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贷1640万元：一名基层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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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从2015年到2020年，李平利用自己在河南嵩县农商行何村支行工作的便利条件，以虚构贷款用途、编造虚假购销合同等方式骗取贷款1640万元。这场发生在基层农商行内部的失控持续多年，背后是一整套基层金融运行机制的失效。

　　记者|栾若曦

　　编辑|王珊

　　骗贷

　　邓勇没想到，自己身上背的“债”竟然又多了。

　　今年6月，他接到老家河南省嵩县公安局的电话。警方告诉他，他卷入的那起骗贷案件又有了新进展，需要回去补做笔录。电话里的一系列数字让他愣住了：警方说，他名下目前涉及2笔贷款、3笔担保，金额合计近400万元。可在邓勇的印象里，自己明明只帮人办过一笔贷款和一笔担保，总金额为150万。他一路从山东赶回老家，始终想不明白，多出来的贷款和担保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么大一笔钱，谁还得起啊？”

　　邓勇的债务和一个叫李平的人有关。李平和邓勇的爸爸是小学同学，关系很好，平常总是一起吃饭喝酒，算是看着邓勇长大。2015年左右，李平找到邓勇，说自己经营的昊禾食品有限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但自己在嵩县农村信用社何村分社工作，不便出面贷款，希望能用他的名义做一笔30万元的贷款，本金和利息都由李平来还，只贷一年。邓勇本想拒绝，但父亲说，李平既有体面的工作，又有实力开厂子，帮个忙没什么。

　　那时邓勇只有23岁，初一不再念书后一直在家待业，没有收入，无法提供任何流水证明，他记得自己只拿着一张身份证就跟着李平去了信用社的办公室签字，合同上写的贷款用途是“盖房用款”。“签了字，人家就说不用我管了，让我直接走吧。”大约三年后，李平又联系邓勇，说有一笔120万元的贷款担保，原来的担保人联系不上，想让邓勇“顶一下”。“太年轻不懂事，也没想那么多。”邓勇说，既然原本的担保人能被他“顶”掉，自己也很容易被其他人替换，没觉得担保人能负多大责任。

　　这次之后的两三年里，李平总是以手续补办的理由，带着信贷员来找邓勇签字，一年大约两次，不是在李平的车里，就是把邓勇接到厂里或者店里，拿着一厚摞合同文件，“有时候是几大本”，合同都折起来，手指着需要签名的地方让他签字，李平总是很着急的样子，匆匆忙忙，邓勇没时间细看，他一直以为，这些只是此前贷款需要补办的手续，从没意识到，自己签下的可能已是新的贷款和担保合同。李平的店面距离邓勇家不远，在当地算是有点小名气，红白事请客吃饭，都上他们家买饮料，邓勇平时进出看着店里生意还不错，想着还款应该没问题，也就没有什么顾虑。

　　事情从2020年左右开始急转直下。邓勇先是发现自己的微信上的零钱被封了，然后又收到法院的短信，通知被“限高”。邓勇急忙找到李平询问情况，李平说没事，只是一时周转不开，他到时候去和银行协商，把钱还上就能把邓勇从黑名单拉出来。2022年，邓勇还作为主贷人和李平一起出过庭，他在庭上看到李平和银行协商暂时不还罚息，先把本金还上。但没多久，李平就被刑事拘留了。

　　嵩县人民法院2023年12月28日下发的刑事判决书中写道，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份至2020年8月份，被告人李平以他人名义或本人实际控制的公司名义，采取虚构贷款用途、编造虚假购销合同等方式，多次在嵩县农商银行何村支行贷款，实际流入李平控制账户1640万元，这些贷款的原期限为一年或两年，但是每次贷款到期时，李平都会更换借据办理续贷，有时还会利用过桥资金“借新还旧”，长期使用贷款，最终李平犯骗取贷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

　　李平入狱后，嵩县农商行提起民事诉讼，分别起诉了骗贷案件中涉及的名义借款人、担保人和提供担保的公司，要求他们承担还款责任。邓勇注意到，其中一笔金额为120万元的贷款上，担保人上写着他的名字，主贷人是一对夫妇，丈夫患病多年行动不便，其爱人手部有残疾，是农村贫困户，邓勇此前与他们并不相识。这笔贷款包括邓勇在内有9个担保人，他给其他涉案人员，一个个电话打过去，想商量该怎么办，才发现这些人都是李平的亲戚和朋友。

