪隐斋杂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谢兴尧先生解放前是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解放初，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邓拓把他调到人民日报社来了。据我所知，进北京初期，邓拓亲自调两个人来报社，一个是王若水，另一个就是谢兴尧。他们都在当时的理论教育组当编辑。

上世纪50年代初批判《武训传》，谢老曾受命参加关于武训生平的调查工作。调查团成员中有袁水拍和江青等人。也许因为他是“留用人员”的关系吧，刚调来报社时，社长范长江和总编辑邓拓都跟他打招呼，发表文章时不要署真名，最好用笔名。不过，这个限制很快打破了，他后来写的几篇批判武训的文章都是用的真名。不久，他的工作便由理论教育组调到图书馆当馆长。

解放前，谢老是有名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也是著名的明清史学者，曾用“荛公”等笔名出版过历史专著。谢兴尧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据了解他被打成“文化汉奸”和“反动学术权威”。但是，据我所知，文革期间他除了在王府井大街扫街以外，未受到其他可怕的打击，因为他是“死老虎”，被丢在一旁没人顾及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谢老就搬到报社内北区宿舍。因为同住在一个大院，所以我们自90年代后每年总有一两次到他家聊天。他谈了许多往事，我们当作历史去听。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他与邓拓之间的一些往事。他曾谈到，当年邓拓和吴晗、郭沫若等人曾向中央打报告，建议开掘十三陵的某陵。当时只有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反对。过了一段时间，中央同意打开定陵。定陵打开后，谢兴尧先生曾经随同邓拓去观察，谢老开玩笑地说，他曾多次陪邓拓“探皇陵”。

在陪同邓拓“探皇陵”回来时，每次都到颐和园吃午饭。邓拓和谢老在一起时，从不谈人民日报的事，总是让谢老提供明清的历史线索和资料，有时也一起谈书论画。有一段时间，谢老发现邓拓的情绪有些消沉，他甚至说“不愿当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想当颐和园园长，专门从事历史研究”。

这些话让身为非党员的谢老非常吃惊。有一次谢老问邓拓：“听说毛主席想让你做他的秘书，你不干，推辞掉了，这是为什么？”邓拓没有明确回答，但流露出为中央领导人当秘书不是好做的事、中央领导有些人比较难侍候的意思。谢老说，他听到这些话在吃惊之余，一次曾向邓拓夫人谈及此事，想让邓夫人劝劝邓拓。

听了谢老对这段往事的叙述，我想起1957年上半年在报社听邓拓谈受毛泽东严厉责备的传达。记得是在王府井报社图书馆小阅览室对人数有限的传达。

邓拓当时表情沉重，但对毛泽东对他严厉责备的话，却原原本本地向我们传达了。令我吃惊的是那些话：以前说你是“书生办报”，现在看来你是“死人办报”。又说：“你要是汉元帝非亡国不可。”还说：“你占着茅房不拉屎”，“你白白消耗了板凳的折旧费”（这些对邓拓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在中央开过最高国务会议后，报社就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作了选题报道计划上报中央，而这个选题计划被胡乔木压下了）。

在传达完毛的话以后，邓拓面色凝重地说：“我在报社的领导已破产了，我已向中央提出了辞职。”邓拓和谢兴尧说“要当颐和园园长”的时间，大概就在这次被训斥之后。

关于邓拓受毛泽东“批评”之后，一时间情绪消沉之事，在李庄和胡绩伟的回忆录中均有反映。胡绩伟在他的自选集《报人生涯五十年》一书《平生赢得豪情在》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记叙：

“在他（指邓拓）连这个社长也决定辞去的时候，他约我到潭柘寺去散步。在那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在那深幽寂静的寺院里，我们两人怀着沉重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子，边走边谈，有时就在石头上坐下来谈。当时，一来是我的政治觉悟不高；二来是他很严格的吐词遣句，总不指名点事，也不直抒胸臆畅所欲言，我的确没有完全领会他的心情。现在想来，真恨我当时不是他的知音 。当时我一再劝他不要辞去报社社长的职务，甚至劝他要做一些斗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连说‘难呀！难呀！’我记得很深的是，他说：‘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

自那以后，邓拓情绪曾一度消沉，但调到北京市委以后，又重新振作起来；否则他不会写出像《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那些出色的文章来。

在邓拓主政期间，谢兴尧受到与其学术地位相适应的任用。可是文革一来，他就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打入“冷宫”。因为谢兴尧不是中共党员，所以邓拓受批判后的苦闷也不便与他明讲，所以当他听到邓拓说不想当人民日报领导，而想去专门研究历史的话时，确实感到惊讶。

文革后，谢兴尧没有受到恰如其分的对待。在那套小房子里，他真的隐居起来。但他能够安身立命，潜心做学问以终天年。谢兴尧于2006年6月23日逝世，享年100岁（实际他是102岁，因为上北大时少报两岁，档案就沿用下来，这一点他的亲侄女，人民日报社外事局干部谢隆灿可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