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模式都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再谈合肥模式

作者：张向东

纵观中国四十余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区域经济的崛起从不是单一模板的简单复制，而是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不同国情下的顺势而为、因势创新。苏南模式、深圳对外开放模式、合肥股权财政科创模式，三大极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范式，依次登上历史舞台、迭代升级、互补共生。没有凭空诞生的发展模式，每一种经济范式的兴起、成熟与转型，都深度根植于对应的时代环境、资源禀赋、政策导向与发展诉求，都是特定历史阶段下经济矛盾、资本结构、发展目标的集中体现。

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特定时代约束条件下，对资本主体、产业路径、增长方式做出的最优选择。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转型发展史，呈现出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缺产能的时代，靠民资激活本土活力；缺技术、缺渠道的时代，靠外资链接全球市场；缺核心科技、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靠国资引领科创突破。三种模式层层递进、承前启后，见证了中国经济从“有无之变”到“高低之变”、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从被动融入全球到自主掌控发展主动权的历史性跨越。

一、改革开放初期：苏南模式——计划破冰下的民资突围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幕初启，中国经济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破冰起步阶段，苏南模式应运而生，成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最贴合时代需求的发展范式，完美适配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特征与发展任务。

彼时的时代底色，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桎梏尚未完全打破，国民经济产能严重不足，国内商品物资普遍短缺。在传统体制下，工业生产、商品流通、资源配置全部由国家统一计划管控，民营经济、民间资本长期被压制，城乡生产力活力严重不足。城市国企产能有限、机制僵化，无法满足全社会的民生消费与经济发展需求；广大农村地区拥有海量剩余劳动力，却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劳动力资源严重闲置，手工业、副业发展完全停滞。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最核心的矛盾，是生产力供给不足与社会发展需求旺盛的矛盾，最迫切的任务是快速补齐产能、盘活存量资源、激活民间活力。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苏南地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基础条件，孕育出以乡镇企业为核心、以本土民资和集体资本为主体、以内循环市场为依托的苏南发展模式。苏南地处长三角核心，毗邻上海、南京等工业城市，既拥有江南地区传统的手工业积淀，又能就近接收大城市的技术、人才溢出，同时县域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具备兴办实业的基础条件。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策逐步松绑，不再绝对禁止集体和民间兴办工商业，为乡镇企业的诞生提供了政策空间。

苏南模式的核心逻辑，是依托本土内生力量，以集体、民营资本为核心，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各地乡镇依托乡村劳动力、土地、资源优势，大规模兴办乡镇企业，聚焦轻工制造、纺织、五金、农副产品加工等低门槛、广需求的基础产业。这种模式精准契合了时代需求：无需依赖外来资本、无需高端技术设备、无需海外市场渠道，仅依靠本土闲置的人力、土地资源，就能快速形成产能、填补国内市场空白。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苏南模式创造了巨大的时代价值。它彻底打破了“国营工业唯一合法”的体制桎梏，第一次让民间资本、乡村生产力成为工业化的重要力量，实现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历史性突破。海量乡镇企业的崛起，快速解决了国内商品短缺的困境，丰富了市场供给，极大改善了民生；同时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格局，培育了中国第一批本土民营企业家和市场化经营人才，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埋下了伏笔。

从资本逻辑来看，苏南模式是民资主导的增量革命。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几乎没有对外开放的基础，外资进入中国的渠道完全闭塞，国家财政资本有限且主要集中于重大基建和重工业，无力覆盖全域工业化建设。此时，分散、灵活、贴近市场的民间资本、集体资本，成为驱动基层工业化的唯一可行力量。可以说，不是苏南模式选择了民资，而是时代的资源空白、体制环境，决定了只能依靠本土民资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同时，时代的局限性也注定了苏南模式的短板。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开放程度和市场格局，乡镇企业普遍存在技术落后、设备简陋、管理粗放、产业低端的问题，产品仅能满足国内中低端市场需求，无法对接国际产业链，缺乏核心竞争力。这种短板不是模式本身的缺陷，而是时代技术壁垒、开放壁垒、认知壁垒的必然结果。当中国经济进入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阶段后，单纯依靠本土内生增长的苏南模式，自然难以支撑产业升级的新需求，完成了其阶段性的历史使命。

