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吞噬教师的时间与热情？

把安静的讲台还给教师，把管教的权利还给教师，把应有的尊重还给教师。这不只是为教师减负的诉求，更是为下一代守护一个好教育的底线。

来源 | 中国教师报

作者 | 常淑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沐明 国家开放大学助理研究员

孩子座位靠后、一次作业批改有争议、班级群老师回复稍慢等以往可以通过当面沟通的小事，如今演变为12345热线投诉、110报警乃至网络曝光；学生间的正常摩擦被放大为校园欺凌，一旦学校提出正常程序调解，家长便升级行动，联系媒体、发布短视频、投诉教育局；一段掐头去尾的视频、一张断章取义的聊天截图，配以“现在的老师怎么了”的标题，很容易就掀起舆论风暴……有人称这种家长以非理性方式向学校施压，以获取不当利益或发泄情绪的行为为“校闹”，而当琐事举报“武器化”、过度维权“升级战”、互联网“公开审判”等成为家校互动的常见脚本，教师也被迫从教育者变为“信访专员”“公关经理”和“留痕专员”。

从中央到地方关注教师减负已多年，为何教师的非教育教学负担依然沉重？答案或许令人意外。当前教师最大的压力，已从过去常说的“教学过载”转向了“关系治理超载”，家校信任缺失与制度性防御成为消耗教师精力的“黑洞”。

“校闹”转化为教师的非教育教学负担有三层传导机制：第一层是时间的直接侵占。在“接诉即办”“限期回复”制度下，一次投诉便启动多层级响应，整个流程耗费数天甚至数月；第二层是心理能量的慢性耗竭。长期处于随时可能被投诉的紧张状态中，教师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衍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躺平心态；第三层是学校管理的避责加码。面对未知风险，部分学校不是保护教师，而是将压力下沉，最典型的表现是要求全程留痕，教师耗费大量精力填表格、整截图、归档备查。

其实，学校和教师“怕闹”的根源是现行体制对学校无限兜底的要求。学校被当作基层治理最可靠的执行单元，承接了大量本应由政府、家庭、社会承担的事务。当缺乏专业社工和社区支持时，心理健康筛查、家庭教育指导等任务只能被转化为填表、打卡、截图等行政动作，而普通教师就成了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执行者。

现实中，当职业尊严一再受挫、职业安全缺乏保障，在职优秀教师选择“躺平”或离开，年轻人转向其他行业，这种人才流失对教育质量的伤害将是长期且难以逆转的。教师个体的疲惫是表层创伤，深层是对整个教育生态的连锁破坏——当教师因惧怕“校闹”放弃管教职责，对学生不良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似自我保护，实则是教育责任的隐性放弃。最终买单的，是那些需要被正确引导的孩子；“校闹”文化将合作异化为博弈、防备，教师防家长“找碴儿”，家长防教师“偏心”，双方精力被内耗。信任的土壤被污染，教育的果实也必然萎缩。

是谁制造了“校闹”困局？如果只将板子打在家长身上，既不公平也无法解决问题。“校闹”是社会心态、法律制度、学校治理和媒体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治理“校闹”，需要构建法治化、专业化的防护体系，从法律、制度、治理和文化四个维度同时发力。

第一，筑牢法治底座。细化并宣传家校责任清单，让家长清楚、教师明白什么事该找学校、什么事是自己的事。建立对“校闹”的依法处置机制，威胁、侮辱、殴打教师不是纠纷而是违法行为。建议由政法部门牵头建立校园纠纷第三方独立处置平台，对涉校纠纷进行专业调查、定责、调解，将学校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对查实的恶意投诉依法处理，让“谁闹谁有理”失去土壤。

第二，加固制度“防火墙”。学校内部建立由法律顾问、心理专家、教师和家长代表等组成的纠纷调解委员会，让教师不必直面风暴。改革教师评价体系，合理设置家长满意度权重，明确尽职免责条款，对无过错教师不应因投诉影响考核。

第三，重构治理边界。当前许多填表、打卡等行政事务是社会治理任务下沉教育系统的结果，实践中要厘清学校与政府、家庭、社会的责任边界，通过购买专业社工服务、建设社区教育支持网络等方式承接专业工作，让教师的时间、精力回到教学和学生身上。

第四，重建社会信任。媒体应坚持“事实先于立场、调查先于评论”，避免情绪化炒作。对长期煽动家校对立的自媒体依法依规处置。系统性办好家长学校，将科学教育理念、法治观念、家校共育方法传递给家长群体，重建互信互助的共育文化。

教育是慢的艺术，教师的工作不应被“快”的纠纷填满；教育是育心的工作，教师的精神不应被“防”的思维耗竭。把安静的讲台还给教师，把管教的权利还给教师，把应有的尊重还给教师。这不只是为教师减负的诉求，更是为下一代守护一个好教育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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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教师报》2026年7月8日3版

编辑 | 皮皮兵不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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