　　邓勇称，李平骗取的贷款数目可能不止1640万，这与嵩县农商行起诉的时间有关，有些贷款案件已被单独审理，“一笔笔细算起来，或许能有将近两千万。”这让邓勇担心，自己这些年签过的文件里，可能还涉及其他贷款或担保，名下最终需要面对的债务，或许还不止目前警方告知的近400万元。

　　“行长”

　　沈秀芬和李平家平时有些来往，她对本刊说，李平今年53岁，父亲退休前在县里政府部门上班，母亲是家庭主妇，家中有两个姐姐，一个是农村庄稼人，一个在镇政府工作，还有一个妹妹，早年在中药厂干活，后来从厂子出来一直没上班。李平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很受宠爱，沈秀芬听他姐姐说，在李平还没有出事之前，老父亲的退休金都在他手里拿着。

　　李平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曾是嵩县农村信用社的员工，还担任过嵩县农村信用社何村分社主任。根据天眼查资料，2016年8月，嵩县农村信用社何村分社改制为嵩县农商行何村支行，李平也卸任负责人。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李平此前职务相当于嵩县农商行何村支行行长，2016年，李平的情况和内退差不多，只是没有完全退休，属于在职人员，不到单位上班，有工资，没有职务。直到2021年出事被辞退。

　　沈秀芬记得，李平身高不到一米八，皮肤黝黑，体格壮实，性格外向，爱交朋友，在小县城里也算是个“人物”，就是脾气不太好，还因为侮辱他人，被公安局行政拘留过。她说，李平一直是个脑子活泛的人，有事找别人帮忙，嘴甜，非常会说话，原来只是给领导开车的司机，后来混到了信用社主任的位置。他很有赚钱的头脑，除了有固定工作还在外面经营生意，开办过编织袋厂、砖厂、香菇厂以及做饮料的昊禾食品公司，这些公司法人都是李平的亲友挂名，由他实际经营。

　　一名了解案情的人士对本刊说，李平在接受调查时承认，大约在2015年，他经营的昊禾食品公司出现经营困难，他开始利用自己在何村支行上班的便利条件，骗取贷款，银行对担保人的收入和资产有一定的要求，他就伪造担保人的收入和资产情况，比如，有些人实际上没有工作，但在调查报告里，他们的年收入都高达数十万元，还有担保人年龄也是错的，李平还专门开设了几家没有实际经营的空壳公司，给昊禾做担保，贷款需要贷款人提供的相关手续也是他提供的，贷款人只是在材料上签字。负责办理贷款的信贷员也承认，清楚空壳公司的存在，贷款实际流向李平，没有按实际情况把关，自己只是想把李平的贷款按期续贷或者盘活，不能看着该笔贷款在支行脱贷。

　　朱静在山东省下属乡镇农商行担任客户经理，她对本刊说，不良贷款发生后，如果流程合规的话，这笔贷款对信贷员或客户经理来说没什么影响，可以尽职免责，如果调查流程被发现有瑕疵，会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处罚，一般罚款在500元到2000元之内，更多会扣3个月的绩效工资，可能要两三万块钱，甚至予以开除。

　　一位农商行从业人员告诉本刊，在一些基层银行，贷款规模长期与网点和客户经理的考核直接挂钩。这种绩效压力，也成为违规贷款发生的重要背景。朱静说，这些年贷款任务的完成变得愈发困难，一方面，四大行开展下沉业务，给出的贷款利率更低，也加大了与农商行的竞争，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商铺经营亏损，来银行贷款做生意的行为明显减少了，客户下滑得明显。2010年左右，只在网点等待商户自己上门贷款就能完成指标要求。现在业绩不好的时候，她在下班后还要花2个小时“扫街”，下乡下村挨个商户介绍贷款产品，这样任务也经常完不成，有时候领导会暗示大家选择采用“造假”的方式，找亲戚朋友来完成贷款额度。