二、改革中期：深圳模式——对外开放中的外资赋能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改革开放进入纵深推进阶段，中国经济的时代矛盾和发展诉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外资主导”为核心的深圳模式，顺势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发展范式。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依托苏南模式为代表的本土工业化探索，国内基础产能短缺的问题基本解决，民生消费品实现充足供给。但新的时代短板愈发凸显：国内工业体系虽初具规模，但核心技术落后、生产设备老旧、企业管理模式僵化、缺乏国际市场渠道、外汇储备严重不足。此时的中国，有充足的劳动力、低廉的土地成本、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极度缺技术、缺资本、缺品牌、缺全球化经验。单纯依靠本土民资和传统产业，已经无法实现产业迭代升级，更无法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发展陷入“有量无质、有产无优”的瓶颈。

这一阶段，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从“对内激活存量”转向“对外引入增量”，以经济特区为窗口，全面打开对外开放大门，主动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利用外资、技术、管理经验赋能本土经济，成为时代必然选择。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凭借国家专属政策红利、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沿海开放的地理条件，成为外资落地中国的首选之地，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深圳对外开放模式。

深圳模式的核心内核是“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外资驱动、出口导向”。原材料、核心设备、海外订单全部来自海外，生产加工环节落地深圳，依托国内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完成制造，成品全部外销国际市场。外资成为这一模式的绝对核心主体，海外资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标准化的企业管理体系、成熟的国际贸易渠道和全球化的市场资源，彻底弥补了中国经济的时代短板。

这一模式完美适配了改革中期的时代需求。彼时，全球正值新一轮产业转移周期，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升级，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向外转移，而中国恰好具备成本优势和政策红利，形成了完美的供需匹配。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快速让深圳从边陲小镇崛起为国际化工业新城，更带动整个珠三角形成外向型产业集群，帮助中国快速积累了宝贵的外汇储备，建立起完整的外向型制造业体系，正式跻身“世界工厂”行列。

从时代价值来看，深圳模式完成了中国经济接轨全球、学习先进、积累实力的关键跨越。外资的介入，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更重塑了中国的市场化思维、企业管理制度、产业标准体系。海量外贸企业、产业工人、外贸人才快速成长，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彻底摆脱了封闭发展的格局，实现了从“自给自足”到“全球参与”的历史性转变。

与苏南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这一阶段的发展主力从民资切换为外资，本质是时代发展任务的切换。初期需要解决“有没有产能”，民资灵活高效、遍地开花；中期需要解决“优不优质、走不走出去”，唯有外资能够带来全球化资源和先进生产要素。

当然，时代条件的限制也赋予了深圳模式天然的局限性。彼时的对外开放，核心是“被动承接产业转移”，我们只掌握低端加工制造环节，核心技术、高端设备、品牌渠道、定价权全部掌握在外资手中，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这种“两头在外”的模式，虽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存在产业依附性强、自主创新不足、核心环节受制于人等深层问题。当中国经济进入自主创新、追求产业安全的新阶段后，单纯依赖外资的增长模式，已然无法适配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三、改革深水区：合肥模式——高质量发展下的国资引领

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迈入攻坚深水区，中国经济彻底告别了规模扩张的增量时代，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的提质时代。土地财政红利消退、传统产业增长乏力、高端科技遭遇“卡脖子”、新质生产力亟待培育，全新的时代矛盾，催生了以国资主导、股权财政、科创赋能为核心的合肥模式，实现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三次迭代升级。

当下的时代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从国内来看，依靠土地出让、基建投资、传统制造的旧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低端产能过剩，经济转型迫在眉睫；从产业来看，人工智能、半导体、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具备投资周期长、研发风险高、前期投入大、短期回报低、战略价值极高的特点，与市场化资本的逐利性、短期性天然冲突。

