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上海检察机关三代未检人的护“未”故事

　　今年5月29日，在上海市松江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宣传教育基地，该区某学校学生通过电子屏幕展示了解检察公益诉讼守护他们安全的故事。

　　2024年3日，在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开展“护航网络时代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

　　近日，上海市检察机关原检察官周小萍（左二）、检察官顾琤琮（左三）和徐丽春（右一），一同走进检察日报“正义会客厅”。

　　1986年6月，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几个人围坐在一起，讨论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决定：设立“少年起诉组”，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子从成年人案件中分出来单独办理。当初他们都不会想到，这个决定成了上海乃至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探索的起点。

　　那一年，周小萍正奔走在办案一线，顾琤琮还是个孩子，徐丽春尚未出生。近日，这三名来自上海市检察机关的检察官一同走进检察日报“正义会客厅”。作为上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开拓者、建设者和深耕者，她们接力“奔跑”四十年。身后是风雨兼程，眼前是越织越密的未成年人保护网。

　　敢为人先 多做一点

　　1992年8月，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周小萍和同事们正在忙碌地整理案卷。就在这个月，全国第一个集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职能于一体、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正式成立。

　　如今，周小萍已经退休多年。但每当回忆起那段岁月，她的眼神依然明亮。“那时候未成年人保护法刚刚施行，明确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为我们具体开展工作提供了方向。”她说。

　　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发展加速，社会变迁加剧，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渐上升。但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起捕、一起诉、一起判”。“效果很不理想。”周小萍和同事们发现，如果不把未成年人的案子单独拎出来，根本没有精力去做深入的社会调查和帮教工作。

　　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成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有了专门的办案力量，有了回旋的余地，也有了探索的空间。

　　周小萍至今仍记得一个抢劫案中的涉案少年。那个孩子以前被人抢劫过，后来在不良朋友的引诱下参与了抢劫。“讯问时我们发现，他一点也不懂法，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周小萍没有简单地走流程，而是增加了法治教育，耐心地给他讲道理。最后，少年痛哭流涕，真心悔过。

　　最终，检察机关依法决定不批捕。虹口区检察院当时已经与企业合作建立了“阳光基地”——一个专门接收不捕、不诉未成年人的帮教场所。少年被送到基地后，有专门的师傅教他技能，空闲时他学习法律知识。周小萍和同事们也经常去看望他。这个孩子后来走上正道，成为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另一个案件，也让周小萍印象深刻。一名从小失去父亲、母亲残疾的少年，因缺少关爱，被坏人利用，参与了一起抢劫案，被判了刑。孩子入狱后，他的母亲生活陷入困境。周小萍和同事们自掏腰包资助她。孩子出狱后找到一份邮递员的工作，周小萍和科里同事一起送了他一辆自行车，叮嘱他要珍惜这份工作。如今，这个孩子已经成家立业，对母亲非常孝顺。他的母亲至今还会给检察官打电话，说说孩子的近况。

　　“我们如果不给他机会，一棍子把他打下去，毁掉的不仅是孩子的一辈子，更可能是孩子背后的几个家庭、几代人。”周小萍说。这句话，朴素却深刻，正是第一代未检人“敢为人先、多做一点”精神的最好注脚。

　　退休后的周小萍，依然关注着未检事业的发展。她说：“看到现在的未检工作做得这么细、这么全，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们当年种下的种子，发芽了，开花了。”

　　看见案卷 看见孩子 看见未来

　　第一代未检人用“多做一点”的勇气，在制度空白处为孩子们撑起了一把伞。而当顾琤琮接过这一棒时，她发现：伞下的人越来越多，伞也需要撑得更稳、更大、更持久。

　　2006年，顾琤琮进入检察院，开始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那一年，上海未检工作创建20周年座谈会召开，确立了未检“捕、诉、监、防”一体工作模式。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等诸多特殊检察制度已经初步定型，但涉未成年人的实体和程序法律规定尚不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仍在持续完善过程中。

　　办案中，顾琤琮很快意识到，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家庭、学校、社会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简单地“一捕了之、一诉了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也正因如此，她这一代未检人最大的转变，就是从“个案帮教”走向“系统构建”。

