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活继续，是普通人最有力的抗战 | “七七事变”89周年

战争，像一把无情的铡刀，将时间拦腰斩断，分割成战前和战争两个时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将无数人的命运瞬间推到了战争的铡刀下，金杯美酒与瓦釜残羹一并倾倒，舞台歌榭与土窑茅屋同归劫火，平头百姓在战火中辗转于死生之间，名流显贵也在烽烟中寻找栖身之地。张伯驹，这位世家贵公子，曾优游于收藏家、戏剧家、文士的三重角色，面对扑面袭来的战争，又当何去何从？

那些琐碎细节中的喜与悲，歌与哭，犹如一场梦中戏，在梦尽曲终之前，无人问谁是观众，谁又是戏中人。

世间万事换新陈， 过眼休论幻与真。 一艺有生生有灭， 后来须问后来人。

卢沟桥事变中守卫卢沟桥的中国士兵。

狂风起于飘萍之末。

1937年7月7日深夜，宛平城外的枪声响起时，十五公里外的北平城依然酣睡着，几乎没人意识到这一天会成为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直到第二天黄昏时分，劳碌一天正准备享受傍晚闲适的北平市民们，才从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高喊着“号外、号外”的报童口中，得知“日本人打卢沟桥的消息噢，宛平县开火的消息噢……”

生活依然在继续，“单看北平的街面，绝对不像是战事发生了。电车虽然早归晚出，总没有停过。卖菜的、卖西瓜的照样儿串着胡同叫卖。卖小金鱼儿的和卖花儿的，仍旧唱着音乐似的调子。”

几乎没人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毕竟，四年前，华北事变爆发时，北平人早已经受了一次考验。就像一位往返于平津两地的记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四年前“平市市民初受外兵之恐骇，逃难者至多。”——而这场武力冲突所造成的恐慌很快被证明是一场“虚惊”，塘沽协定签署，妥协退让换来的四年苟安，让许多人相信这次冲突也将像四年前一样平稳解决。就像报纸上报道的那样：“我方军政当局均极镇定，不愿事态扩大，希望立即停止战斗状态，入于外交状态”，几乎没有人会把后半句“倘对方压迫进攻不已，为正当防卫起见，不得不与周旋”当成一个不可避免的选项。因此，“今次则除少数优裕阶级外，中级以下市民，普遍有了深一层的觉悟，日军进迫无已时，大家如果不能有办法，逃到那里也是问题。所以大家索性不跑，而且对于头上的飞机也若有若无的马虎视之”。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北平城。虽然街道上堆起了沙袋，但市面上依然一切如常。

普通百姓所谓“深一层的觉悟”，更像是一种让自己信以为真的乐观希望，“人们总爱往乐观的地方想，有的幻想着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有的则认为宋哲元二十九军的大刀队一定可以打胜仗”，希望像一层滤网，将那些战事不利的消息像渣滓一样滤掉，只剩下“大胜”“收复”的乐观传言在这个危急时刻安抚着人们动荡不安的心灵，让本已历经磨难的生活可以在炮火声中左闪右躲地踉跄前行。

但总有人能从那些洋溢着乐观与希望的胜利传言中，嗅出那种不同以往的火药味——这不仅仅是日寇又一次故伎重施的擦枪走火，而是一场大战的前奏。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使他们能接触到更高层也更机密的消息，他们能探听到来自军政最高层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在冲突爆发的第三天就已经作出决断“倭寇今又反攻卢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惟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此为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这绝非东北事变，亦非华北事变，对方索取的不再是局部的利权，而是一场全面战争的开始。

张伯驹就是体察到这种危机潜流的人之一。这位名列北洋四公子之一的人物，在军政界的关系网足以让他探听到更多战事消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次日，他原本打算从北平前往天津去看望他的生父张锦芳，却发现平津铁路断绝不通，晚上八时街上即行戒严。第二天虽然情势缓和，似乎有和平的希望，但是到第三天，日军忽然向廊坊、丰台、南苑驻军发起攻击。张伯驹当天从军方得到的消息也并不乐观：“两军已经接触，谈判无结果，从此变成什么局面，真不得而知了”——眼下，他能作出的决定便是携带家眷躲进外国人开设的饭店里避难。

当他的好友提到在中法实业银行背景的北京饭店订房时，张伯驹却提出异议，“要是到饭店来躲避，不如到德国饭店”，去德国饭店避难不仅因为自己与店方熟悉，张伯驹更提出一个直接的理由：