此时，民资和外资的时代局限性充分显现。民营资本追求短期收益、风险承受能力弱，不愿、也无力长期深耕高风险的硬核科技领域；外资受制于全球技术封锁、产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高端科创产业存在技术壁垒和投资限制，无法承担国家战略级产业培育的任务。

从时代使命来看，当下中国经济的核心诉求，不再是简单的扩大产能、赚取外汇，而是突破核心技术、保障产业安全、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这一历史性任务，既不能依靠本土民资的自发摸索，也不能依赖外资的被动赋能，只能由具备长期战略眼光、不计短期得失、承载国家产业使命的国有资本来承担。合肥模式，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最优解。

合肥模式的核心突破，是完成了从“土地财政”到“股权财政”的底层变革，重构了新时代的资本分工体系。区别于苏南民资自发成长、深圳外资被动引入的模式，合肥模式以地方国资平台为核心主体，以资本市场股权投资为核心手段，精准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科创赛道。地方政府不再依赖卖地创收，而是通过国资主动投资科创企业、赋能产业发展，依托企业成长、产业集群成型、股权增值实现长期财政增收和区域经济升级。

这一模式的时代价值，在于填补了市场化资本的投资空白，扛起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重任。国有资本具备天然的战略属性和风险托底能力，敢于投入市场资本不敢触碰的硬核科技领域，通过精准股权投资、产业链招商、集群化培育，系统性布局人工智能、芯片、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核心赛道。一方面，国资投资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撬动海量社会资本、市场化风投跟进，形成“国资引领、民资参与、外资赋能”的多元资本协同格局；另一方面，通过资本统筹整合产业链资源，避免无序竞争，打造完整自主的产业生态，彻底破解高端产业“卡脖子”难题，筑牢产业安全根基。

从模式迭代逻辑来看，合肥模式不是对苏南模式、深圳模式的否定，而是时代升级后的互补与完善。改革开放前中期，民资解决了“温饱型增长”，外资解决了“开放型增长”；新时代，国资解决“战略型增长、安全型增长、质量型增长”。三种资本、三种模式各尽其能、各展所长，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完整框架。

四、模式迭代的底层逻辑：时代决定路径，适配即是最优

梳理四十余年三种核心经济模式的迭代演进，足以印证一个核心真理：所有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时代的产物，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模板，唯有贴合时代背景、适配发展矛盾、顺应历史趋势的模式，才能创造价值、成就辉煌。

模式的迭代，本质是时代主要矛盾的迭代。改革开放初期，矛盾是产能短缺、活力不足，于是苏南模式以民资破局，激活本土存量；改革中期，矛盾是技术落后、封闭滞后，于是深圳模式以外资赋能，接轨全球增量；改革深水区，矛盾是创新不足、核心受制、转型乏力，于是合肥模式以国资领航，培育科创质量。每一次模式的更迭，都是对时代矛盾的精准回应。

模式的切换，本质是资本分工的时代重构。资本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配之别。民资灵活逐利，适配民生产业、基础制造的起步阶段；外资先进开放，适配接轨全球、技术学习的成长阶段；国资稳健长效、承载战略，适配科技攻坚、产业安全的成熟阶段。时代需求变了，主导资本、发展路径自然随之改变。

模式的升级，本质是国家发展层级的跨越。从苏南模式的乡村工业化，到深圳模式的外向型工业化，再到合肥模式的科创现代化，背后是中国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再到科技强国的层级跃升，是经济从规模速度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的根本性转变。

结语

苏南模式、深圳模式、合肥模式，三段发展历程，三种时代范式，一部浓缩的中国改革开放进化史。任何经济模式的诞生、兴盛与转型，从来不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条件、时代环境、发展任务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过去，我们依靠民资破冰、外资赋能，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原始积累和对外开放；今天，我们依靠国资领航、科创突围，奔赴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征程。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依然会持续迭代，但不变的核心逻辑始终是：顺势而为、因时而变，立足时代背景、回应时代需求、解决时代问题。唯有始终贴合时代发展脉搏，不断创新发展范式、优化资本结构、升级产业路径，才能持续释放经济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在时代浪潮中稳步前行、行稳致远。

（作者张向东为前资深媒体人，现供职于中央某金融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