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平叛西藏，毛主席为何指示：叛军逃亡山南或印度都不要阻拦

1959年3月17日深夜，拉萨罗布林卡夏宫外的一声枪响，打破了西藏原有的和平。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叛乱分子的裹挟下，换上便装，悄然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园林，向南逃去。

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很快做出指示，“所有叛军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还是去印度，都让他们去吧。”

收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几位指挥员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叛乱武装正在围攻拉萨，叛军主力正向山南集结，而毛主席为何要放弃追击、放虎归山呢？

可后来的历史证明，毛主席的决策十分正确，那不是退让、不是软弱，而是洞悉全局的战略远见。

叛乱前的暗流涌动

1951年，在成功签署《十七条协议》后，西藏和平解放了。

然而，平静的表面之下，旧势力的反扑从未停止。

当时西藏奉行的是农奴制度，农奴主一直将农奴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对我们解放农奴，废除农奴制的政策十分不满。

从1952年起，他们就在按照行动，蓄势制造麻烦。

他们成立了伪“人民会议”，公开要求我军撤出西藏；暗中破坏进藏物资运输线路，断绝我军的补给。

更可甚的，他们还与境外势力勾结，接受外国提供的武器装备，时刻准备与我们大干一场。

1955年后，小规模袭击事件频发，叛匪开始向拉萨方向秘密集结。

1957年，西藏方面总指挥张国华敏锐地察觉到局势的恶化，向北京报告了情况，毛主席批示道：“要准备对付全面叛乱。”

1958年，“西藏自由同盟”等反动组织公然活动，境外势力的介入越来越明显。

到了1959年3月10日，叛乱终于爆发。7000多名叛军集结拉萨，手持步枪和刀矛，向我军驻地发起猛烈进攻。

毛主席的战略指示

叛乱爆发后，毛主席迅速作出反应。

3月12日，他在审阅了西藏工委的电报后复电，明确提出了平叛的总体方针：

“方针完全正确。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

为何说被迫解决呢？

原来对于西藏的民主化改革，当时我们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并不计划在短期内解决。

加之西藏一直以来的农奴化制度，文化体制不同，改革起来比较费劲。

而结果呢？西藏上层的反动势力以为我们软弱，一直私自妄为地在行动，叛乱的发生，迫使我们不得不被迫做出应对。

同时毛主席进一步指示，针对西藏问题的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

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引诱叛军进攻。

更为关键的是，毛主席对叛军的逃亡问题也作出了明确部署：

“如果叛军进攻时，在初期不要多杀伤，更不要出击，最好使他们先得一些小胜利，使他们感到有望，才有大打一仗的可能。否则只能小打一阵，仓皇逃走。当然这样也不坏，但不如大打一仗更为有利……他们逃走时，我以为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还是去印度，让他们去。”

对于毛主席前边的指示，大家都十分理解赞同，但是最后关于叛军的问题，毛主席要求不追击，让指挥者们一头雾水。

但是如果细究之下，我们才会发现毛主席的决策，处处透着高明的战略眼光。

1、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争取最大多数

毛主席深知，西藏问题的核心不在军事，而在政治。叛军上层与广大被裹挟的民众，必须区别对待。

若强行拦截、赶尽杀绝，只会将中间势力推向对立面，给境外势力以口实，多我们不利。

反之，放其离去，既展现了我方的宽容与大度，又能让西藏人民看清谁才是真正维护和平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始终对达赖喇嘛留有余地。

叛乱期间，西藏方负责人谭冠三曾三次致信达赖，表明我们的立场。

当达赖出逃后，毛主席提出两种处置办法：

一是宣布为叛国者，悔罪后方可回来；二是宣布为被人挟持，仍希望他脱离叛众、早日回来，保留其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

北京最终选择了第二种办法，保留了达赖的公开职务直至1964年。

2、军事策略：集中力量，在境内干净解决

1959年的西藏，地形复杂、交通闭塞，高山深谷遍布全境。

若我军分兵追击逃往山南或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往印度的叛军，势必造成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甚至可能陷入无休止的拉锯战。

由此，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追剿散兵游勇上，不如集中力量收拾叛乱主力，毕其功于一役。

3、战略上的远见：清除隐患，推进改革

对于叛军，毛主席看得很长远：叛军的逃亡，实际上是一个“排毒”的过程。

那些顽固分子，留在西藏只会给西藏添乱，兴风作浪，危害百姓，那样的话还不如让他们离去，也利于我们对西藏民主的改革。

后来事实证明了那一判断的正确性。

叛乱平息后，西藏于1961年起全面实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

而那些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虽然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苟延残喘，却再也无法撼动西藏的稳定大局。

4、外交上的布局：揭露阴谋，占据道义制高点

1959年，国际局势对于我们复杂而微妙。

印度高层尼赫鲁虽然口头上承认我们对西藏的主权，却对叛乱分子采取暧昧态度，最终接纳了达赖集团。

毛主席“不阻拦”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想要这样的结果，将球踢给对方：

若强行拦截，可能引发中印边境冲突，给印度以干涉借口；若放其离去，则让印度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

果然，达赖逃往印度后，尼赫鲁为其提供庇护，印度政界和媒体大肆炒作“西藏问题”，煽动对华情绪。

但我们始终掌握着道义主动权，通过公布谭冠三与达赖的往来信件，揭露了叛乱分子的阴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

1959年3月20日，谭冠三审时度势，果断下令反击。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拉萨的武装叛乱被彻底平息。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从此西藏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百万农奴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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