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再版，重思西方1960年代的文化反叛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程巍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06月01日初版书封。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程巍的专著《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六十年代与文化领导权》，纳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首度出版。该书自问世以来，广受学界和读者好评。二十年之后，《中产阶级的孩子》由三联书店再版，影响力仍旧不减当年。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六十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再版样书，程巍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1。

近日，围绕《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六十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再版，以“六十年代的文化反叛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为主题，第33期“三联学术论坛”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举行。作家、批评家李陀，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锦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梁展，中国人民大学世界文学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中心主任周铭齐聚一堂，从历史形态学、阶级分析、文化领导权理论、文学批评等多重视角展开热烈讨论。论坛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副教授魏然主持。

断裂还是延续？从历史形态学重审1960年代

梁展作为该书最早的阅读者之一，首先从理论框架层面梳理了程巍的运思过程。他指出，程巍从博士论文到正式出版历经三四年的打磨，最终形成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框架”。

梁展

梁展强调，该书的核心贡献在于拒绝将西方六十年代学生运动视为资本主义历史的断裂，而是将其置于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脉络中加以考察。他援引程巍书中的论述指出：“我不把它当作一个偶发事件，而应视为资本主义形态发展史中的一个环节。”这一视角借鉴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方法，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不断扬弃内部非本质因素的纯粹理念，通过自身的运动不断对象化，直至在历史中完全实现自己。

梁展特别指出，程巍的写作深受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影响——不是简单照搬，而是在方法论上与之对话。“如同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的分析，程巍试图揭示历史行动者动机背后真正的推动力。中产阶级大学生真诚地以为在反叛自己的父辈及其建立的制度时，竟是父辈们未尽的历史规划——夺回长期旁落于贵族的文化领导权。”

在论述文化斗争的场域时，梁展指出，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不同，两个阶级之间的文化斗争主要表现在符号象征领域。资产阶级虽然在经济、政治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但文化上仍依赖于古典文化和古典艺术为代表的封建的、贵族的、精英式的等级制文化。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试图打破这种文化等级的束缚，创造属于本阶级的文化形式。

文化领导权的代际传递与争夺

周铭

周铭借用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指出，1960年代的中产阶级孩子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我能做什么可以超越父亲”。当父辈的发迹史被视作一连串的犯罪史，孩子们试图通过离经叛道的行为破除核心家庭神话，来完成对平庸的恐惧的超越。“然而，这种反叛绝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偏离了资产阶级核心的身份。他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他们的反叛用程巍的话来说，是一场狂欢节而已。”

周铭进一步将视野扩展到帝国维度。他指出，“当他们成为中产阶级时，获益方式已经变得抽象，资本主义的剥削已经采取一种非常有距离的美学化的姿态，很大程度上转移到第三世界。”他借用“帝国怀旧”的概念指出：“殖民者在完全征服殖民地后反而会怀旧当地本土文化，以彰显帝国本身的包容——1960年代美国在丰裕社会的经济前提下，以联合国为制度体系，将自身利益塑造为全人类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帝国怀旧的体现。”

电影《戏梦巴黎》剧照，该片以1960年代末法国学运为背景

周铭在发言的最后，“程巍在书中预见到了英文系的危机，但英文系在中国从来不是单纯的贵族之学，而是与国家发展、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紧密相连，是经世济用之学。在当下，英文系的内容会面临调整，这也是这本书在当下依然可以给我们带来思想高度启发的原因。”

第三世界的底色与被遮蔽的历史

戴锦华首先坦言，该书是她非常喜爱的书，“中文的学术著作中很少有如此强烈、充裕的阅读快感”。但她随即指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前提：全球1960年代起始于1959年元旦，切·格瓦拉开着红色吉普车驶入哈瓦那的那个时刻，而1960年代终结于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故事由第三世界开始，由第三世界结束。当我们把视野集中在欧美学生运动时，实际上忽略了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是这场全球反叛运动的尾声而不是导火索。”

戴锦华指出，巴黎街头的学生高举的是切·格瓦拉的画像，口号是“嘿嘿嘿，胡志明”，穿着绿军装——第三世界的在场和第三世界的先导清晰可见。“如果把视野局限在欧美青年学生运动，看到的也许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如果放眼全球，非西方国家试图模仿西方、独立建国的历程，黑人争取权利、女性争取平权的斗争，则构成了另一重叙事——二十世纪的风云激荡大概有一个主题，叫做‘我欲为人’。”

戴锦华

中产阶级文化的裂缝与中国学术写作的突围

李陀作为程巍的多年好友，从学术史和文学批评的双重角度展开论述。他首先指出，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研究，有两本高峰式的著作值得注意：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程巍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恰好出版于贝尔著作三十年之后，可以说是对前两本著作的回应。”

李陀

在圆桌讨论中，李陀进一步呼吁学界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分析框架。“就此，程巍的贡献不在于简单地使用西方理论，更在于通过吸收借鉴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既有对黑格尔、葛兰西的吸收，又有对它们的超越和具体化。”

论坛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学者们一致认为程巍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二十年后再版，其核心洞见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同时也需要在全球视野和当下语境中不断被检验和丰富。

主持人魏然也在收尾发言中表示，1960年代的历史遗产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文化走向，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并未离场——他们换了舞台、换了表达方式、换了媒介环境，在世界各处重新登场。“如何对这些现象进行社会学、历史学而非单纯心理认知层面的分析，正是当下人文学科的必要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