“德日又是同盟国。离使馆界也近”。

1937年7月11日，张伯驹与家人避居德国饭店，同一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记者会上宣布，日军正在华北动员部队，准备从朝鲜和沦为日本傀儡的伪满洲国调派军队。日本关东军的一名发言人更加上他赤裸裸的威胁，宣称“我们准备诉诸最极端的措施”。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已不可避免。 1937年七月的卢沟桥事变，就像一把灼热的利刃，瞬间斩断了无数人的生活、命运，以及生命。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3日专题《过江梦：抗战中的张伯驹》的B02-B03版。

撰文｜李夏恩

开场

1937年，对张伯驹而言，原本会成为他人生大戏中最绚烂的一章。这一年他四十岁，刚刚迈入不惑之年，正站在自己事业的奇峰秀岭之上。三月四日，正是他的四十寿辰。就在这一天，他为自己策划了一场被舆论许为“此曲只应天上有”的京戏表演。北平东四隆福寺街名满京城的餐馆“福全馆”中，张伯驹以豫省募捐赈灾演出之名，便邀京城名角登台演剧。张伯驹亲自设计的绿底烫金字印制的《丛碧宴客剧目》，展现了这场演剧堂会令人咋舌的表演阵容。郭春山的《回营打围》，魏莲芳的《女起解》，王凤卿的《文昭关》，杨小楼、钱宝森的《英雄会》，熠熠生辉的名字与耳熟能详的剧目交相辉映，而张伯驹本人，也跻身于璀璨群星当中，作为演出的发起者，他将在最后的压轴大戏《空城计》中登场，在这场大戏中，戏曲界最璀璨的两颗明星余叔岩和杨小楼分别饰演王平和马谡，而张伯驹则饰演剧中主角诸葛武侯。

1937年张伯驹、杨小楼、余叔岩等合演《失街亭》的相关报道。

“电影张”是谙熟张伯驹的内行票友给他起的诨号，他的扮相台风虽然深得余叔岩的真传，但他的嗓音却让内行票友认为还是看一场无声电影更好些。但在四十岁寿辰的这场表演中，当他饰演的诸葛武侯，在四大名伶所饰各将的烘托下飘然升帐时，开场那一句“羽扇纶巾四轮车……”数句引子，“台下真疑为全场有二‘余叔岩’出现矣！”在场的戏剧记者如此描述了这场压轴大戏中张伯驹与两位名角余叔岩和杨小楼的表演：“街亭失守后，孔明于接到之三报时，神情均不相同，更有城楼上‘我本是卧龙岗…’之一段，纯为余派，最后斩谡时，王平被责与孔明对口摇板数句，为余是出之精华。马谡求孔明格外开恩时，杨之哭泣声述，尤令人动容，绝非一般净角所敢比拟也。总之全剧精彩，在正配角之齐全为空前未有。”

这是张伯驹毕生以来最得意的一曲，轰动京城的余响，直到桑榆晚景，依然让他得意不已：

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 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同样，也是在这个春天，张伯驹在北京最负盛名的古玩商郭葆昌家中，见到了曾为乾隆帝视为无上珍秘，甚至为其筑堂庋藏的“三希”之二，大名鼎鼎的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以及至今依然众说纷纭的李白墨迹《上阳台帖》。一见心喜的张伯驹立时请惠古斋柳春农居间，以二十万的价格购得三帖，并附以唐伯虎的《孟蜀宫妓图》、蒋廷锡的《瑞蔬图》与王时敏的《山水》轴。郭葆昌允许张伯驹先付六万元便可将书画带回府上，余下十四万元在一年后付竣便可。

传李白《上阳台帖》。

1937年春天的张伯驹，可谓春风得意，一如他在这年春天所作的词中描述的那样：

“酒痕诗意，梦里都不记。帽影红尘摇玉辔。马上春风如醉。 李花开后桃花，送人直到金华。但愿年年花好，不妨人在天涯。”

公子

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留影。

戏曲家、收藏家、诗人，才华、际遇与风流，宛如天赐。回顾往昔四十个春秋，他几乎没有经历过太过险峻的风雨波涛，几乎像是命运之神将礼物装在饰有珠玉的锦盒里捧到他手上的。他出生于项城张氏，是世代书香门第，九岁便有神童之目，少年诗作被人许为“英年挺出，直欲过前人”。

