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吗?时隔十八年后,因为山姆代购而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把食品安全这个话题推到了公众面前。6月15日,监管部门对沃尔玛中国进行了直接约谈,并且山姆会员店当天就迅速做出了公开道歉,并且开始了从上到下的全面检查。于是有人不禁翻出了三鹿的老账,在舆论场上第一个站出来为三鹿说话的记者就是简光洲。
与当年在舆论场上消耗自己荣耀的人不同的是,简光洲的朋友圈以及短视频都是默默无闻的状态。不去参加发布会,在C位上站着不动,镜头前他就坐在酒厂的窖池边品尝原酒、为女儿蒸鲈鱼或者随便聊聊一些老新闻界的趣事。比起当年扣人心弦的头版调查来,这样的平铺直叙会让读者一时之间感到惊愕。这其中就包含了整个中国的新闻行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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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秋天里,全国各地很多医院都开始收治患有肾结石的小孩了,导尿管、手术、哭泣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出现,并且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三鹿奶粉。但是有关方面以及地方媒体的文字都是拐弯抹角的,最严重的就是用一个“某品牌”来代替真正的名称,没有人敢戳穿它。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一个拥有着150亿元资产并且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大乳品公司是不能随便触碰的“雷”。但是简光洲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在做完医患调查之后回到上海,在不断地修改稿件的同时还为了安全起见加了一句“不知道是不是假的品牌”。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并且第一次对“三鹿”进行了正面批评。四天之后,官方发布消息说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整个中国乳业都受到了影响。这篇报道促使国家开展对所有婴幼儿奶粉的抽样检查,并最终导致了三鹿公司的倒闭以及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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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决定性的消息,但是鲜花与子弹一起到来。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被称作“新锐人物”的那段时间里,其实更像是一个炼狱——上下班时会有可疑车辆跟踪,在女儿上幼儿园后她的隐私就被人窃取了,就连睡觉的时候都会把水果刀放在枕头上。当产妇问到“以后的孩子能不能够长大的时候”时,他已经憋了很久也没有说出任何话来。即使事实已经大白于天下,孩子已经被伤害了,报道也不能使事情回到从前。
比外在的威胁更难以克服的就是内部消耗了。几年之后有人批评他把整个乳制品行业都给搞垮了,并且导致很多工人失去了工作。报社里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同行的走廊上遇到他会迅速走开。选题很难,稿件也不好发表,再也看不到当年那种的支持和热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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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时候,简光洲就辞掉了职务,并且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了一句话,“理想死了,我要走了。”之后他就悄然退出了新闻界。外界认为他会去大学或者体制内工作。其实简光洲走的是更加艰难的道路——转行做起了生意,并带领着团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在为阿里巴巴、茅台等品牌进行公关传播方面做出了贡献。
有人嘲讽说,爆料记者成了为企业“洗地”的公关人员。但是他把这当作耳边风。有的厂商开出高薪请他为有问题的产品做宣传,都被他拒绝了,在这几年里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他对自己的原则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并没有给曾经有过不良记录的品牌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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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的是,一些以前的调查记者、打假博主变成了“打假翻车”的例子。前脚正义感满满地替公众发声,后脚就收了钱删掉了帖子,水军和自称为清流的人轮番上阵。有的媒体人用一次揭露黑幕来收割十年的流量,账号不断更换但是行为却越来越油腻。因此看来,现在的简光洲所表现出来的“低调”,反而成为了一种稀有资源。
整个行业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2011年底为止,我国仍然有334名持有新闻记者证的人员在从事采访工作。网络自媒体降低了内容门槛,新闻的真实性也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的媒体来保证了。主管机关对于敏感案件审查更加严格,深度报道受到限制,报纸公司出现亏损,纸质媒体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挤压。关于一个事实的问题花费的时间很长而且有很大的风险,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尝试的,所以敢于跳下去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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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6年的时候,技术浪潮已经越来越猛烈了,人工智能也跟着一起涌了上来,信息生产的模式变成了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一些简单的新闻和快讯稿件的价格不断下降,但是真正需要花费心思去做的调查性、原创性的文章却成了稀缺资源。媒体大厂的高管们也都表示以后要增加对原创调查、现场报道、人物专访等类型的报道的投资力度。行业的转变已经发生,但是很多人已经没有心思再去回过头来做了。
再来看一下六月份的山姆所遇到的问题,感觉很熟悉。会员店定位于高端市场,但是价格并不便宜,并且还出现了家长投诉购买到变质的泰国椰皇的情况,孩子喝后出现了腹痛的症状。深圳市的一些消费者表示,在使用山姆APP的时候买到了一些即将到期的小面包,而且这些小面包都已经开始发霉了。极速达配送送来的都是临近保质期的蔬菜、肉类以及快要过期的巧克力等食品。安全承诺与实际体验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也跟当年三鹿广告中所说的“1100项检测”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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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并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简光洲经历过许多波折之后,现在的日子对于外人而言已经很平静了:只有一家酒厂需要他去经营、照看家里人的生活以及坚守自己的立场,在不能接受的事情上绝不妥协。和那些一炮而红但是又不断重复利用自己名声的“打假大神”相比,他没有那么张扬的选择,但是更加难得。
他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头版英雄”,而成了一个普通的人,在面对家庭、理想和道德的时候也会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他的经历给新闻界留下两个例子:第一是底线是可以被带走的,并不因为处在新闻前线或者创办公司就容易;第二是英雄不必成为神祇,没有必要去夸大自己的过去,也不必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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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事故是无法挽回的,即使报道再有分量,受到伤害的人也只能自己承担后果。十八年后,当年的那一罐奶粉并不能改变受难孩子的生活状况,也使简光洲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既不因“英雄”二字而感到压抑,在现实中也不选择退缩苟安于现状,在自己所处的世界中踏踏实实地生活着。现在的“善终”已经很难实现了。
与之相反的是,在国外曾经做过深入报道的记者们大都转行成了专职作家或者去大学教书了,并且仍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影响公众舆论。但是由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以及商业化的淘金热潮,很多优秀的文字工作者不得不转行,在媒体黄金的一线退居二线,在播客、自出版等领域发展自己的事业。还有一些人回到家里或者去做公益活动,想减轻行业的压力给自己的一个休息的机会。
目前关于食品安全的话题又开始热起来了,山姆也多次受到了指责。不管调查记者是否在台前,普通的消费者对于那份“食品安全承诺”的期望都是最简单的。时代不同了,讲真话、守底线从来都不便宜,但是在中国调查新闻史中,简光洲和他的同事们已经用自己的选择把这条底线留给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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