　　顾琤琮将未检检察官最核心的能力提炼为“看见”——看见案卷、看见孩子、看见未来。看见案卷，是全面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看见孩子，是以更科学专业的视角理解未成年人的特殊性；看见未来，是要走出案卷，走进孩子学习、生活、成长的每一个场景，凝聚各方共识，协同推进未成年人保护这项系统工程。

　　基于这一理念，顾琤琮带领团队打造了“沪未来”未检工作品牌，主动融入“六大保护”——与妇联共建监护监督与家庭教育指导衔接机制，与教委推出控辍保学“检校问诊”、预防学生欺凌手册，与共青团升级社会支持体系、发布地方标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会同市场监管、文化执法等部门推动点播影院、密室剧本杀、盲盒交易等新业态规范管理，构建网络保护四方协同机制并推出多项全国首个行业指引，推广未保站检察官兼任法治副站长实现基层全覆盖。“协同共治就是破解保护难题的金钥匙。”顾琤琮说。

　　回望上海未检40年，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制度创新从不缺席。从犯罪记录封存、合适成年人，到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场所、从业禁止……多项制度被国家法律吸收或在全国推广。“每一步都是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形成共识，推动立法的过程。”顾琤琮说。

　　如今，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顾琤琮有着清晰的定位：“我们要把检察履职嵌入超大城市的治理，一方面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另一方面真正立足国情，让未检工作始终与时代同脉搏、与孩子们的需求同步推进。”

　　孩子在哪里 保护就到哪里

　　在上海市普陀区，有一支名为“蒲公英”的未检团队。成员们不仅是办案检察官，更化身“法治医生”，走进校园“坐堂问诊”。

　　2021年，在上海市检察院的指导下，普陀区检察院成立了全市首家“检校问诊室”。团队负责人徐丽春介绍：“检察官坐堂问诊、定期巡诊，了解学校存在的犯罪预防、家校矛盾等问题，一对一开具法治处方。”

　　初中生小魏是检校问诊室“接诊”的一个典型对象。他沉迷网络，偷母亲的钱打赏主播，导致家庭矛盾激烈。检察官做的第一步是“望闻问切”——发现孩子母亲忙于工作、管教粗暴，孩子是在用不当行为获取关注。

　　第二步是开具“法治处方”。团队为小魏量身定制了帮教方案，提供网瘾戒瘾治疗、法律意识提升、情绪管理等多方面帮助；同时，联合妇联的家庭教育指导师介入，缓和亲子关系，并制发了督促监护令。

　　第三步是“复诊回访”。检察官跟踪了解孩子行为习惯的改善情况和家庭关系的进展，及时调整帮教方案。最终，小魏的行为习惯和生活面貌发生了很大转变，亲子关系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徐丽春说：“孩子在哪里，我们的检察保护就要跟到哪里。”2024年，普陀区检察院联合多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这些创新举措，源于对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变化的敏锐洞察。

　　这一指导清单的出台，源于一起特殊的盗窃案。在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中，一名未成年人因喜欢买盲盒，在地铁站内的盲盒小店偷了50多个盲盒，发现不是自己心仪的“隐藏款”，又通过网络盲盒交易平台线上销赃，“回血”后再买再抽。该院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设置了六个月考验期，帮助他改变严重不良行为，最终顺利考上大学。

　　由于平台注册地在普陀区，徐丽春团队通过“体验式调查”发现：平台缺乏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存在不良信息。通过公益诉讼监督和制发检察建议，企业完成了整改，设置了实名认证和监护人限额功能。在此基础上，团队制发指导清单，为网络企业提供指引。

　　徐丽春这样概括新一代未检人的工作方法：“多问几句——不仅仅关注案件本身，还要关注行为背后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推动进一步治理；多做几步——发现问题后，通过各种方式化解偏差行为背后的社会和家庭问题，通过检察履职撬动齐抓共管和协同治理。”

　　站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的节点上，徐丽春展望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尽责，共画保护的‘同心圆’。”

　　40年，足够一棵树苗参天，足够一个孩童不惑，也足够一项事业从起步走向繁荣。

　　这是三代未检人的故事。也是历经40年，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一个缩影。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