六岁时，他被生父张锦芳派嗣给五伯父张镇芳，绍承其后。张镇芳在清廷贵为督抚大员，主持地方新政，家中往来皆是军政要员，张镇芳更与北洋权力的核心袁世凯结为姻亲，由此在北洋一系中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

及至辛亥革命，时序进入民国时代，张镇芳所织就的权力关系网依然牢固而稳定地发挥着作用。很多年后，张伯驹依然记得自己在十八岁时第一次奉父命拜谒袁世凯时的场景。此时袁已贵为大总统，在总统府居仁堂的书案前站立着迎接他。当他上前行跪拜礼时，袁亲手将他扶掖起来，问他年岁，并嘉勉他说：“好好上学，毕了业就到府里来。回去代我问你父亲过年好。”

当张伯驹回到家时，刚刚进门，袁赐下的礼物便已送到了，“金丝猴皮褥两副，狐皮、紫羔皮衣各一袭，书籍四部，食物等四包”，刚刚受到嘉勉，又荣获如此厚礼，让年少的张伯驹受宠若惊，“时余正少年，向不服人，经此一事，英气全消，不觉受其牢笼矣”——这固然是袁世凯笼络少年俊才的老练手段，但也足以看出张伯驹性格中天真的一面。

对于那些久经宦海、谙熟世故的权力中人来说，年轻人的天真与锐气恰是他们最得力的工具，他们可以在这张天真的白纸上，或诱之以利害，或董之以权术，将他涂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在民国时代的政海波澜中浮沉，被这样的罗网捞起牢笼的年轻人不知几许，但张伯驹却最终成功地从罗网中脱身，不得不说是命运赐给他的又一件厚礼，尽管这份厚礼是以一种近乎飞来横祸的方式送到他手上的。

他的嗣父张镇芳因为参与张勋复辟而遭到逮捕审判，因叛国罪险些被判处死刑。为了救父，身为嗣子的张伯驹不得不奔走于父辈编织起的权力关系网中，尽管最终权力关说和金钱铺路的双管齐下，终于让张镇芳脱出囹圄，甚至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而张伯驹也在四省经略使曹锟麾下出任咨议这一名誉头衔，甚至还因为京畿赈灾获得了一枚二等大绶嘉禾勋章。但这些浮名虚利已然不能再让他动心——他的出身和地位早已让他见识到权力的真面目，也同时给了他拥抱还是远离它的抉择权——他可以选择像蜘蛛一样攀爬在这面权力织就的关系网中，如同他的父辈当年所作所为，但也要承担父辈所经历的风险；他也可以选择让这张关系网成为他的保护伞，让他在权力之外依然享有众人仰望的财富、荣耀以及高出常人的特权，成为一个悠游洒脱的贵公子。

张伯驹选择了后一种，他在1925年就自愿放弃了所有的军政职务，专心于自己的爱好。盐业银行董事与总稽核的身份让他握有巨额股权，年年奉送的红利足以让他维持富贵的闲散生活，盐业银行的业务还让他享有一份特殊的红利——尽管盐业银行是一座现代银行，但它也像传统当铺一样接受艺术品抵押。清代典当行业的专书《典务必要》规定，“凡分幼学须知、珠论、宝石论、论首饰、毡绒、字画书籍、布货、皮货、绸绢等九篇”，字画书籍是典当行接受的典当物品之一，盐业银行也同样承担了这项业务。清废帝溥仪就曾经委托陈宝琛的外甥刘可超将四件宫中书画质押给盐业银行。其中就包括关仝《秋山平远图》、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摹怀素书》与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四卷，张伯驹正是通过这个渠道，获得了《姚山秋霁图》与黄庭坚的《摹怀素书》。盐业银行也部分成为这位“少东家”的伸手金库，为了购进喜爱的宋元字画，张伯驹陆续向盐业银行透支总额达四十万之巨。

北宋李公麟《五马图》局部，这幅旷代名作最终还是从张伯驹手中错过，流失海外，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官宦之子，银行少东，权力与金钱的双重加持，让这位贵公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嗜好。他可以深更半夜在京剧名角余叔岩的烟榻旁从其说戏，成为独一无二的余派门外的入室弟子。也可以实现孩童时惊鸿一瞥的梦想。