　　长期漏洞

　　北京紫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崔壹然的团队从2022年开始跟踪金融领域的犯罪案例，他们在实务案例中发现，这些年农商行涉及违法发放贷款的案例频发。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银行业行政处罚罚单中，农村商业银行罚单数量最多，占比32.7%。违规领域中，信贷业务违规占比居首位，约占44%，主要涉及“贷款三查”不尽职，信贷资金违规流入限制性领域以及违规处置不良资产。银行业机构及工作人员涉刑案件中，也是农村银行业机构涉刑比例最高，达到66.67%，农村商业银行占比约48%，贷款业务仍是银行业刑事风险的主要领域，包括违法发放贷款，利用贷款审批受贿等。

　　崔壹然指出，这些违法放贷案件中存在一些共性：大部分案件的贷款材料都很齐全，整个审批流程乍一看没什么问题，是否涉嫌违法放贷最主要的是看贷款需求和贷款用途是否真实，这时候他们就会露出马脚，案件中的贷款用途前后不一致，例如表面是农户在贷款，实际穿透式审查资金走向发现他们都流向其他人员或企业。而且在这些案例中，“贷款三查”往往流于形式，贷前没有核实过真实收入，贷中只看材料是否齐全，贷后也没有持续跟踪用途。

　　从机构层面来看，这种风险在县域农商行体系中尤为突出。长期从事农村金融研究的郝峥告诉本刊，农商行的主要服务对象包括农户、收粮大户及小微企业，这类客户普遍缺乏规范财务报表与完整信用记录。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往往需要依赖村委核实、实地走访以及交易流水等“软信息”判断风险。一名在河南县域农商行工作13年的客户经理叶静也表示，在一些贷款调查中，工作人员需要亲自到经营场所查看库存、核实经营情况，但由于人力有限，难以对全部抵押物逐一清点，“有时候只能抽查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业务风险本身就更依赖人的判断、经验，也给违规留下了灰色空间。

　　与此同时，审批机制的结构性差异，也进一步放大了风险。郝峥注意到2024年曾披露过一起案件，江苏淮安市农村商业银行原宋集支行行长同时是贷款的调查人、审批人和管户人，“一竿子插到底”，对借款人的贷款用途、偿还能力和担保人资信等情况未严格审查，通过签订空白借据和合同等方式，违法发放贷款上千万，还编造贷款资料，冒用名义骗取百万贷款挪为己用。

　　崔壹然说，不少县域农商行有极高的独立性，不需要一层层向市行、省行以及总行上报，许多事情在内部都可以决定。郝峥说，从流程上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商行的审批链条相对更短——农商行都是由县级法人自主决策，决策链条短、审批速度更快，为的是更好地满足“三农”的急迫融资需求。直到2003年推进《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方案》后，各地节奏不一，开始成立省级联社或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

　　另外，风险的长期积累也与股权结构与外部约束不足有关。星图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对本刊说，农商行大多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清产核资和募集股本金时，股东主要来自辖内农户、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和内部职工，形成了“量大、额小、高度分散”的持股格局。一家县域农商行的股东可能多达数千人。大量小股东持股有限，缺乏监督意愿和专业能力，难以对经营管理层形成实质性约束。郝峥补充道，从外部监管的角度，如果贷款初期通过“借新还旧”、滚动续贷维持表面正常，只要资金链未断裂，贷款可长期维持正常，不触发预警，监管部门也很难发现问题。

　　自从2023年6月钱智博收到法院的传票，心里总是悬着，他和邓勇一样都是李平贷款的担保人，他还是李平的外甥女婿，他没想到，当初冲着亲戚的面子帮忙担保5万元贷款成了传票上的120万元。事情刚发生的时候，钱智博觉得“天都要塌了”，也没有心情上班，每天睁眼闭眼都是这件事，焦虑得不行，忙着上诉，家里没什么存款，这几年的生活费用加上找律师的费用，借了亲戚朋友6万多块的外债，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才重新开始打工。

　　钱智博一直很担心会被强制执行，家里老人都已经70多岁，早年还能务农，家里有5亩多地，种些小麦和玉米，卖不上钱，至少自给自足，现在年纪大了，也做不动农活。他和妻子也因为李平骗贷的事情离婚了，钱智博说，一旦他被执行，征信上变成老赖，上哪里都不好找工作，“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万一被执行，这不是家破人亡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崔壹然、薛洪言外，均为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