那一年他七岁，第一次从项城老家来到天津这座大都市。那天刚好是端阳节，空中飘着微雨，东洋车的车把上插满了黄蓝色的野花，车篷黄色的遮油布盖住了景致与天光。他就这样直驶入下天仙茶园看戏。这是张伯驹观看的第一场京戏。台上的主角正是杨小楼。他正在表演他的压轴大戏《金钱豹》，“亮相夺叉，威风凛凛”，那一声“你且闪开了！”成了天津大街小巷一时的流行语。也让年少的张伯驹从此拨响了京剧的琴弦。

三十三年后，不惑之年的自己终于与童年时代的偶像在舞台上同台对演飙戏——这似乎是命运设计的奇巧，但更是自己精心设计的安排——也只有他的身份、地位和才华，在此时此地才能做出的安排。他不必像那些普通百姓一样，需要在生计与爱好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即使在战火逼迫着他踏上避难之途时，他依然可以从容不迫地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随身携带的“重要东西”：

“书画三卷，诗词稿一包，戏词一。”

曲未终

如果1937年的夏天没有发生那场事变，那么这场戏依然会合辙押韵地唱下去。就像京剧的剧目，同一场戏，即使是唱念做打再多的设计，也不会脱离开原本的剧本和唱词。但那声枪响，却打断了这场演出。

没有人愿意这场演出结束。即使枪炮声愈来愈近，即使头顶飞过的战机不只是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而是投下一颗颗威力恐怖的炸弹，即使拖泥带血的残兵败将越来越多地涌进城内，但北平的市民们依然愿意紧紧围着那些刚从前线下来的硬朗汉子，听他们“口沫横飞地述说他们的战场经历，怎样的一刀砍两个，怎样的将敌人的头颅削去一半”，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掩盖震耳欲聋的枪炮轰鸣。

七七事变中从战事前线撤回的受伤士兵。

1937年7月28日天明时分，张伯驹站在饭店楼顶，抬头看去，“有十三架飞机分向西方南方飞来，旋闻轰隆巨响，爆炸的声音”。

等待了近二十天的人们，一听到天空有战机轰鸣特有的“嘎嘎”声，便“飞快地跑到街心，仰起头，用一只手遮在额上，努力辨识着那个低飞的怪鸟的翅翼上是否有青天白日的标帜”，但遗憾的是，尽管他们望得眼疲，但依然看到上面是一个红点。于是“受骗、侮辱、焦灼、气急，逼得这些好心的人愤愤地低下头去，心头燃起一把火，吐着唾沫，嘟哝一些无效的怨懑话语”，但当天空中第二次响起同样的嘎嘎声时，方才怨懑的人们依然会满怀希望的抬起头来，心神不安地望向天空，颤抖着声调地说：

“该是咱们的吧。”

一位名叫汝龙的记者，在报道中如此描述北平民众对捷报的渴求。因此，当嘈杂的炮声从南郊传来时，许多人自然而然地相信，“是南方传来的，不错，很近，看样子二十九军得了手。”——人们内心渴求胜利的希望，终于被渐渐逼近的枪炮声装点成了的我军大获全胜的传言。张伯驹注意到街上的号外“如云片乱飞”，中国军队打了胜仗，日本军已败向廊坊的消息响彻大街小巷，全市都陷入一片欢欣鼓舞的情绪中。汝龙发现那张胜利的号外犹如一张符咒，“人人如中了疯魔”：

“都疯了！是的，疯了。狂笑，高喊，一片尖锐的哄笑声浪，从这个屋脊爬过那个屋脊，夹杂着炮声、枪声、机声，奏起一种无名的音乐。”

那天下午，越来越多的大胜的消息像夏日里漫天飞舞的气泡一样，在阳光下折射出炫目而迷幻的七彩炫光，“我军今晨八时半克服丰台”“进占廊坊”“收复通县”“天津大胜”，几乎人人为之手舞足蹈，意乱神迷。傍晚时分，当人们看到一大队“背着枪支，服装不整齐，有的只穿一只鞋”的二十九军将士，从永定门开进城内时，人们蜂拥而至欢迎这些“凯旋”的英雄们。围拢在这些酱紫色脸膛的汉子周围，听他们唾沫横飞地讲述战斗经历。人们近乎狂迷的热情让这些刚刚经历过生死肉搏的士兵都感到不知所措，一个有着山东口音的士兵自言自语着：

“不行了，我高兴得有点怪，我想弄把刀刺死我才痛快！”

一名二十九军士兵告诉《时代》周刊的记者，希望自己像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保卫上海那样保卫平津。

对北平的普通百姓来说，7月28日是在胜利的狂欢中结束的，鲜有人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场回光返照——张伯驹从负责南苑防务的骑兵师长郑彩庭那里得到的消息，却与之恰恰相反：

“那里打了几仗，廊坊、丰台、南苑都已丢了，赵师长、佟师长都阵亡了，我的骑兵，伤亡一半，敌人的飞机、炮火威力太大，我们士兵只仗着大刀步枪，见不着敌人的面孔就送命了。现在我的残余的骑兵，暂且撤退到天坛里面。”

待到那天晚上十点钟，郑彩庭向张伯驹和他的亲友们带来了最后的消息：

“夜间全部退去，特来与大家一见。”

但北平的市民们对此一无所知。7月29日清晨，他们依然在成群结队地等待着报童将我军“攻下丰台、廊坊以至于杨村、天津的号外送来”。但他们等来的，却是日军踏进城门的暴恶铁蹄。

许多市民直到中午时分尚不知道北平已经沦入日寇之手，一位居住在虎坊桥大街的市民吃过午饭正准备上前门买东西，却突然听到身后大皮靴的声音响成一片，回过头来，才看到“一队队日本兵，由广安门进来，正走到这里，举着太阳旗，扛着刺刀，耀武扬威，趾高气扬，有如凶神恶煞”。

日寇铁蹄踏进北平城，北平沦陷。

面对这群突如其来的凶神恶煞，她既不敢后退，也不敢快跑，只好贴着墙根缓缓而行。市面上的店铺大都闭门锁户，就在她躲藏无门时，却意外撞见了别具意味的一幕：剧院第一舞台依然开着门。

她立刻闪躲进去，场中听众寥寥，台上的戏曲如常上演，唱的是被奸人逼害的青楼花魁苏三，在历经磨难后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京剧《玉堂春》。

沦陷的当天，戏园里居然照常演戏——这一光景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似乎蕴含着某种“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麻木不仁。但对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来说，这恰恰是他们对抗侵略者的铁蹄最有力的武器。对侵略者来说，想要永久地征服一片土地，就必须彻底摧垮当地民众的心灵防线，将恐惧深深刻进百姓的脑髓里——对征服者来说，畏惧比爱戴更有利于维持它的统治，因此，侵略者会践踏民众的日常生活，将恐惧的意识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人人都在恐惧下屈膝匍匐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因此，对侵略者来说，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恰恰是一座陷入恐慌中的城市，人们对耀武扬威踏进城中的军队充满畏惧，在刺刀下战战兢兢地苟活。

一位亲历者记述了日军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屠杀来威胁民众：“日军进城，首先实行屠杀政策。有鼓贩十七人，至德胜门外购有军人皮带数根，被日军逼跪护城河岸，各刺二十刀。过两昼夜，家属趋前收尸，仍有辗转血泊中未绝气者”——这种滥杀无辜的公开处刑，正是为了散布恐惧。但事实上，侵略者努力播下的恐惧的种子，收获的却只有消极与冷漠。

日常生活，或者说是“过日子”，成了普通百姓对抗侵略者最有力的武器，就像沦陷日当天戏园里上演的京剧一样，墙外是日寇的铁蹄，墙内依然是日常生活——战时的日常生活制造出了一堵墙，让侵略者与普通人始终处于两个平行空间当中，墙外是战火的摧残与侵略者的暴虐，墙内是由乐观与希望搭建的日常生活，就像张伯驹所发现的那样，在日寇铁蹄下的北平，依然“表现着这旧都的庄严醇厚”。

这种庄严与醇厚，就像七七事变中北平百姓的乐观与狂喜一样，尽管那些所谓“凯旋”的传言，最终证明不过是希望的幻光，但人们依然愿意相信它，就像身处沦陷区的普通人依然愿意相信我们的军队最终会打回来一样。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生活必须要继续。就像一位亲历者所说的那样：

“等着吧，总有一天……”

1937年7月，一名刚从前线下来的二十九路军战士，回头看向八十九年后照片外的你我。

作者/李夏恩

编辑/罗东 王铭博

校对/翟永军 陈荻雁